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紅亮：「五四」運動的參與者杜威

美國哲學家杜威在「五四」運動爆發前幾天來到上海，開始兩年之久的中國之旅。杜威對「五四」運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五四」運動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一般認為，杜威在北京、南京等地目睹了「五四」運動的許多場景，是「五四」運動的旁觀者和見證者。我們認為，不僅僅如此，他還是「五四」運動的參與者。當然，他的參與方式是特殊的。簡要地說，他以兩種方式參與了「五四」運動。

第一種方式是演講與交流。在「五四」運動期間和之後，他在全國範圍內做了許多場演講，到過11個省，參觀了很多學校、工廠和城市，與當地的官員、學生、知識分子交流。他的演講和談話直接影響了一大批年輕學生和知識分子，所以，胡適說，「我們可以說，自從中國與西洋文化接觸以來，沒有一個外國學者在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有杜威先生這樣大的。我們還可以這樣說，在最近的將來幾十年中，也未必有別個西洋學者在中國的影響可以比杜威先生還大的。」（胡適：《杜威先生與中國》，《胡適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種方式是寫信與寫文章，參與對「五四」運動的報道與評論。杜威及其夫人寫了不少家信，家信里有相當多的內容涉及「五四」運動的進展情況和他們的直觀感受。例如，1919年5月23日，杜威夫婦在寫於南京的家信里說：「我相信任何人都不能預測今後的政治局勢；我們在此的三星期中，眼見學生們的活動已引起了一項全新且無法計數的動力因素。……中國人沒有一點組織能力，更沒有團結內聚的決心；而今學生團體來插手一些事務，於是一切都顯現出新的吵雜與新的氣象。」（杜威夫婦：《中國書簡》，王運如譯，台北地平線出版社）

又如，1919年6月1日，杜威夫婦在家信里說：「我們正好看到幾百名女學生從美國教會學校出發去求見大總統，要求他釋放那些因在街上演講而入獄的男學生。要說我們在中國的日子過得既興奮又多彩的確是相當公平，我們正目擊一個國家的誕生，但通常一個新國家的誕生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今天早上我們所見到的那群演講的學生，聽說後來全都被捕了，而他們的口袋裡早已帶好了牙刷和毛巾。有的傳言則說事實上不只兩百人被捕，而是一千多人，只北平一地就有十萬人罷課，方才出發的那些女孩子顯然是受了她們老師的鼓勵，許多母親都在那裡看著她們走過。」（同上）杜威夫婦在家信里對於學生運動的描述，大多帶著同情和鼓勵的筆調。

在中國訪問期間和回到美國之後，杜威還撰寫了不少英文評論文章，例如《中國之新文化》（New Culture in China，《亞細亞》第21期，1921年7月）、《中國政治中的新催化劑》（The New Leaven in Chinese Politics，《亞細亞》第20期，1920年4月）、《中國民族國家情感》（Chinese National Sentiment，《亞細亞》第19期，1919年12月）、《中國思想的轉變》（Transforming the Mind of China，《亞細亞》第19期，1919年11月）、《學生反抗的結局》（The Sequel of the Student Revolt，《新共和國》第21期，1920年2月25日）等，這些英文文章既評論中國的時政局勢，向外界報道「五四」運動及其後續的政治、文化運動，也包含著對「五四」運動的理性反思。這些文章是杜威運用實用主義哲學思考中國問題的嘗試，是對杜威的政治哲學和社會哲學的一個應用性詮釋，可以看作是杜威的實踐哲學的有機組成部分。同時，這些文章也應視為「五四」話語的組成部分。杜威有些評論文章直接被譯成或被摘譯成中文，在中文的報紙上發表，例如《杜威論中國現象》（《晨報》1921年2月24日）、《廣東印象記》（《晨報》1921年6月16、17、18日）、《杜威博士論中國工業》（《民國日報》1921年1月18、19日），它們直接影響中國讀者的思考方式。

對杜威關於中國事件的報道和評論，胡適有一個積極的評價，他指出：「對於國外，他（指杜威——引者注）還替我們做了兩年的譯人與辯護士。他在《新共和國》（The New Republic）和《亞細亞》（Asia）兩個雜誌上發表的幾十篇文章，都是用最忠實的態度對於世界為我們作解釋的。」（胡適：《杜威先生與中國》，《胡適全集》第1卷）周策縱在《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一書中使用了杜威的書信和文章提供的不少史實，來描述「五四」運動期間的中國文化和政治變革情況（參見周策縱：《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從杜威的書信和文章中可以看出，杜威顯然被「五四」運動及其蘊含的精神深深吸引了。胡適說：「引起杜威夫婦那麼大的興趣以致於他們改變了原訂要在夏季幾個月以後就回美國的計劃，並且決定在中國逗留整整一年的，就是這次學生運動以及它的成功與失敗的地方。」（胡適：《杜威在中國》，袁剛等編：《民治主義與現代社會——杜威在華講演集》，北京大學出版社）在這方面，杜威不是唯一的例子。當年陪同羅素訪華的Dora Black女士也有類似的感覺，她在致周策縱的信里說：「我自己也確感覺到那個時代和當時中國青年的精神與氣氛。這種精神和氣氛似乎穿透了我的皮膚，我已從中國的那一年裡吸收到了我的生命哲學。」（轉引自朱學淵：《周策縱先生的才具和苦難》，《東方早報》2008年11月9日「上海書評」）用這話來形容杜威對「五四」的感受，恐怕也不為過。

在同一篇文章《中國之新文化》（New Culture in China）中，杜威用the student revolt、the movement of May 4、the upheaval of May4等詞語描述「五四」學生運動。杜威還寫了一篇題為《中國的學生反抗》（The Student Revolt in China，《新共和國》第20期，1919年8月6日）的文章，文中還用到the Student Movement一詞。revolt一詞有反叛、叛亂的意思，upheaval一詞有動亂、突變的意思，the student revolt、the upheaval of May4等英語用法表明學生運動帶有激烈的動蕩、反叛的意思，表明此運動帶有劇變性和反叛性。在這些描述中，杜威有可能借用了別人的用法，我們無法確定哪個用法是借用的，哪個用法是他自己使用的。但是，從總體上看，杜威並用這些用法，至少表明兩點：第一，當時他對「五四」運動的認識還帶有一定的模糊性；第二，多少揭示出「五四」運動是一場巨變，是一場觸及中國現代性改造深度的巨變。

我們不否認，杜威在演講、書信與文章中表述的對於「五四」運動的看法和評論可能受到了胡適、蔡元培、博晨光（Lucius Porter）等人的影響；我們同樣不否認，杜威作為一個成熟的哲學家，有他自己的理解力和判斷力。他對他所接觸到的中國人和傳教士所持觀點的吸收是有選擇的。總的看來，他基本上站在同情「五四」學生運動的立場上提出自己的評論，這些評論理應成為「五四」話語的一部分，與此同時，杜威也有理由被視為「五四」的參與者。

來源：文匯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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