西南聯大與梅貽琦日記

天下 04-28

撰文/劉檸

近出中華書局版西南聯大日記兩種——《梅貽琦西南聯大日記》和《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其實只有後者是新書，前者曾於2001年4月，由清華大學出版社出過一版，當時的書名是《梅貽琦日記（1941—1946）》。

《梅貽琦西南聯大日記》，梅貽琦著，黃延復、王小寧整理，中華書局2018年版

《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上·下），鄭天挺著，中華書局2018年版

兩種日記一簡一繁，不僅風格迥異，篇幅也相差懸殊。梅著要言不煩，只記天氣、大事、人事和應酬，家事基本只限於孩子，偶有所感，也是點到為止，並不鋪陳。而鄭著則從起床、「入校治事」到就寢，中間做過什麼，見了誰，所談話題，從時局到市井，從旅行觀感到讀書心得，面面俱到，巨細無遺。這一方面是性格使然，同時也透出身份和角色的不同：梅貽琦作為職業教育家，是西南聯大常務委員會主席，事實上的專職校長，須負責與教育部及最高領導當局的協調，還有海外事務；而鄭天挺則是聯大總務長，同時兼任文學院史學系教授和研究所導師，行政工作之餘，讀書作文授課，始終未脫學人本色。

筆者近日匆匆將兩種日記瀏覽一過，一個基本判斷是，作為學者日記，鄭著理應受到更多重視。而梅著的價值，多在純學術之外。因梅貽琦的特殊地位，其朋友圈遠不止於學術界、文化界，觸角所及，從政軍界到實業界，從國內到國際，都不乏深耕式的經營。如為確保西南聯大的教育和科研經費，梅需定期飛赴重慶。周旋於國府上下，方方面面，從黨國大佬、部長主席，到行政院長，乃至蔣委員長，都是溝通對象。其間種種公關遊說、折衝樽俎，甚至忍辱負重，可想而知。但在梅貽琦筆下，一派雲淡風輕，基本只見事由和結論，幾無交涉過程。對此，梅貽琦之子、已故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梅祖彥說：「因為先父在公開場合一向不喜歡發表議論，所以在寫日記時也不多做議論。今天我們研究這本日記，很希望知道當時針對那些困難的局面是怎樣考慮的，最後怎樣作出決定的。這方面，可惜他留給我們的太少了。」

梅貽琦作為清華掌門人，為學術自由折衝樽俎，不惜忍辱負重。圖為1848年8月16日，梅校長（中）禮送來校視察的國民黨教育部長朱家驊（左）

不過，雖說如此，梅貽琦畢竟是聯大暨清華的掌門人，對內協調北大、南開兩校，對外斡旋國府和美英等主要庚款國，其日常職務行為，哪怕只是一次閑談、一場飯局，往往也關涉風雲甚深，動輒透出時代的張力。聯大九年，梅貽琦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但要言之，竊以為犖犖大者有二，即通才教育和學術自由。

梅貽琦之執著於通才教育，與自身的出身和經歷有關。可以說，他自己就是通才教育的摹本。1889年12月29日，出生於直隸天津。祖籍為江蘇武進，遠祖曾為明初重臣，後遷徙至天津，為津門望族。梅家歷代以詩書傳家，到了梅貽琦這一輩，雖然家道已中落，但兄妹五人，「最小者亦能畢業於師範及南開大學」。梅貽琦作為首屆庚款留美生，先後畢業於伍斯特理工學院和芝加哥大學，是一名物理學者，但打小的蒙學教育，卻使他終身受益。新竹清華有位外國同事，稱他為「博聞強記的中國儒士」。據那位同事回憶：

他有一次對我們說，假如我們之中有誰背誦任何中國古典經傳有錯漏，他可以接背任何章節（He once told us that if we would repeat any line from the old Chinese classics, he could soon repeating the passage from where we left out.）。[1]

身為理工男，梅貽琦並不掩飾自己身上的文人趣味，愛杯中物，也有酒量，與清華和聯大的眾多學者同儕都有詩酒唱和之誼。據與他同期留美，在伍斯特校是同班同學兼室友的楊錫仁說，梅貽琦「暇時常背誦、深思林肯之著名講演Gettysburg Address詞」。梅是虔誠的基督徒，熟悉《聖經》。清華初期，校內有基督教青年會組織，為弘揚基督教義，並幫助學生提高英文閱讀能力，組織了很多課外查經班。學生自願參加，一些中外教師擔任指導。梅貽琦也應邀負責指導一個查經班，後成為清華大學教務長社會學家吳澤霖和心理學家潘光旦參加了他的班。據吳回憶：

聖經是用古英文譯的，梅先生不是專攻英國文學的，在輔導閱讀時不無困難。我們在閱讀時所以尚能順利理解，顯然是梅先生事前費時推敲的結果。[2]

梅貽琦（1889-1962）

通才教育是梅貽琦教育思想的核心。教育的目標，是「在共同的文化中培養具有共通理想的公民」。因此，規定大學四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課程屬於普通教育，每個學生對於人文科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三種，都應融會貫通。梅貽琦的教育理念，得到了清華管理層和多數教授的認同，直到抗戰爆發前，也與國家的教育方針相安無事。但從1938年開始，由於形勢吃緊，國府教育部認為在戰時，從經濟上已不允許開展研究生教育，因而主張在本科階段實行大規模專業培訓。為此，實行所謂「標準化」課程改革，大幅強化專業課程，加上體育、軍訓和三民主義這三門必修課，使學生課業負擔陡增，通識選修課程被削減。在這種情況下，梅貽琦直言不諱，敬告蔣介石和教育部責任者陳立夫，大學教育「重心所寄應在通而不在專」，教育部為了實用犧牲人文學科的做法是錯誤的，並要求政府允許學校執行這些規章時，享有「迴旋之自由」。[3]

當然，以梅貽琦為代表的聯大師生的訴求並沒有、也不可能被當局照單全收。畢竟，聯大的畢業文憑是要由教育部授權核發的。不過，美國歷史學者易社強（John Israel）發現，「教育部於1938和1939年大張旗鼓頒布的新規定和課程表，事後證明是可以進行協商的，於是聯大開始與教育部討價還價」。包括梅貽琦自己在內，聯大的管理高層幾乎都是國民黨員，他們最了解與國民黨博弈的遊戲規則——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非自今日始。

《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美] 易社強著，饒佳榮譯，傳記文學出版社 2010年版

梅貽琦是自由主義教育家，對學術自由問題始終念茲在茲。面對國民黨的黨化教育，聯大實際上是可以變通的，儘管校方高層幾乎是清一色的國民黨，但學術政策並未淪為政黨的附庸。甚至有些教授公開抵制入黨壓力，不惜站在對立立場，並付出代價（如聞一多）。所以1946年，馮友蘭為國立西南聯大紀念碑題寫的碑文中，所謂「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獲民主堡壘之稱號」的評價絕非過譽，因為作為聯大哲學教授、文學院長，他確實看到：「聯大還是照三校原有的傳統辦事，聯大沒有因政治的原因聘請或解聘教授，沒有因政治的原因干涉學術工作……」

但抗戰勝利後，梅貽琦的憂慮卻與日俱增，如1945年11月5日的日記中寫道：

飯後談政局及政局問題頗久，至十二點始散。余對政治無深研究，於共產主義亦無大認識，但頗懷疑；對於校局則以為應追隨蔡孑民先生兼容並包之態度，以克盡學術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謂新舊，今日之所謂左右，其在學校應均予以自由探討之機會，情況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為北大，而將來清華之為清華，正應於此注意也。

梅平時絕少在日記中流露自己的真實心境，但在抗戰結束，行將複員北上之時，顯然感到了某種時代空氣的緊張，喝酒的記錄日增。而真正令他感到震驚和悲憤的，是半年後的聞一多之死。

聞一多（1899－1946）

從輩分上說，梅貽琦是聞一多的老師、校長。在聞遭遇挫折、人生困頓之時，被梅校長請回母校，並委以中文系教授和系主任之職，且待遇優渥。聞一多一生最重要的學術工作，幾乎都是回到清華園之後的建樹。梅對聞既有知遇之恩，也知之甚深；雖寵愛有加，卻也不儘是滿意，有擔心，甚至也有過反感。如在「一二·一」運動中，梅對聞曾做過一個評價：「一多實一理想革命家，其見解、言論可以煽動，未必切實際，難免為陰謀者利用耳。」（1945年12月14日）應該說，此時還是愛護大於不滿。但到了1946年4月14日，在昆明聯大校友會上，聞一多開罵，連一向以溫柔敦厚著稱的梅貽琦臉上也掛不住了：

晚，勉仲來告開會情形，更為失望。會中由聞一多開謾罵之端，起而繼之者亦即把持該會者，對於學校大肆批評，對於教授橫加侮辱，果何居心必欲如此乎？民主自由之意義被此輩玷污矣。然學校之將來更可慮也。

朱自清也在日記中寫道：「梅校長為此震怒，欲將一多解聘，余對此表示了反對意見。」至此，梅對聞已失望透頂。

可僅三周後，在清華辛酉級（即聞一多所在的1921級）校友在巡津街42號聯歡時，聞一多也在場，梅貽琦卻欣然前往，且「談笑甚歡唱」（1946年5月5日）。足見梅確是不計前嫌的謙謙君子，「特別是對待他的學生，更是向持長者風度」。[4]

兩個月後，聞一多遇刺身亡。在7月15日的日記中，梅貽琦寫道：

日間批閱兩校公事頗忙。夕五點余潘太太忽跑入告一多被槍殺、其子重傷消息，驚愕不知所謂。蓋日來情形極不佳，此類事可能繼李後再出現，而一多近來之行動又最有招致之可能，但一旦果真實現；而察其當時情形，以多人圍擊，必欲致之於死，此何等仇恨，何等陰謀，殊使人痛惜而更為來日懼爾。

接下來的一個月，梅一直在為聞一多的後事，包括家屬撫恤和兇犯追查等事宜奔波。他甚至應邀「觀審」嫌疑犯，併當場發現了一些破綻，認為「不無可更研究者」。在8月27日的日記中，梅記下一筆：「聞一多案之兇犯二人已經定罪處決矣」。

本文作者在武大校園內聞一多塑像前留影（2016年）

易社強有一個判斷，認為「聯大學術自由的記錄在民國史上是一個例外」，在那之前和之後都沒有：

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聯大，那就是「自由」。在它存在的整整九年時間裡，說聯大是自由的，包括下列幾重含義：它是通才教育的中心，思想多元相容並包，繼承了訓練它絕大多數資深教授的大不列顛和美利堅的民主傳統。

可縱有如此「高貴」的基因，聯大的學術自由之花仍少不了鮮血的澆灌。繼「一二·一」運動四烈士（兩位聯大學生，一名中學教師和一名中學生）之後，是李（公朴）聞（一多）二公的犧牲。尤其聞一多之死，彷彿是一個隱喻：「在中國學術自由的傳統上，聯大既是其成就的高峰，又是它急劇衰落的預兆。」[5]1946年9月6日，當梅貽琦結束了西南聯大的全部使命，把清華這艘輪船駛回清華園的時候，他也許沒料到，自己和聯大同人們拚死捍衛的自由大學之夢，已成了強弩之末、明日黃花。

國立西南聯大舊址和梅貽琦塑像（溫玉晶/攝影）

《梅貽琦西南聯大日記》的意義，當然並不僅限於清華和西南聯大校史的微觀研究，而關涉到中國現代政治史、社會史和外交史等諸多領域。如對法國學者邵可侶（Jacques Reclus，1894-1984）的記述，便彌足珍貴。邵可侶是法文和歷史學者，祖輩是巴黎公社革命家，父輩也是歐洲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與包括巴金在內的中日兩國左翼知識人都有交往。邵1928年來到中國，先後在中法大學、北大和西南聯大等院校執教，弟子中有學者金克木、翻譯家葉汝璉等人。抗戰期間，邵毫無保留地站在中國人民的立場上，與中國知識人一道，抵抗日本軍國主義的暴虐。1949（或1950）年，邵被迫離開中國回法國，可獨生女卻留在了北京，乃至最終釀成了革命吞噬孩子的悲劇。中文世界中關於邵可侶的資料十分罕見，但據筆者粗略統計，梅貽琦日記中有不下五處記述，一般是邵單獨來訪，談工作，有時也會攜夫人出席社交活動，有共餐，有茶敘。如1944年8月6日，梅在日記中寫道：

晚赴黃人傑夫婦飯約，係為邵可侶夫婦結婚五周年。

兩周後的8月20日，「晚在寓請客」，邀請了包括邵可侶夫婦在內的三對伉儷和胡毅然、Mr. Groffsmith、Mr. Burke，「惟晚間無電燈，又因執事疏忽，飯菜未早備辦，臨時向小館叫來，頗覺了草，甚為抱歉」。

梅祖彥（1924—2003）

對筆者個人來說，梅貽琦日記還有一重特殊意義——即對公子梅祖彥的記述，這也是我讀這本日記的初衷。遺憾的是，關於這方面的記錄其實很有限。梅貽琦顯然不願在日記中透露過多的私生活和個人情感，這既是性格使然，也與其身份有關，用梅祖彥的話說：「事實上這些日記不是一個孤立的個人記載，它反映了抗日戰爭時期教育戰線的一個側面。」換句話說，作為「公人」的權重遠大於「私人」，這應該是梅日記的一個基本定位。但縱然如此，日記中還是有一些性情的自然流露，如喝酒、打麻將、泡溫泉等，特別是對飲酒，頗多記述，有些相當生動。梅祖彥的回憶也旁證了其父的雅好：

他喜歡喝酒，酒量很大，這可能是由於當時社交的需要，另外在閑暇時他也常與三五好友品嘗美酒。在日記中他承認自己喝酒太多，也有過自我批評，但似乎沒有什麼改變，實際上他晚年得的中風病肯定是和飲酒過多有關。

梅貽琦在家中是慈父，尤其對唯一的兒子祖彥（梅祖彥有三個姐姐和一個妹妹），付出了足夠的父愛。祖彥兒時體弱多病，每有頭疼腦熱，父必親自看護左右。平時攜子一起散步、訪友、跑警報，從打防疫針，到上小學、進聯大、加入美軍，梅貽琦記錄了孩子成長的重要節點，舔犢之情，溢於言表。梅祖彥晚年曾回憶，「雖然他對培養我們的性格和生活習慣非常認真，但他不是一位嚴父，對我們從不訓斥，而更是身教勝於言教。他的一言一行在子女眼裡成為家中的規矩與典範。」

梅貽琦全家在昆明東寺街住所前合影（1939年）。後排左起：梅貽琦、韓詠華、梅祖彤；前排左起：梅祖芬、梅祖彥、梅祖彬、梅祖杉。

祖彥只記得父親唯一一次生氣：

我上小學時開始學集郵，喜歡和姐姐們到父親的抽屜里去翻他的舊書信，找郵票。父親曾說過我們。但有一次我還是去翻找更好看的郵票，父親回來後雖然很生氣，還是很平靜地問：「上次是沒有聽見還是忘了？」我實在很想要那些郵票就說了實話，父親在我保證不再來亂翻以後，又給了我幾張郵票。[6]

梅貽琦作為教育家，雖然有強大的信仰和政治理念支撐，為了辦好清華和聯大，也曾對古今中外的教育思想與實踐做過系統的比較研究，其核心的教育理念，如戲仿《孟子》的「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亦廣為人知，但他其實從來是低調務實的實幹家，絕少發表空泛的議論。他始終抓住問題的核心，即所謂「兩個目的」：「一是研究學術，二是造就人才。」[7] 考察其一生的公共言論，大抵圍繞這個核心。

梅貽琦之為徹底的自由主義者，其知行合一，也體現在對子女人生選擇的態度上。梅祖彥在回憶父親的文章中寫道：「我在青年時期有過兩次重大抉擇，都決定了我以後的人生道路。父親對我的選擇其實並不完全同意，但為重視我的意向，最終給予默許。」第一次是1943年秋，美軍在西南聯大和一些高校徵召高年級本科生，旨在以軍事支援，配合中國遠征軍的滇西戰役。原則上，剛上大二的梅祖彥並不屬於徵調範圍，但他出於愛國熱情，硬是志願參加。梅貽琦認為當時國家形勢動蕩，「能在大學讀書機會難得，望我先把學業完成，報效國家以後盡有機會，但由於我很堅持，他即未阻攔」。梅祖彥作為軍事譯員，在美軍服務三年，耽誤了學業。不過後期，被派往美國的軍事基地工作，服役結束後，得以在美國繼續學業，1949年從父親的母校伍斯特理工學院畢業，「為這件事父親後來還算滿意」。

梅祖彥與父母合影（1952年）

梅祖彥在芝加哥（1953年）

第二次是1954年，梅祖彥決定返回大陸。當時梅貽琦在紐約暫居，一段時間與兒子住在一起。此前已有不少留美學生回到大陸，並傳來了很多「解放後」的消息，「父親知道我和一些同學也在籌劃遠行，他雖然未動聲色，但顯得出心中焦慮。後來還是重視了我自己選擇前途的意願，只在為人處世的道理上對我做了些規勸，而對我的行動卻給予了默許」。不過，他讓兒子去巴黎看望清華老校友段茂瀾，其實是希望段能說服兒子回心轉意，放棄回國的打算，但「我因為決心已定，沒有去見」。但梅祖彥斷不會想到，與父親的告別竟成了永訣：

我回到北京後不久父親即長住台灣，從那以後沒有再給我寫過信，但從母親由美國來信中知道父親得悉我回到清華母校任教後感到欣慰，對我在新環境中的適應情況很為關心。

梅祖彥在自己撰寫的各種材料中，對回國的過程曾做過一番詳盡的追憶，在此不再贅述。簡而言之，是那個時代典型的愛國知識分子的自主選擇。因當初留學時所持重慶政府頒發的護照已過期，留學簽證也已經三年未更換，梅祖彥要想離開美國，只有「偷渡」之一途，「這年冬天，我幾乎走遍了紐約第五大街上各歐洲國家駐美國的使領館去申請入境簽證，得到的答覆一律都是說我的證件不合格」。後梅祖彥發現法國領事館辦事比較馬虎，便大膽「試錯」，終於在花了20美元的手續費之後（並無任何收據），於1954年3月，得到了去法國訪問的一個月簽證。抓住這個機會，他從巴黎而瑞士，又從日內瓦，經莫斯科輾轉回到了北京。在教育部留學生招待所暫住兩個月後，被分配到母校清華大學水利系工作。

這裡還有一個插曲。梅祖彥酷愛西方古典音樂，五十年代曾在美國置辦了一套音響設備，當時屬於中等發燒級水平。回國時，把幾個大件裝在一隻鐵箱內，由海路託運回來。貨到天津新港後，海關要對這套設備徵收600元關稅，「我因在旅途中把積蓄都用完了，實在無力付稅。但打聽到如果單位來取貨，付200元關稅即可。於是經人介紹，我將這套設備送給了在天津的音樂學院（1958年遷來北京），由他們去領取。為此，他們送給了我一輛進口的英國自行車，這輛車騎了三十多年」。

筆者因工作關係，與梅祖彥先生有過一段交往，這也是我了解《梅貽琦日記》的契機。九十年代末到21世紀之初，我早年服務的一家日本綜合電機公司，曾與清華大學水利系展開過一項共同研究：公司是水力發電領域世界屈指可數的電力設備製造商，但日本國內河川水質清澄，泥沙含量極小，對水輪機轉輪材質和製造工藝的要求相對比較單純。而中國的水力發電項目，特別是黃河上的項目，因泥沙含量大，轉輪表面磨損嚴重，易引發轉輪體的氣蝕（Cavitation）問題，從而影響設備的性能和使用壽命。因此，公司在參與中國有關水電項目的競爭時，需取得中國河川的水文數據，並反映到硬體設計中。為此，我們先後與中國水科院和清華大學水利系展開了長年的技術合作，共同開發有關水電項目的模型轉輪（Model Runner），具體是由我方提供模型轉輪，然後將其安裝在清華的模擬河川泥沙環境的模型機組中經年累月運轉，定期監測設備的泥沙磨損情況，然後在設計環節予以有效應對。我的工作主要是商務性的，負責研發合同的執行和與中方的日常聯絡，包括翻譯支援等。從1997年前後，我定期拜訪中方單位，先後持續了五六年的時間。而在清華水利系，負責與我們對接的學者即是梅祖彥教授。

最初幾年，我與梅教授的交往僅限於工作聯繫。我帶公司的科學家多次去清華水利系拜訪梅教授，了解研究進展情況。梅教授清癯頎長，風度翩翩，有種老派的紳士范兒。記得水利系與熱能工程系在一座樓里，梅教授會先帶我們去泥沙實驗室，觀察模型轉輪的運轉情況，然後再去會客室正式切入會談。泥沙實驗室里有個大玻璃櫃，裡面陳列著黃河、長江上有關水電項目的各種模型轉輪。梅教授總是小心地拉開玻璃櫃，從裡面取出一隻只模型轉輪，本著實物為我們講解各種數據和磨損氣蝕狀況。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的手：他人本身就很高大，那雙捧著模型轉輪的手之大，顯然超出了他身體的比例，且骨節粗壯，看上去相當有力。我當時就在心裡嘀咕，看來與泥沙和各種金屬材料打了一輩子交道的科學家的手，大概就應該是這樣的吧。

有一次，我帶公司水電首席科學家佐藤讓之良先生，按約定時間下午兩點半去拜訪梅教授，一切順利，會談結束比較早。他看上去興緻挺高，說既然還有點時間，我帶你們參觀一下清華園吧，然後請你們在學校的餐廳吃便飯。恭敬不如從命，我們便跟著梅教授在校園裡溜達。記得他帶我們參觀了圖書館、水木清華和工字廳等地方，邊走邊講解，我很驚訝老人對校史之熟稔。在工字廳前面，他指著西邊一處院落說：「喏，我小時候就住在那兒」。我隨口驚嘆道：「難怪您對清華園竟如此熟悉。」

清華校園內的梅貽琦故居（甲所）

走了一圈之後，他帶我們來到一個小食堂。我對清華校園不大熟悉，乃至已經忘記了是哪個食堂，感覺應該是一個對外營業的餐廳。他預先訂好了包間，徑直領我們到了裡間。一台帶轉盤的大圓桌，我們三個人呈三角形落座，梅教授坐在最裡面。當時是夏天，但因為是比較正式的會談，我們都穿著西裝。一坐下，梅教授就用標準的美式英語說：「讓我們脫掉外套，放鬆一下吧」。說著，便率先脫掉西裝，掛在座椅靠背上。我們也脫掉西裝，鬆開領帶。梅教授給我們每個人斟滿啤酒，然後舉杯，祝賀雙方合作成功，工作告一段落。我們邊吃邊聊，主要就業界的技術潮流，特別是當時在中國正方興未艾的抽水蓄能技術和可變速機組控制等問題交換了意見。席間，他隔一會兒，便給我斟酒，並讓我趕快吃一點。其實那個時代，我也算是久經沙場、訓練有素的商務人員，且頗勝任自己專業領域的技術翻譯工作，練就了邊吃飯邊筆記、口譯，兩頭不誤的「硬功夫」。但梅教授的體恤還是令我內心感到溫暖。

2000年冬，我在太原出差。一天晚上，關在山西大酒店裡寫專欄，房間里的電視機習慣性地開著。記得那天偶然把遙控器撥到了《新聞聯播》，恰好在播歐美同學會成立多少周年的紀念活動，央視女主播在念了一串大人物的名字之後，說有請歐美同學會常務副會長梅祖彥先生致辭。接著，屏幕上出現了一個熟悉的面孔，白髮稀疏，面帶微笑，穿著深灰色西裝，那種溫文儒雅和西裝的格調，不大像是這個時代的人。我一邊看著電視中的老派紳士，一邊不住地思忖著「梅祖彥」的名字，似乎想起了什麼，腦子像是被瞬間重啟了。但那個時代沒有上網搜索的習慣，我還不能確定。回家後，我立馬從書齋里找出馮宗璞的幾本書，一翻之下，果然出現了若干處梅貽琦、梅祖彥和梅祖彤（梅祖彥的二姐）和馮鍾遼（馮友蘭長子、馮宗璞的胞兄、梅祖彥的發小）的名字……原來如此！聯想到梅教授帶我們參觀工字廳時，說到自己小時候的家，原來是指工字廳西南側的三棟洋房——甲、乙、丙三所中的校長宅邸甲所。

這個發現，頓時拉近了我和梅祖彥先生心理的距離。過去，我只是把共同研究當成自己的一個工作，就事論事，基本不摻入個人情感。而從那以後，這件事在我心中陡然升溫，遂開始在心裡計划下一次與梅教授的會談。不過，經過四五年的推進，事實上我們的項目已經到了收尾階段。不久，我接到梅教授的電話，說他已經從清華正式退休，一些掃尾性的工作，他會在家裡完成，希望下次會談我們能直接來家裡，並告知了他家的地址和電話。他住在三里河南沙溝小區，我知道那裡是著名的高知公寓，錢鍾書也住在那兒。但他具體住在幾號樓幾單元，我則完全忘記了，只記得好像是在頂層（四層）。

我應該先後去梅府叨擾過兩次。第一次是接到他的電話後不久，大約是2001年冬天。我和佐藤讓之良博士坐公司的乘用車過去，從東三環上長安街，木樨地下來，不一會兒就到了。我們剛要進樓門，聽到後面有自行車鈴響，由遠而近，同時似乎有人在喊我的名字——「劉先生，劉先生！」我們回頭一看，正是梅教授。他騎一輛大28車，到我們跟前猛一剎閘，一邊握手寒暄，一邊抱歉著「讓你們久等了」。原來是採購而歸，手裡還拎著裝蔬菜的塑料袋。樓里沒電梯，我們爬樓梯進了房間。很普通的公寓，內部只經過極簡的裝修，陳設也相當簡素。記得進門左手側，放著一架鋼琴，上面罩著猩紅色天鵝絨布，鋼琴上並排放著梅貽琦先生和夫人韓詠華的照片。那是我第一次見梅貽琦先生的照片，端詳良久，驚訝於這對父子的神態竟如此神似。在客廳的長沙發上落座後，一位白髮、略顯富態的女士端來熱茶，梅教授介紹說，「這是我夫人」。後來我才知道，梅夫人是著名的法語文學翻譯家劉自強女士，我讀過她翻譯的法籍華人藝術家、法蘭西學士院院士程抱一的小說《此情可待》。那天的話題也都是專業問題，確認了一些實驗參數，並大致溝通了一下後續的安排，我們便告辭了。

中間又經過幾次傳真和電話的溝通，2002年夏天，是我第二次造訪梅府。因這次是我一個人去，便預先做了一番功課，把家中關於西南聯大和梅貽琦的書翻了一遍，我記得有幾本是謝泳的民國知識人研究。但想來也是淺嘗輒止，不得要領。這次輕車熟路，直接上樓敲門。夫人好像不在家，梅教授問我喝點什麼，說有花茶、紅茶和咖啡。我說那我就不客氣了，便要了咖啡。咖啡是那時很常見的麥氏速溶咖啡，但杯盞很可愛。坐定後先說正事，我在十分鐘之內，便把該交換的文件、該交待的事項等事務性工作都了結了。然後，我主動切換到「正題」——談起了梅貽琦和西南聯大。當然，我扯出這個話頭，主要是為了聽梅教授聊。梅教授聽我說起這些與工作全然「無關」的話題，開始略有些吃驚的樣子，但很快就聊開了，我們從梅貽琦聊到了馮友蘭、聞一多到穆旦、楊振寧。中間，梅教授起身去了趟衛生間。回來時，走到鋼琴旁，凝視著父母的遺像。我也走上去，問他後來可曾見過梅貽琦先生。他搖了搖頭，苦笑道：「美國一別，就再也沒見過，連信都沒通過。直到1996年，我才得到了一次訪問台灣的機會，在他的墓前獻了一束鮮花……」

梅貽琦與夫人韓詠華（30年代）

記得我還不揣冒昧，對梅教授談起自己的「副業」，表示正在考慮「變副為主」，未來可能會辭掉現在的外企工作，專註於研究寫作。梅教授一直微笑著聽我講述，時而點點頭，但說了什麼，我卻忘記了，總之給了我一些鼓勵。臨走時，他送我兩種書：一是剛剛出版的《抽水蓄能電站百問》，雖然是一本小冊子，但作為科普讀物很實用，是彼時國內專業領域裡僅有的出版物。他給我兩冊，其中一冊，讓我轉交佐藤博士；另一種是《梅貽琦日記（1941—1946）》。他解釋說，日記不是他親自整理的，「但與我多少有點關係，裡面有我寫的文章」。我鄭重謝過，並從包里掏出我愛用的德國「Pelikan」鋼筆，遞給老人家，請他為我在日記上簽名。他再次表示，書既非自己整理，由他簽名未必合適，「那我就簽『惠存』好嗎」？我說好的。

《抽水蓄能電站百問》，梅祖彥、趙士和編著，中國電力出版社 2002年版

《梅貽琦日記（1941—1946）》及梅祖彥教授為本文作者簽贈

不知不覺，聊了總有兩個小時的樣子。告辭時，我從書包里拿出預先準備好的一個紙袋，裡面裝著剛從報攤上買來的《三聯生活周刊》和一種上海的藝術刊物，均是刊有我剛發表的「作品」的雜誌。我雙手呈上，「請梅教授批評」。現在回想起來，對自己不知深淺的唐突之舉，簡直羞愧難當。可不承想，這竟成了與梅教授的訣別——一年後，老先生就病逝了，不過我是後來才聽說的。

梅祖彥教授是科學家，主要貢獻也在專業領域。他最後的一本書《晚年隨筆》（2004年11月版），是經過家人整理，在他身後由清華大學付梓的。馮宗璞先生作序，夫人劉自強作跋。夫人在後記中寫道：

……回想起來，祖彥已實現了他一生中淡泊寧靜的旨趣。在每個認識他的人的心中，在親朋好友中，在家中，他都留下了難忘的音容笑貌。……他簡樸、整潔、任勞肯乾的精神一直是孩子們的典範。在十餘年中，他年年不畏寒暑擠公交車，從家住的城西南，前往城東北國子監的希望工程辦事處為農村的孩子捐款。他關心那些孩子，給他們寫信，了解並幫助解決他們的困難。十多年來，越來越多的孩子認識了他，給他寫信交心，還給他寄來家鄉的土產。

《晚年隨筆》，梅祖彥著，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4年版

夫人所提及的這些，是我所不知道的梅教授生活的「B面」。但憑著自己與梅教授有限的交往，我完全可以肯定，這的的確確就是真實的梅祖彥先生。進而言之，是與梅貽琦先生那一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一脈相承的「訥於言而敏於行」，質樸務實、不計得失的品質。在他們自己來說，可能是與生俱來、稀鬆平常的，並不會刻意張揚，可是在今天，卻像是貴金屬般稀缺的存在，乃至成了高貴的代名詞。

[1] 《一個時代的斯文：清華校長梅貽琦》，黃延復、鍾秀斌著，九州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23頁。

[2] 同上，43-44頁。

[3] 《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美）易社強著，饒家榮譯，傳記文學2010年4月版，109頁。

[4] 《一個時代的斯文：清華校長梅貽琦》，黃延復、鍾秀斌著，九州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260頁。

[5] 《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美）易社強著，饒家榮譯，傳記文學2010年4月版，425頁。

[6] 見梅祖彥《懷念先父梅貽琦校長》一文，收入《晚年隨筆》，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7] 見梅祖彥《西南聯大與梅貽琦校長》一文，《梅貽琦與西南聯大日記》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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