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二戰侵略罪行，為何日本最大戰犯竟遭縱放？

當1945年中國迎來慘烈的抗日戰爭勝利後，開始與同盟國一道搜捕與起訴日本戰犯。其中參與1937年南京大屠殺的日本乙級戰犯谷壽夫，於南京審判侵華日軍戰犯軍事法庭上受審。谷壽夫遭捕後極力狡辯，堅稱「我部是有文化有教養的軍人。兩軍對壘造成的傷亡不可避免。至於百姓傷亡，可能是別的部隊的士兵乾的」，同時偽稱南京中華門一帶的居民早已於日軍抵達前逃光，想撇清屠殺罪責，甚至在遭判決有罪後還想上訴。但在如山鐵證前，谷壽夫最終仍於1947年4月26日被捕至南京雨花台槍決，結束其罪惡的生命。

早於1942年戰爭結束以前，同盟國就已著手搜集戰爭罪證，預備於戰後追究軸心國責任，中國外交部也同步展開相關工作，並於1944年2月由行政院核定成立「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迨抗戰勝利後，除了同盟國主持的東京大審判之外，中國自1945年12月起也在境內的南京、漢口、上海、廣州、濟南、瀋陽、太原、北平、徐州、台北等十個城市設立戰犯審判法庭，負責審理乙級與丙級戰犯。國民政府隨後公布《戰爭罪犯處理辦法》、《戰爭罪犯審判辦法》、《戰爭罪犯審判辦法施行細則》作為審理依據，並向盟軍遞交戰犯名單。然而，作為發動侵華戰爭的主要人物─日本裕仁天皇與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卻在國民政府與美國的私心之下被縱放，這不能不說是最大的錯誤，同時也令日本在戰後無法與受害最深的中國、韓國一同對戰爭持譴責批判的態度，反省自身罪責，使歷史問題始終橫亘在中日、韓日之間，成為彼此正常交往的阻礙，也讓日本國內的極右翼勢力仍不時想開脫二戰罪責，致使受害者極度憤慨。

原本在國民政府與美國的構想內，裕仁天皇是罪無可逭的「頭號戰犯」。根據國民政府外交部機密檔案，1945年6月軍令部第二廳第一處製作的《侵戰以來敵國主要罪犯調查表》，裕仁天皇就赫然列於首位，罪行欄上直接標註「侵戰罪魁」。美國也於同年11月的參謀聯席會議上，敦促駐日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儘快搜集罪證，表明日本天皇不能豁免。顯然，裕仁天皇的戰犯定位是中美共同認證，並非中國的一家之言。

但是麥克阿瑟考慮到保留天皇有助於重建日本，加上為了抵制主張審判日本天皇的蘇聯，竟回答「把他毀滅，這個國家將瓦解」，聲稱廢除天皇會使日本大分裂，反而要耗費百萬軍隊來維持秩序。還有駐日盟軍總部的將領私下向日本海軍大臣米內光政透露如何抵制蘇聯等國：「最好的方法是日方能夠證明天皇沒有任何罪過，為此最近要開始的裁判（指東京大審判）是最好的機會，特別是在該項裁判，能使東條（英機）負起全部的責任」，打算將全部的戰爭罪責全推給首相東條英機一肩扛起，也極力避免裕仁天皇出席法庭擔任證人，就是想讓日本天皇參與過侵略戰爭的痕迹全抹得一乾二凈。

而中國方面，由於蔣介石自開羅會議時，便提議日本國體由「日本新進的覺悟分子來解決」，不謀求直接廢除天皇制。加上蔣介石發現英美與蘇聯私訂《雅爾塔密約》出賣中國權益後，對付可能滲透東北和新疆的蘇聯、以及準備爭奪日軍受降的共產黨，反而成為當務之急。加上察覺美國對日懲處和求償的態度隨著制衡蘇聯而不再積極，中國也無力與之爭執，因此國民政府不僅不再追究裕仁天皇，甚至提交的戰犯名單也集中於進行特務活動、殺戮軍民的日本軍官，如策動九一八事變的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本庄繁等人，但主導侵華的日本政府高官便多未列入。

蔣介石本人在廣播演說《抗戰勝利告全國軍民及全世界人士書》提及的「不念舊惡」，也被引申為「以德報怨」的對日寬大方針，藉以爭取在華日軍和戰後日本政府的合作。1946年10月，國民政府國防部第二廳於戰犯處理委員會上，甚至決議「對日應高瞻遠矚，處理戰犯宜從大處著眼，不必計較小節，並迅速結束戰犯處理業務」，還指示若東京審判里有與中國相關的戰犯，也暫時不要求引渡。而更惹人非議的還有這條：「對於此次受降，日軍負責執行命令之盡職人員而有戰罪者之處理，俟東京戰犯審判告一段落後，再行決定」，無非是替在役日本軍官的脫罪提供最佳借口。

這樣的對日處置原則，使得遭國民政府判罪的日本戰犯人數比其餘盟國少。根據統計，至1949年初，中國10所軍事法庭拘留的日本戰犯僅2,000多人，判處死刑的才145名，只佔盟國處死的日本乙級戰犯總數六分之一左右；有期與無期徒刑者300名，餘下戰犯不是沒被起訴、就是被宣告無罪、或直接遣送回日本。對比日本殘殺的大量中國生靈，這樣的判決人數和結果，實在太過稀少、太過輕微，更無法令日本政府與軍方有深切的悔悟。

尤其是被上海《大公報》指為「中國戰區天字第一號戰犯，就是不要審問，也可以判處極刑」的岡村寧次，竟遭蔣介石授意免罪。作為日本侵華陸軍總司令官的岡村寧次，起初在日本戰敗之際還倨傲不已，面對中國陸軍副參謀長冷欣進駐南京命其投降的要求，竟以冷欣軍階沒自己高為由拒絕，要冷欣自己來見他。同時，岡村寧次又狡猾地向蔣介石宣稱還沒接到天皇詔令，如果接令的話只會向蔣介石繳械。這讓擔心中共捷足先登受降的蔣介石頓時安心不已。

此外，何應欽、陳誠、白崇禧等人也極力維護配合國府的岡村寧次，何應欽於1945年9月稱：「現在我國境內尚有日軍一百零九萬人，如驟將岡村列入罪犯公開發表，對於繳械事宜恐有影響也」。陳誠也於1946年7月請求蔣介石道：「岡村寧次實能格遵中央命令，貫徹統帥意旨，令飭日軍拒絕奸匪接收繳械，堅守防地，確保各地交通線路，國軍得以順利接收。其後對於日本官兵善後一切處置，均能服膺命令，秉承我方意旨辦理，頗著成績。權衡功罪，似可從寬予以審處，以示恩信。」蔣介石因此指示寬待岡村寧次，甚至面對東京盟軍總部傳來解送岡村寧次返日受審的要求，也設法以岡村寧次健康不佳為由推託。但實際上岡村寧次關押在上海時健康無虞，對自身罪責更是毫無悔意。當出席審判時，岡村甚至叫囂裕仁天皇、東條英機、近衛文麿等領導階層皆非侵華主謀，戰爭只是少數軍人（軍部）所發動，跟自己更是毫無關聯。最後在蔣介石的密令下，負責審判的法官石美瑜不得不宣告岡村寧次無罪釋放。

這樣的判決結果不僅舉國嘩然，連岡村寧次自己也很詫異，回憶稱：「對我的判決，軍方以外各方面有的主張判無期徒刑，石審判長曾擬判徒刑7年，我自己也希望如此判處。實際上由於種種條件即使服刑也等於零，但做做表面文章也好」，沒想到國民政府連表面文章也不做。蔣介石和閻錫山甚至吸收岡村寧次為國共內戰的助手，命其私下召集日本退役軍人組成以富田直亮為首的顧問團「白團」，負責訓練國軍反共。比起多年抗日造成的慘重損失，國民黨更在乎戰後中共不斷擴大軍隊和解放區所帶來的威脅，因此岡村寧次的罪責就在如此私心下遭縱放，國民政府也由此大失民心，種下日後潰敗的根由。

至於日本自己面對美國和國民政府的「寬宏大量」又是如何看待呢？從日本最初為了避免盟軍危及天皇制度所做的舉措，可略見端倪。當時日本打算自行先處置一批高官作為應付之用，然而裕仁天皇卻稱「雖然這些人被盟國認定為是戰犯，從帝國的觀點來看，他們是忠誠的臣民」，顯見日本根本沒意識到發動戰爭的錯誤，也不可能自行清除罪責。1945年10月，日本新任首相幣原喜重郎甚至向記者聲稱「國民政府對中日戰爭亦應負責，因其不能阻止反日事件之發生」，更是完全沒承認侵略的惡劣表現。尤其是裕仁天皇被豁免後，其餘受審的日本官兵更是被日本社會視為天皇的替罪羊，自然不會有任何反省之意。

被保全的日本天皇，加上其他恣行侵略的高官、一個接一個在美國的保護下減刑和復出政壇後，日本的不平心理反而日趨憤懣，認為自己不過是受戰勝國欺凌的戰敗國，發動侵華戰爭，和歐美自工業革命以來的帝國主義殖民行為相比，也無任何特殊性，憑什麼要不停道歉？因此和德國相較，日本政府至今都不肯徹底承認二戰罪行與賠償問題，甚至不時想美化慰安婦，或指控南京大屠殺純屬「虛構」。而這一切的根源，都來自美國與國民政府反共反蘇的盤算，沒在最適當的時刻徹底清除日本戰爭結構與罪責，只想援引日本為己用，致使日本部分歷史教科書都未得到糾偏。因此若要清算日本二戰的罪惡，除了針對日本右翼分子之外，輕縱戰犯的美國與國民黨政府也難逃干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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