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越甚囂塵上，我們對世界主義越要大聲疾呼
在全球化飽受質疑的今天，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曾被排斥的價值標準重新回到了人們的視野，而世界主義似乎成為了攻擊的靶心。民主主義和世界主義是對立的嗎？世界主義的理想是否真的不切實際？作為一種古老的社會理想，在世界主義正飽受爭議的今天，我們有必要追溯它的源起，重新審視它的價值。美國《外交事務》雜誌2019年3/4月刊發表了紐約大學哲學教授誇梅·阿皮亞（Kwame Appiah）的文章《其他地方的重要性：捍衛世界主義》（The Importance of Elsewhere：In Defense of Cosmopolitanism），對此進行了深入分析。
原文 ：《今天我們更需要世界主義》
編譯 |熊一舟
圖片 |網路
我們都是世界的公民
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一詞誕生於公元前4世紀，當時憤世嫉俗的提奧奇尼斯（他來自黑海沿岸講希臘語的城市辛諾普）第一次聲稱自己是「科斯莫波利斯」人（Kosmopolitês）。這個詞似乎是他自己新造的詞。提奧奇尼斯喜歡挑戰他那個時代的常識，而「科斯莫波利斯」（Kosmopolitês）一詞本身就是一個悖論：「politês」的意思是古希臘自治城邦的成年男性公民，而「kosmo」的意思則是整個宇宙。
對任何與提奧奇尼斯同時代的人來說，很明顯，你不可能像屬於雅典這樣的城市那樣屬於宇宙。那個時代的雅典有大約3萬名成年自由男性公民（總人口約為10萬）。就像半個多世紀前媒體理論家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創造出了「地球村」（global village）這個詞一樣，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矛盾。村莊意味著小，全球意味著大。世界主義把一些微小而熟悉的東西投射到一個陌生人的巨大世界中。
儘管如此，這一矛盾的表述在全球範圍內卻具有非凡的吸引力。保守的民粹主義在歐洲可能呈上升趨勢，但2016年的一項由英國廣播公司進行的研究表明，在參加民意調查的人中，近四分之三的中國人和奈及利亞人、超過一半的巴西人、加拿大人和迦納人表示，他們認為自己是「全球公民」勝於「本國公民」。甚至五分之二的美國人也有同樣的感受。
然而，這種身份的概念有一些誤導。英國廣播公司的民意調查預先假定，人們必須權衡對全球或地方的忠誠度的區別，將二者置於互不相容的競爭地位。這似乎是一種錯誤的思考方式。畢竟，像數百萬人一樣，我是至少三個政治實體的投票者：紐約市、紐約州和美國。如果有人問我更專註於哪一個，我會很難回答。如果把我作為世界公民的比喻也加到名單上，我也會感到同樣的困惑。因為公民身份是一種認同，它的吸引力，就像所有的身份一樣，隨著環境和問題的不同而不同。在市長選舉期間，最重要的是我是個紐約人；在參議院選舉中，城市、州和國家對我來說都很重要。在總統選舉中，我也發現自己既是美國公民，又是世界公民。我們面臨的許多最嚴重的問題——從氣候變化到流行病——完全超越了國家邊界。
一個愛國者會在某些時刻對地球的命運產生強烈的感情，就像他可以對一座城市的前景產生強烈的感情一樣。管理好多重公民身份是每個人都必須做的事情：如果人們能夠對一個城市和一個國家懷有忠誠，而既然城市和國家之間的利益可能會出現分歧，那麼為什麼說效忠於更廣泛的世界就會令人困惑呢？我的父親喬·阿皮亞（Joe Appiah）是迦納的獨立領袖，他的自傳名為《一位非洲愛國者的自傳》。他告訴他的孩子們，我們應該永遠記住，我們是世界的公民。
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相容
德國知識歷史學家弗里德里希·梅內克（Friedrich Meinecke）在他1907年出版的《世界主義與民族國家》一書中探討了世界主義觀點的現代哲學淵源。通過仔細閱讀從啟蒙運動到19世紀晚期的德國知識分子的著作，他展示了德國民族主義的崛起是如何與某種形式的世界主義緊密交織在一起的。18世紀晚期，約翰·戈特弗里德·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和其他世界主義思想家開始設想建立一個德語國家，將數十個獨立國家中講德語的人民聚集在一起，組成一個基於共同文化、共同語言和共同民族精神的聯盟。
現代德國花了一個世紀才實現這一願景。1871年，一位普魯士君主達成了二十多個聯邦王國、公國和獨立城市的統一。但是，正如梅內克所表明的，這一成就背後的思想家們對其他國家的民族精神和人民也是深表敬意的。赫爾德尊重外國人的文學和藝術，這是一種真正的世界主義精神。他的民族文化思想啟發了一代民俗學家，包括格林兄弟，但他也寫了關於莎士比亞和荷馬的文章。一個人既可以是世界主義者，又可以是愛國主義者。事實上，對於19世紀偉大的自由民族主義者來說，愛國主義最終是世界主義的載體。這就是為什麼義大利統一的擁護者朱塞佩·馬志尼（Giuseppe Mazzini）敦促他的同胞們「全心全意地擁抱整個人類大家庭」。
如果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非但不是不相容的，反而是交織在一起的，那麼對於那些像政治戰略家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那樣，試圖與民族主義精神結盟的人來說，世界主義怎麼會變成一個如此惹人厭煩的眼中釘呢？其中一個原因是，有些人過分主張世界主義。他們常常被這一誘人的思想所誘惑：如果每個人都重要，那麼他們就必須同等重要，如果這是對的，那麼我們每個人對其他任何人就有同樣的道德義務。偏袒那些與自己有血緣、文化或領土關係的人，在道德上可能顯得霸道而專橫。然而，民族主義的真正敵人不是合理的世界主義，而是常常自我標榜為「世界公民」的人們所主張的「偏愛本國或本國人民即為錯誤」的觀點。
從普遍道德的角度來看，每個人都同等重要，這一事實並不意味著我們每個人對每個人都負有同等的義務。我特別喜歡我的侄子和侄女，但這種偏愛並不會延伸到你的侄子和侄女身上。事實上，我認為，在分配我有限的注意力和財富時，不偏袒我的親戚是不道德的。難道這就意味著我一定要恨你的侄子侄女們，或者試圖把世界變成對他們不利的樣子？當然不是。我可以認可你家庭的合法道德利益，同時也會特別關注我的家庭利益。不是我的家庭比你的更重要，只是我的家庭對我而言更重要。正如偉大的世界主義哲學家瑪莎·努斯鮑姆（Martha Nussbaum）曾經說過的那樣，要求人們特別關注自己的利益，是「唯一明智的做事方式」。
其他地方從未如此重要
除了指責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不一致之外，另一種反對意見認為，人類作為一個整體過於抽象，無法產生強大的認同感。但規模根本不是問題。中國有近14億人口，但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在他們的生活和政治中是一股真正的力量。現代民族國家一直是一個龐大的社會，不可能每個人都進行面對面的交流。現代國家是靠想像中的認同維繫在一起的。世界主義者只是把他們的想像力延伸了一小步。
主張全球性公民並不是反對本地性公民。我的父親自稱是世界公民，但卻深深捲入了他的家鄉庫馬西的政治生活。庫馬西是古代阿善提帝國的首都，他為自己曾屬於這個帝國而自豪。他也積极參加非洲統一組織（後來成為非洲聯盟）的活動。他在聯合國為他的祖國迦納效力，他對這個國家充滿熱情。他喜愛阿善提的傳統、諺語、民間故事以及莎士比亞；作為一名律師，他崇拜西塞羅（Cicero），他會毫不猶豫地引用西塞羅的話，但他也崇拜瑟古德·馬歇爾和聖雄甘地。
在今天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挑戰和威脅無法由任何一個國家單獨承擔和面對，只有具有超越國界的真正責任感的國際社會才能解決。今天，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水平達到了80萬年來的最高點，海洋酸化每年都在加劇。根據聯合國的數據，2017年有近2.6億國際移民，其中許多人是為了逃離非洲、中東和亞洲的戰爭和壓迫。
一個成功的世界主義必須密切關注近處和遠處，促進同樣適用於本土主義者的政治體系。任何地方的人都必須把他們的關心延伸到任何地方。但是，忘記我們都是世界公民——一個小小的、溫暖的、極度脆弱的世界——都將是對警惕態度的魯莽放鬆。其他地方從未像現在這樣重要。
事實上，世界主義是道德想像的一種擴展行為。它認為，人類是在群體中塑造自己的生活：一個家庭、一個社區、多個重疊的身份群體，最終將全人類囊括其中。世界主義要求我們做很多事情，因為我們本身就是這些事情。如果對世界主義的批評沒有像現在這樣甚囂塵上，那人們也就不用對世界主義的信條如此大聲疾呼。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54期第7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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