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勁先：著名版本目錄學家趙萬里傳略
趙萬里先生（1905—1980）是著名的版本目錄學家，曾任北京圖書館研究員兼善本特藏部主任，中國圖書館學會名譽理事，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趙萬里先生字斐雲，別署芸盦、舜盦等，浙江海寧人，1905年4月4日生於海寧嘯園。嘯園是著名陳閣老花園安瀾園的一部分，雖荒廢已久，當時仍有許多花木。在住房的屋前屋後，還有不少桃樹和十多株枇杷樹，這就培養了他對植物的濃厚興趣和深深的愛好。從上小學時起，他到處採集植物，分類分目地製作標本。江南草木茂盛，逐年積累，他能識別許多植物，能隨口說出其名稱科目。他少年時製作的植物標本，積存達數百種，後來全部贈給海寧縣中山中學（這所學校在抗戰炮火中被夷為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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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萬里先生（1905—1980）
入學以前，他在母親教導下已認識了千餘字，能背誦幾十首唐詩。七歲進海寧達才小學讀書，十分用功，成績很好。上小學時，他每天很早就去學校，這曾引起過祖父的懷疑。有一次祖父跟蹤窺視，見他到校後正從缸中取水，磨墨習字。他少年時期的作文就十分出色，老師曾在他的作文《海寧觀潮記》後，寫了長篇批語，讚揚備至。小學畢業後，以優異成績考入嘉興浙江省立第二中學，在校時用功學習，各科均列前茅，尤致力於中國文學和史學。有次在雨天的星期日，他向別人家借得一部《三國志》，高興地捧書回家，足穿釘鞋，不意滑跌一跤，左邊眉心碰破，但書卻高高舉著沒有污損。一九二一年中學畢業，考入東南大學中文系，曾從吳瞿安（梅）先生學習，研究詞曲，頗有心得。他對詞的創作愛好尤深，這期間填詞很多，在家裡常常繞著桌子邊走邊吟，反覆推敲。後來研究轉向戲曲，詞也不多作了，保留的一些作品雖是「少作」，仍可見其造詣之深。
他在學生時代，生活十分節儉，把零用錢省下來買了書，每次回家都帶回很多線裝書，到後來他的卧房幾乎成了小書庫，書的積累日多，排列也井然有序，這些書後來在抗戰時全部散失了。一九二五年到北京，拜王國維先生為師，以後在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任助教。他對王先生非常敬慕，執禮甚恭。王先生對這位高足，也是頗加青睞的。他曾臨校王先生校本《水經注》，王先生在書上題了長跋。在王先生指導下，他學習刻苦專心，此後他在學術領域中涉及的面更廣了，這時期在史學、文學、金石、戲曲、目錄版本等方面，都奠定了基礎。王先生治學態度謹嚴，實事求是，一絲不苟的作風，也使他深受薰陶。在以後幾十年學術研究工作中，他一直保持著從嚴求實的態度。他從青年時起，寫過和發表過的文章不下百餘篇，整部著作的出版卻是慎之又慎的，如《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一書，早在1936年已定稿，又經一再補充修訂，到1956年才由中國科學院考古所列入考古學專刊出版。他早年發表的論文，以《述彔方二字義》（《國學叢刊》第一卷第二期1923年8月）和《唐寫本文心雕龍殘卷校記》（《清華學報》三卷一號，1926年6月）兩篇為較早。
1927年王先生自沉於昆明湖，當時他悲痛異常。這不僅是出於師生之誼的沉痛哀悼，更因為王先生的逝世實在是中國學術界的重大損失。他編寫了《王靜安先生著作目錄》（《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二卷五號，1927年4月）、《王觀堂先生校本批本目錄》（《國學月報》專號，二卷八、九、十號合刊，1927年10月）、《王靜安先生年譜》（《國學論叢》一卷三期，1928年4月）。同時編輯王先生著作成《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1928年出版。以後他離開清華國學研究院，到北京圖書館的前身北海圖書館工作，任中文採訪組組長和善本考訂組組長，在北京圖書館工作長達五十多年，解放前歷任該館編纂委員、購書委員會委員、善本部主任；建國後任研究員兼善本特藏部主任。他到圖書館時，善本部主任是徐森玉先生。徐老是當代有名的版本學家、文物鑒定家，學識淵博，對金石、書畫、目錄、版本，以至陶瓷，無不精通。工作中他受徐老的指導，影響很大，加上北京圖書館豐富的善本書藏，逐日沉浸於宋元舊刻、名校精抄之間，取得了寶貴的實踐經驗。他以過人的理解能力和記憶力，加之原來的治學基礎，因此在版本學、目錄學、校勘學方面，有更深的造詣。當時著名的藏書家傅增湘、周叔弢、張允亮諸前輩，也都是研究版本目錄學的行家，由於對古籍有共同的真知篤好，他與他們處於師友之間，互相切磋，把版本鑒定推向新的水平。
從1929年到1949年，他在圖書館工作之外，兼任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約研究員和通訊研究員，同時任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和文獻館專門委員。這期間還在北京幾所大學中教課，歷任講師、副教授和教授等職。1929年他開始在北京大學教課，當時年僅二十四歲。從1929年至1937年，1945年至1950年，先後在北京大學任教。1933年至1937年在清華大學任教，1933年至1951年在輔仁大學任教。1942年至1945年在中國大學任教。他在上述各大學講授中國史料目錄學、目錄學、校勘學、版本學、中國雕板史、中國戲曲史、中國俗文學、詞史等課程。
在北京大學史學系任副教授時留影（1931）
在繁忙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中，他仍將圖書館工作視為自己的主要工作，對館藏古籍善本進行整理編目，編出《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四卷，1933年刻版印行。同時開展了《永樂大典》研究工作。乾隆年間纂修《四庫全書》時，採納朱筠建議，從《永樂大典》中輯出許多早已失傳的珍貴資料。現有《永樂大典》雖僅存當時的百分之二、三，其中仍有許多資料是值得繼續發掘的。他深知這項工作的意義和分量，一方面想方設法捜集國內外現存的《永樂大典》，或收購，或傳抄，或通過館際交換，徵求攝影本縮微複製。從解放前到建國後幾十年中，現存《永樂大典》的絕大多數以各種不同形式的本子，入藏於北京圖書館（1961年中華書局影印《永樂大典》，這批《大典》資料，全部都用上了）。另一方面，從三十年代起，在他的倡導下，開始編製《永樂大典》引用書卡片索引，從而開展「輯佚」工作，先後編成《校輯宋金元人詞》、《元一統志》、《析律志》和其他待整編方誌、文集多種。
1928年以後，他負責編輯《北平圖書館館刊》，從1933年9月起編輯《大公報·圖書副刊》，除組織稿件外，自己也經常寫些古書題識和書評等文章。
1948年北京解放前夕，國民黨當局蓄謀將北圖珍藏古籍善本盜運走。他為此日夜不安，竭盡心力，設法拖延，終於使國民黨當局這一圖謀未能得逞。1949年北京解放不久，華北人民政府將八路軍戰士搶救下來的山西趙城縣廣勝寺所藏金刻藏經四千三百多卷，送到北京，移交北京圖書館保藏。他對此極為感動，親自撰寫說明，舉辦「趙城金藏」展覽，宣揚黨和人民政府重視文化遺產、積極保護文物的政策和精神。他多方設法，從延請技藝精湛的裝裱工，到訪求裝裱必需的綿紙，為做好《趙城藏》的裝裱整修工作採取種種具體措施，使這部藏經，得以裝修復原，延年長存。建國後，他喜見祖國新生，精神振奮，努力學習，要求進步。對當時政務院公布的保護文物和禁止珍貴文物圖書出口辦法，積極擁護。以後在文化部文物局領導下，協助鄭振鐸、王冶秋等領導同志，對各地圖書文物的調查、保護和收集、鑒定做了許多工作。如1950年在董必武同志領導下，曾參加華東工作團工作。1963年有位流寓澳門的藏書家，要將他的藏書出售，當時國外覬覦者甚多。文化部得知此訊，立即請他前去鑒定，將這批書及時購回，其中宋刻本八種、元刻本十五種、黃丕烈校跋書八種，還有鮑廷博、陳鱣校本和明銅活字印本，使這樣一批珍本免於流佚國外。經他調查並鑒定由港澳收回的珍本古籍，還有好幾批。另外，他還盡心竭力或自己出面，或協助館內同志，徵集到許多珍本書和名家手稿，如王國維、梁啟超、吳晗等人的手稿，吳梅收藏並校跋的古典戲曲等等。
今國家圖書館四大專藏之一《趙城金藏》
1959年值建國十周年大慶，他主持編定《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將建國以來新入藏大量善本古籍，也包括少部分抗戰以後至建國前入藏善本，編成書目八冊，由中華書局出版。同時主編《中國版刻圖錄》，以圖版形式，按版刻時代及雕版地區編排，系統地介紹我國雕版印刷的起源和發展，由文物出版社精印出版。以這兩部書作為建國十周年的獻禮。
1964年他被選為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工作更加努力，他對北圖的善本書藏，看作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寶庫的一個重要部分，從每一部書的整理編目，以至登記、入庫、排架，都親自參與。他對善本的裝修，親自過問並加指點，提出「整舊如舊」原則，力促精益求精。而這一原則，是根據歷代書籍裝修實例、裝修的傳統技術提出的。他對圖書館事業的熱愛，一方面現表在對於書籍的關心備至，一方面著重在專業人員的培養，期望後繼有人。從五十年代中期開始，他在館內給同志們開課，以目錄學為主，先後講過史料目錄學和集部的目錄學，系統地講述歷代的史學著作，不同體裁的史書，並結合版本知識，介紹各種史書的版刻源流，現存版本的優劣等等。集部目錄學的講授，大致也是如此。原計劃從1966年起，講授經部目錄學，因文化大革命開始而中止。
十年浩劫中，他受「四人幫」的殘酷迫害，以致長期卧病在床。1980年6月，終因病重逝世，享年七十五歲。
《趙萬里先生紀念文集》，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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