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雲江湖】民國元年，兜里沒有鏰子，天天無米之炊的臨時政府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其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占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作為一個重大的歷史節點，至今我們仍然首肯其在政治上的勝利意義，即推翻了中國兩千餘年來的封建帝制。而這種意義也是長時間來被賦予了一層又一層的神聖光環。但它的突然成功與最後的失敗，無數歷史學家，政治家百年來不斷的檢討著它的得失。在歷史研究中，就單純的革命而言，實事求是的說，只是推翻了一個王朝時代。此後還有洪憲復辟和張勳復辟都應該算是帝制社會的殘餘延續，哪怕它的時間很短。辛亥革命最終也是以失敗告終。大多數研究者在研究時偏重於政治分析，即歸咎於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對帝國主義的妥協性。但讓我們在歷史的文牘資料中重新回顧這段歷史，不由得對馬克思所說的那句話：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產生【《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有了切實的體會。用一句民間的俗話來說，真可謂一分錢憋倒英雄漢。
武昌一聲槍響，掀起了中國近代史上暴力革命的狂瀾。短短月余，革命黨人和那些早有異志、政治投機者一起，迅速擁有了中國南方的半壁江山。當革命黨人為多年的奮鬥終於取得了一次偉大的勝利之時，膨脹的雄心和亢奮的血脈讓他們不能自己。建立政權，向北討伐，建立一個全新的中國。意氣風發，何等豪邁。
很快，海浪撞擊上了礁石。而這礁石，並不是氣數已盡的滿清皇庭，亦或是各地擁兵自重，持觀望或割據態度的昔日朝廷大吏們。橫亘在熱血革命黨人面前的，讓革命浪潮一次次粉碎的，正是維繫社會運行的血液，錢！
需要多少？天文數字！其實至今並無實際測算數字，但我們僅舉一例。1911年12月16日，孫中山對鄧澤如【鄧澤如(1869-1934.12.19)，名文恩，字遠秋，號澤如，以號行。清光緒年間，以契約勞工身份到馬來西亞謀生，逐步發展成為南洋知名的實業家。1907年，鄧澤如加入同盟會，任馬來西亞分會會長。為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數次籌款，接濟軍費。1912年回國，開發礦業，1920年擔任廣州軍政府內政部礦物局局長兼廣東礦務處處長，期間為討伐袁世凱、陳炯明大力籌款。擔任過國民黨廣東支部長以及一、二、三、四屆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等職。思想上偏右，反對與中國共產黨聯合。1931年因蔣中正軟禁胡漢民，曾與四位監委聯名彈劾蔣中正。1934年因病在廣州逝世】說:「中國今日非五萬萬不能建設。」【《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544頁】而不幸的是：當時的中國國窮民困，各地庫存空虛。雖然，洋務運動曾使清廷迅速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但過度的支出，卻讓中國這個積弱的病體更為空虛。武昌首義的這年，清廷紀年為宣統三年。當年，收入296960000 兩，支出376356634 兩，虧79396634兩【《清朝文獻通考?國用六?用額》、趙爾巽《清史稿?食貨六?會計》】。應該說，清末財政收入自1900年，即光緒二十五年，收入只有區區88200000 兩【《清朝文獻通考?國用六?用額》、趙爾巽《清史稿?食貨六?會計》】在10 年中增長巨大，結果卻是財政未能盈餘，此中因由，即與各類支出規模龐大，以及各地截留朝廷稅款有關。
鄧澤如
而革命黨人在武昌發生暴動的同時，作為中國當時最大的收入部門，海關稅款，卻被列強迅速控制。時任總稅務司英國人安格聯明確指示凡革命軍佔領的口岸，海關稅款一律由總稅務司接管，一毛錢也不得交付臨時政府。安格聯下令給江漢關稅務司蘇古敦，要求將稅款設法匯入滙豐銀行我的賬內，等候事態的發展。「讓稅款跑到革命黨的庫里去不行的」【《中國海關與辛亥革命》，第8頁】。接著,他又給江海關稅務司墨賢理去信，進一步明確地提出：「我們的方針是這樣的，關稅是外債的擔保品。因此，稅務司應當向有關方面說明，為了避免外國千涉，關稅必須以總稅務司或領事團名義暫時存儲。」【《辛亥革命資料》，第72頁等】
安格聯
而此前，還是這個安格聯，卻在其一份公開的備忘錄中承認過：在革命以前，各海關稅務司只對他們協征的稅款作賬，而不經營憑單繳入代號的現金，海關銀號是由「皇帝直接簡派的地方官」監督的。【《英國藍皮書有關辛亥革命資料選輯》，（上）第153-158頁】
國家收入另一主項，鹽稅，從來都是清廷的一個重要財源。 當時 南京臨時政府雖然控制了中國最大的兩淮鹽場，但它的銷購地區分布於長江中下游，而這一帶正是戰事進行最激烈的地區。形形色色的官吏軍閥都視淮鹽為自己的錢袋子，各自強征苛重鹽稅，致使銷售渠道大多阻塞，稅收銳減。而當時被革命政府推選出來擔任兩淮鹽政總理的張謇，更是與那些控制鹽路的舊官吏各色新軍隊苦鬥，苦不堪言。鹽款最終也未能如數上繳南京臨時政府，這位張季直自己也萌生去意。【同前《英國藍皮書有關辛亥革命資料選輯》，（上）第153-158頁】。這樣，南京臨時政府想要收取兩淮鹽場的鹽稅款，以此來緩解財政困難，也成為了不可能。
張謇，字季直
一個揭竿而起卻又窮的叮噹響的『革命政府』，外交？笑話！
安格聯提出的攫取中國海關稅款的方針，其實際就是按照英國政府的旨令而提出的。不僅如此，當時各國列強紛紛與之響應。11月23日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正式向英國外交大臣提出報告說：「從中國革命運動的進展所引起的一些附屬間題中，一個已經吸引而且繼續吸引我密切注意的問題，就是處理各口岸所徵收的海關歲入，以便保存它不被挪用，供償還它所抵押的外債之用。」他還繼續說：「在一座已闢為條約口岸的城市行政管理權一旦由清政府手中轉入革命軍手中所徵收的稅款便聽任革命軍支配；這些稅款有被用來支持起義軍的政府軍事行動和滿足其他緊急需要的危險。」在朱爾典的鼓動下，外國公使團公然要求：「把全部海關歲入置於總統務司的控制之下，那些歲入不僅包括清政府已失各口岸，而且包括清政府仍然控制的口岸歲入在內」。並決定由外國在上海的各銀行組織專門機構，負責接受這些稅款【《英國藍皮書有關辛亥革命資料選輯》，（上）第46頁】。
朱爾典
起義並且已經奪取了地區領導權的革命黨人，對列強攫取中國海關稅款的行為，當然不會無視。10月22日，革命黨人在長沙起義成功的當天，就以湖南軍政府的名義照會長沙海關稅務司偉克非，宣布自即日起「所有海關、郵政局應歸本軍政府管理,所有徽章旗幟由本軍政府即日派人來更換,務希稅務司並執事等人,一概仍舊辦理,悉聽本軍政府命令施行」。【《英國藍皮書有關辛亥革命資料選輯》，（上）第187頁】
但這個照會立遭列強堅決抵制。安格聯隨及命令偉克非向湖南軍政府作出答覆：「海關收已指抵外債,為了避免與列強發生糾紛，最好暫將稅收交由總稅務司或領事團保管。」【《英國藍皮書有關辛亥革命資料選輯》，（上）第188頁】脅迫湖南軍政府放棄了接管長沙海關的打算。
英國公使朱爾典更同時急電英國駐長沙領事，指示他同海關視務司合作，「聽候海關總稅務司或領事團的命令。」聲稱：『應採用的論據是，該歲入確系各國債券持有人的財產。如果革命軍擅自挪用，可能會引起同列強的糾紛。」當時的長江沿岸，不僅有著西方列強的武裝力量，江面上還停泊著各國軍艦。雖然，革命黨人及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初始，就單方面宣布了廢除清廷與各國列強的一切不平等條約。然而，槍杆子裡面出政權，一切都是靠實力說話，革命黨人無奈只能作出了讓步。先「建議稅款有在滙豐銀行，軍政府和稅務司都不得動用。」但仍遭拒絕,後改為「將稅款存入滙豐銀行，但是要用軍政府名義，未經軍政府許可，不得擅自動用。」一樣遭到了列強的否決絕。為了迫使革命黨人屈服，列強的軍艦駛抵長沙，卸下了炮衣，黑洞洞的炮口直接對準了長沙市區，以此進行武力恫嚇。在這樣情況下，湖南軍政府被迫「同意將稅款以總稅務司名義存入滙豐銀行』。其它口岸也發生過類似的情形。如漢口和長沙一樣。
滙豐銀行上海老照片
在上海， 11月7日上海光復的第二天，朱爾典就向英國駐上海領事發出「起義軍政府不得動用任何款項，如海關稅入，它已被指定用來償還外債」。這樣以來,武昌起義後,凡是海關稅收，都無例外地被列強完全控制和攫取。所以，朱爾典十分得意地向英國政府報告說：「所有各口岸的海關歲入現已完全置於海關稅務司的控制之下，供償付和賠款之用。」12月27日安格聯在一份電報中也說：「各地革命政府都已確認自己的義務，把關稅全部匯解總稅務司賬內，清政府也把北方各口岸稅收交給稅務司管理。」
至此，一個沒有強力外交政策和外交實力的南京臨時政府最重要的財源，在西方列強的野蠻而且強硬的干涉下被生生切斷了。
如同叫花子一般，到處要錢，卻沒人給錢
而作為革命黨人精神圖騰，並被希冀於無限希望的孫中山也陷入了深深的困境。應該說，過去數十年的鬥爭，孫中山無時不為經濟問題而殫精竭慮。廣州新軍起義失敗後,孫中山給趙公壁【同盟會美洲總部紐約支部財務負責人】去信中還說:「此次事之不成,不過差五千之款」。黃花崗起義失敗後,孫中山在給謝秋的信中說:「近日省城之事告敗,其原因皆金錢之不足。」數年來十數次的武裝起義（暴動），雖然連連失敗，但花錢如流水，其中的經費有很大一部分是他在海外巧舌如簧募捐而得。而武裝起義，宣傳鼓動所需用的經費每一次都需要幾萬至數十萬之數。儘管也是數目不菲，但相比治國而言，這些數字無異無疑是大河之中一朵浪花而已。更何況長期的海外募集，他幾乎耗幹了自己的金脈和人脈，包括他的哥哥，幾乎變賣了自己所有的家產。包括他曾所在的會黨，洪門。更何況，洪門（致公堂）曾是他最大的金主，而孫文在其革命黨取得了顛覆朝廷的成功後，幾乎是立刻翻臉，撕毀了與洪門【黃三德，美洲洪門總舵主】之間的承諾。
洪門大佬，致公黨創始人黃三德
此刻，革命雖然取得了決定性的初步成功，但這個如天塌般的難題，也同時放在了孫中山的面前，並且，已經是時不我待所必須要解決的問題了。
鑒於此，面對國內急切需要他回來主持大局的呼聲，他還是踏上了歐美之旅，希圖為自己這個新生的政權，募得足夠維持的資金。
武昌起義前的5月21日，及起義成功後的10月18日，孫中山兩次赴華盛頓，希望謁見美國國務卿諾克斯（Philander C.Knox），每次均被拒絕。當時列強對起義未及時進行軍事干涉，美國標榜「嚴守中立」，實行 『關門主義』實際則採取選擇代理人伺機收拾時局平息革命的方針。隨後的10月31日，他再次致函美國人荷馬李【追隨孫中山的美國人，孫中山就任大總統後首任首席軍事顧問】稱：「如得財力支持，我絕對能控制局勢。在我們到達之前，不可能組成強有力的政府，因此貸款是必要的。」【《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跡》，第82頁】一樣空手而歸。孫中山赴巴黎、倫敦借款，但是，革命軍尚在和清朝政府對壘，勝負難明，西方的資本家此時均採取了「金融中立」政策，不肯輕易解囊。而美國金融界的喉舌《華爾街日報》在10月如此報道辛亥革命「破壞了鐵路特許權，危害了貨幣改革，干擾了貿易，威脅著美國在華僑民的生命財產」【《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21輯第62頁，里德（James Reed）：《傳教思想與美國東亞政策（1911～1915）》，哈佛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頁。】
美國前國務卿費蘭德·諾克斯
同月25日，孫中山自香港赴上海途中，曾對其日本友人山田純三郎說:「幫助搞點錢吧！」「越多越好。」「一千萬、兩千萬都可以。」這個數字雖曾驚得山田純三郎目瞪口呆，但即便有此資金，也只夠臨時政府苦撐幾日而已。
山田純三郎
當時，呼聲很高出任臨時政府財長的張謇，精於理財的他算了一筆賬，自覺無力解決這一難題。他認為：新政府的開支至少每年須有1.2億兩，每月須有1000萬兩，扣除可能得到的收入，新政府每年將短缺 8000萬兩。聲稱「下走無點金術，雖犧牲之而無裨毫末」，不肯就職【山田純三郎:《南京政府之正體》，1934年版，第3至6頁】。
一切希望只能寄托在孫中山身上。孫中山未到上海前，就傳說他挾有巨款；一到上海，被記者問到的最多的問題就是帶回了多少軍餉來支持革命軍。不料孫中山的回答卻是:「予不名一錢也，所帶回者，革命之精神耳！」【《孫中山全集》第6卷，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46頁】「革命之精神」固然可以鼓舞士氣，但是，口號畢竟是口號。它不是糧油米，不是槍彈炮。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現在「庫藏如洗」【《辛亥革命與華僑》，第14頁】孫中山不得不絞盡腦汁，日思夜想，為南京臨時政府的財政找尋辦法。（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