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問《論詩三十首》的美學理想探析
清代學者章學誠論及北宋以後南宋與金對峙局面時曾說：「當日程學盛行於南，蘇學盛於北。」（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五第九條）程學指理學，由楊時、尹敦傳入南宋，朱熹後來將其發揚光大，形成了後來影響巨大的程朱學派。蘇學指詩、文，它經由金朝著名的文學家如蔡松年，趙秉文等繼承和傳播，形成了一個文學傳統。正是在金朝這樣的文化傳統的熏染下，有著鮮卑豪放血統的元好問，又受北方雄健民風的影響，其「詩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放邁往之氣。文宗韓歐，正大明達而無奇纖晦澀語。」（徐世隆《遺山新生集序》）「上薄風雅，中規李杜，粹然一出於正。」（郝經《遺 山 先生墓銘》）同時，元好問又形成了自己的詩學理論。在二十八歲時，他作《論詩三十首》。受東方審美意識特有的古樸性、神秘性和感悟性影響，這些詩論體現著中國古代文論所具的民族特色：一是著眼於文學作品對讀者產生的直接效果。再者，受人物評品的影響，它們不是出於理智的分析批判而是出於直觀想像；不是藉助於抽象的概括而是訴諸具體的形象。就以詩論詩的形式而言，元好問效法杜甫。杜甫曾作《戲為六絕句》，為其濫觴。元好問的《論詩三十首》的規模較杜擴展了五倍，其範圍上至漢魏，下迄唐宋，著名的詩人多有涉獵，且三十絕句有機排列，自稱機杼，比喻貼切，形象生動，語言雅暢。就其詩論所體現的美學理想而言，其詩美的綱領在「真」、在「天然」。這種美學理想源於元好問的庄佛思想。
道家推崇「道」，認為道先天地而生，無所不在，無時不在。天地間萬物榮枯，眾生生息，無不以道為轉移。道，只任萬物依照自己天然的本性而生而滅，此即為「無為」。人若為著某種執著而干擾客觀物體，必然破壞客體天然的個性，同時也相應的使自己受累而破壞主體天然的個性，此即「有為」。莊子的齊物論主張齊一自由，追求天然美或「真」，認為，道之所在即美之所在，得道之人便是最自由的人，便是美。「真者，所以受於天地，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莊子·漁父》）所以，「真」就是得道之人的真誠的天然本性的自然流露，是天然自由情態處於「無為」而不受任何損傷情況下的真實外現。元好問由此而受啟發。
此外，莊子還借庖丁之口指出：「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元好問據此生髮，「詩學亦有之，子美夔州以後，白樂天香山之後，東坡海南以後皆不煩繩削而自合，非近於道乎」，認為，詩歌創作時，既要吟詠情性又須排除主觀隨意性，要求真實情性的自然流露，同時要符合詩歌這種特殊的表現形式，不受準繩規矩的束縛而自由地表現。
元好問在詩論中構建起他的「真」與「天然」的美學理想。三十首詩中「真」字屢屢出現，這是他論詩的出發點，既追求詩歌內容的真實，又追求表現手法即藝術形式的自然。
「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要求作家本人表現其天然率真的思想感情。「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強調情感流露的自然無偽飾。表現真實和真實表現是「真」的第一層含義。
「眼處心生句字神，暗中摸索總非真。」元好問認為於「眼處」之外界所得，首先應是客觀景物之真。其次是由此真景所激發出來的真情。主體的真由客體的真激發而生，兩真又自然渾融，這樣方能得出「圖畫臨出秦川景」，才能「句自神」。正如查慎行所評：「見得真，方道得出。」（《十二種詩評》）「真」又包有主體自然真性與客體固有天然不期而遇自然融合的含義。
「真書今人不入眼，兒輩從教鬼畫符。」「真書」即正楷，比之詩，則是孔子提倡的「思無邪」說。這裡，他有兩重意義：一是內容上的「正」，儒家之詩教。二是表現手法的「正」擯棄「鬼畫符」的險怪詩風。
「真」還有精純之義。「古雅難將子美親，精純全失義山真。」這裡他批評了黃庭堅「失義山之真，未得其精純。」（郭紹虞《中國歷代文論選》225頁）
元好問既提出了「真」與「自然」的美學理想，同時，較前代文論家更高明處，他又指出了達到這一目標的「坦途」。
首先是「心聲只要穿心了，布穀瀾翻可是難。」固守天然真誠。追求「心聲」的真誠，一方面要求創作主體提高自身的修養；一方面要接觸生活實踐。詩人篤於高尚的情操則會如陶淵明一樣「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保守其本性，就會「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要避免「暗中摸索總非真」，就應走進生活接觸社會，放棄「傳語閉門陳正字」的做法，那樣只會「可憐無補費精神」，就應該「親到長安」，身臨真山真水，這樣才能「畫圖臨出秦川景」。此外，作家「心聲」既是一己之心聲，同時，又非一己之心聲，其心聲應折射出時代的某一個側面，既顯示詩人的個性同時又帶有時代的色彩，反映出蘊涵著的多層次的時代情緒。
其次，「金入洪爐不厭頻，精真哪計受纖塵。」元好問在《陶然集詩序》中曾說：「文字以來，詩為難；魏晉以來，復古為難；唐以來，合規矩準繩尤難。……詩之目既廣，而詩評、詩品、詩說、詩式亦不可勝讀。大概以脫棄凡近，澡雪塵翳，驅駕聲勢，破碎陣敵，囚鎖怪變，軒豁幽秘，籠絡今古，移奪造化之工…..」這裡，他主張首先要澡雪主體情操，因為「風格即人」，譏諷了「文」與「人」乖離的「安仁拜路塵」。同時他又強調「冶煉」。這也源於其庄佛思想，莊子在《莊子?.大宗師》中說，要得道而自由須經過「損之又損」，「譴之又譴」。莊子稱之為「爐捶」。元好問由此啟發，提出以「修辭立其誠」為原則，磨鍊雕琢，達到既古雅天然，又符合規矩準繩而不見痕迹的境界。
最後，元好問主張擯棄「藩籬」，不主一途，不尊一家，不單追求一種風格，不拘泥於某一種體制。他在論詩時，表現出集大成的風度和氣派，既主張慷慨悲壯的建安風骨又不廢淡泊自然的阮籍陶潛；既批評「溫李新聲」「風雲少」同時又看到了「義山真」的一面；既肯定了蘇軾的縱橫之奇波詭雲譎，又指出了蘇詩「百態新」帶來得負面影響。元好問反對門戶之見，在前人創下的高峰面前，反對「窘步相仍死不前」，使得「俯仰隨人亦可憐」，相反，應視前人為可超越的敵手。不敢越雷池半步，拘泥一家之法，只作「江西社裡人」，詩歌會走向沒滅的死胡同。
元好問，以其《論詩三十首》，既樹立了「真」與「天然」的美學理想，又，指出達到此目標的「坦途」，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所繼承有所創造，形成自己的理論體系，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重要地位，同時，也使得百代而下，人們仍受其惠澤不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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