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曉光：許永璋詩學著作簡論

許永璋晚年應匡亞明校長之邀到南京大學講學。他的到來為20世紀80年代的南京大學注入了一股鮮活的力量。他在課堂上說詩論詞，吸引了一大批青年學子，教室里常常一座難求。圍繞在他身邊學詩、作詩者蔚然成風，後來編撰《許永璋詩集初編箋注》《許永璋詩集續編箋注》的褚寶增就是數學系的學生，曾受業於許永璋的課堂。

許永璋一生著述頗豐，雖曾散亂、佚失，而至晚年講學南大期間，隨著治學環境的穩定，在將大量精力投入教學的同時，撰寫、出版了數量甚為可觀的學術著作，已廣為學界所知。然而，較為遺憾的是，其部分著作由於客觀原因，較少為學界所了解。如《詩詞備課筆記》，應出版社邀請撰寫，於1957年由新知識出版社（今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發行，後未再版，至今已不易尋覓。另有《杜詩新話》，曾於1994—1998年間在《杜甫研究學刊》發表7篇62則，另有19則仍以手稿形式保存而未發表，全書十餘萬字，至今未能以全秩流傳於世。

《詩詞備課筆記》：古典詩詞教學的垂範

《詩詞備課筆記》全稱應為《初級中學課本·文學第一、二、三冊詩詞備課筆記》。20世紀上半葉，許多大學教師曾有在中學教書的經歷。許永璋所處的年代仍能承其餘緒，且有專門的《文學》課本用以教學，說明了文學類課程的重要性。許永璋因其在古典文學領域的造詣，受到蘇、滬一帶教育界的敬重，因此受邀撰寫了《詩詞備課筆記》一書。今所見《詩詞備課筆記》只包含了一、二、三冊中的詩詞，實際上作者已撰寫了其餘部分詩詞的解讀，因故未能出版，而原稿亦已丟失。

現存的《詩詞備課筆記》仍然有其重要的價值，對於今天的古典詩詞教學頗有啟示。

首先，求真的學術勇氣。作者多次指出「教學大綱」（草案）或「教學參考書」的不足，如杜甫的《絕句》（兩個黃鸝鳴翠柳）。作者認為，「『大綱』（草案）和『教學參考書』都把這首詩當作單純寫景，把後兩句解釋成詩人對國土廣闊、長江雄偉的讚頌，這樣解釋是不夠全面的，沒有把詩人當時的實際情緒加以考慮，而是孤立地就詩解詩」。再如白居易《望江南》，「『教學參考書』中把『山寺』句和『郡亭』句拆開為兩件事是不夠好的，我認為這兩句是回憶一次夜遊，……從文學的角度上看，作為一件事，是比較典型些，也比較美麗些」。作者能夠深入詩詞內部細細品味作品的內涵，他所提出的意見，對於作品的解讀無疑是更為妥帖的。

其次，求索的學術精神。雖然只是一部教輔性質的著作，但作者極其注重考索細節問題，與其「求真」的態度一脈相承。如李白《望廬山瀑布》，作者專門討論「詩人看瀑布是站在山下，還是站在香爐峰上呢？」並解釋說，「這個問題為什麼值得研究呢？因為詩是講意境的，如果沒有把立足點搞清楚，那麼從立足點所產生的意境就無法領會」。作者經過分析，認為李白是站在山下的。再如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這兩句詩，從來解詩者都把它當作肯定的語氣，認為是詩人受到群童的欺侮而感到難堪。這樣解釋，是不了解詩人的大胸襟。……因此只有把『忍能對面為盜賊』這句改為疑問語氣，空挑一筆，才能把詩人在國家風雨飄搖之際的曲折複雜的感情表達出來。照我個人理解：《文學》課本上這句詩下打的逗號，應該改為問號才合適」，這裡只是涉及一個標點符號的問題。看似都是小的問題，正因為作者有著上下求索的精神，才使詩意更為顯豁、明白。

最後，對教學方法的講究。作者希望教師是學者型的，但他又非常明確一點：教師應內化於心，而不可強加於學生。如對王之渙《登鸛雀樓》，強調「唐人作詩，非常重視題目，後兩句突出點題，既生動形象，又餘味無窮。這樣解釋，才符合唐人作詩的特點，也才合乎五絕的風格」。關注「制題」顯然是一個不小的學術問題，對於理解作品極為有益。但作者後來又指出，「唐人作詩，極端重視題目這一特點，也必須注意，否則，對詩人的表現方法就掌握不住。以上這些，教師必須掌握，但暫時不能教給學生以免分散注意力」，這是將學術研究與具體的教學區分開來。在進行《詩經》教學時，作者認為學生較難理解反覆重疊、一唱再唱來加深情感的方式，建議「教師除領導學生反覆誦讀外，還要聯繫學生的生活實際，以引導他們領會作品裡的思想感情」，特別加註說，「如：現代歌曲中歌詞重疊的作用，以及母親和老師對孩子們叮嚀囑咐的情意，這些是學生所能理解的」，他把非常細小的生活經驗融入課堂教學，以期提高教學效率。此類教學方法的直接提出，在著作中非常普遍。

清代桐城派文人常以擅長教學聞名，主講各大書院，這也是桐城派得以綿延數百年而成為歷史上存在時間最長的文學流派的原因。姚鼐在《述庵文鈔序》中說，「余嘗論學問之事有三端焉，曰：義理也，考證也，文章也」，主張三者融合無間，這也成為桐城派散文的重要理論，即世所稱義理、考據、詞章合一。不惟作文，於教學亦然。許永璋深諳其理，他當時雖然只是一名中學教師，但能從教學出發，本著求真務實的原則，認真鑽研教材，提出許多十分中肯的意見，不僅有益於古典詩詞的教學，實際上也對如何做好一名語文教師，進而更好地傳播祖國文化提出了要求。

《杜詩新話》：自由自在的學術範式

《杜詩新話》淵深雋永，但釋義簡明，適合不同知識程度者閱讀。《游龍門奉先寺》是《杜詩新話》第一篇，作者開篇指出《新話》之綱領，如同《毛詩序》繫於《關雎》篇：「論詩之要，在於先入其境。入其境而玩索之，出其境而品評之，則必能搔著癢處，而免遭隔靴之譏。作詩忌境隔，評詩忌隔境。原詩本隔，而強使之通；或原詩不隔，而解之使隔，皆解詩之大病。」許永璋本是傑出的詩人，因此能從自己作詩的體驗出發，找到一條行之有效的解詩方法，以追求「詩境」為旨歸，以「不隔」為原則，同他數十年前《詩詞備課筆記》中提出的「詩是講意境的」精神一致。

許先生是桐城學人，深於文章之法，運用於詩歌的解讀之中，對於發掘杜甫的文學成就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此為《杜詩新話》的一大特色。秦觀云：「杜子美長於歌詩，而無韻者幾不可讀。」歷代學者對《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用散體寫成的詩序評價不高，但許先生認為，「詩人運用詩的語言，以簡馭繁；創造詩的境界，曲折見意」，先將詩序按內容分為四個部分，逐層、逐字解說大義，之後指出「最能全面深刻理解詩序的，要推桐城方東樹」。沿方氏《昭昧詹言》所示，以推求「詩境」為目標，並明確了解讀這篇序言的三個原則，強調「神妙的作品，是相通而不相隔」，認為《詩序》之特色是「序中顯境，斷處傳神」，接著將全詩分為四個層次加以品評，實際上是以文章法來解詩，從而達成了詩意顯豁、詩境鮮明的目標。

總的來說，作為一部完整的杜詩學著作，是書有以下特點值得肯定。

明於「義法」，運用了獨特的撰著結構和研究範式。古人著書最講「義例」，實已涵括全書之匠心。《杜詩新話》共選詩81篇（組），顯然在結構上受到《老子》的影響。許結、許永璋曾合著《老子詩學宇宙》一書（黃山書社1992年版），是書貢獻有二：第一，首次系統地將《老子》81篇五千言作為文學作品來對待，對其進行了深入、新穎的研究；第二，以「詩學宇宙」為題，系統勾勒《老子》一書的理論價值，展示了作者博大的學術胸襟和勇於建設中國特色文學理論體系的勇氣。緣此，《杜詩新話》以81為數，遠宗《老子》，又有自成範式之期待。宋元以降，直至明清，有所謂「五百家注韓愈，千家注杜」的說法，研究杜詩之成果真可謂汗牛充棟，注釋、評點、選本等各種形式應有盡有。與《杜詩新話》之結構精心設置相對應的，是在具體撰寫上的安排。《小序》云：「拙作系取少陵之詩而和其韻以評其詩，且綴論說於詩後。是作也，既異於詩話之蕪雜，亦殊於絕句論詩之成套」，作者是嚴格地步韻評詩，再加以論說，與傳統的詩話和論詩區分開來，堅持獨抒己見的原則，「余之解杜，僅書一得之愚，不敢自矜其是，更不俗強人同己」。桐城方苞論文首重「義法」，81之數已契合於「言有序」，若在當代學術語境之下來論「言有物」，擯棄過去程式化的格套，在解讀上推陳出新，貢獻「一得之愚」，是其必然的追求。

以「心律」說「詩律」，實踐「主情」的說詩方法。「心律」本是一個現代詞語，作者在解詩中多次用到，如《白帝城最高樓》「此詩系拗律，正是杜公此時的心律反映」，《詠懷古迹五首》（其二）「『晚節漸於詩律細』的聖手之所以使音節不諧，乃欲於拗中取峭，以表露其不平之心律」，杜甫嫻熟詩律，且富於變化，能夠隨著情感的起伏而使用不同的格律，實際上是讓「詩律」為「心律」服務。《杜詩新話》始終將詩人放在第一位，從詩人的情感出發解讀詩作，再如說《賓至》「（前引朱瀚評語）此僅就篇章結構而言，而未知心律寓於詩律之中：次聯、腹聯，皆憤激之語」，實則已跳出詩律來評詩。總體上講，作者十分重視詩人的情感，這一點在步韻和詩中有集中體現。《琴台》原詩曰：「茂陵多病後，尚愛卓文君。酒肆人間世，琴台日暮雲。野花留寶靨，蔓草見羅裙。歸鳳求凰意，寥寥不復聞。」仇兆鰲注引黃生曰：「此詩低徊想像，若美之不容口者，其實譏世俗之好德不如好色耳」，和詩卻對司馬相如與卓文君的愛情加以歌頌：「茂陵天縱後，自有卓文君。昔日琴台雨，當年酒肆雲。瓊樓連玉宇，寶靨曳羅裙。四海求凰意，鳳聲千載聞」，並特別指出，「黃評腐氣太甚，與仇注同出一轍。好色與好德之極致，均為大雅，《關雎》列國風之首，指向甚明。孔子曾以好德與好色並列，若兩好均臻其極，固未可有所抑揚」，不因「好德」來否定「好色」，並將兩者之極致並稱為「大雅」，且不分軒輊，只能說作者將人的情感放在了第一位，至德之人何嘗不是至情至性之人！

在簡潔的行文中，拈出大的詩學問題，給讀者以極大啟發。如在簡單講解《江漲》一詩後，作者筆鋒一轉，挑出「關於佳句之形成以及佳句在佳篇中之建構關係」這一問題來加以論述。首論佳句在五言長短律中的異同：簡明指出佳句在「五言八句短律之中，僅能起點化作用」，詳論「鴻篇鉅制中之佳句，則不僅可助排比鋪陳之功，且可成意匠經營之境」，並以《秋日夔府詠懷一百韻》為例，點出佳句帶來的八重境界。然後，他特別指出：「以上諸境界，皆產生於意匠慘淡經營之中，錯綜於排比鋪陳關鍵之內，撐起氣勢，蕩漾情韻，構成長律之整體，可見佳句寄託於長律之中，實與短律殊致。」再論佳句在五七律中分布的異同：「驚人佳句，往往見於五律之中，七律中則未之突現，其故維何？」在分析詩歌發展歷史之後指出，「七言律創始於唐，成熟於杜，杜之七律名篇如《蜀相》《詠懷古迹》《登高》《秋興》等，均造極之作，然不能從中撮取一聯以驚人。蓋七律主氣勢，故有篇而無句；五律主情韻，故篇中每有靈犀之發光點」。篇、句之關係是中國詩學中的大問題，而杜甫恰又以「為人性僻耽佳句」為世人所知，作者在論杜之中解決這一問題，無疑是非常具有意義的。又如《南征》詩，作者指出，「此詩在抒發政治於生活上的痛苦，尚能為人理解；而其在詩論上的重要性，卻素為人所忽視。……從未有人注意到《南征》是其詩論的組成部分，更未有人意識到此為詩論的立論基點」，可見《南征》一詩的重要，「此詩系杜公生命與詩歌創作均即將結束之前所發出的不平之鳴，應是最全面、最真實的反思結果。因此，我們研究杜公詩論，必須從此基點出發，重新認識，重新作出判斷」，這一點對於研究杜詩是極為重要的。

以上僅從大的方向來論，實際上，《杜詩新話》精彩紛呈，新見迭出，常能讓人耳目一新，且能讀出作者在撰寫時的自由自在之感。認識這部書的價值，要從作者的寫作心態入手。據其自序，《杜詩新話》草創甚早，遭亂被毀，今所見文字皆晚年所撰。形式自由、觀點明確、愛憎分明、勇於立論，不和稀泥，無鄉愿之弊，沒有任何功利性的牽絆，由此故可保證《杜詩新話》能在當代杜詩學著作中佔據極其重要的地位。《杜詩新話》既是一部選本，又以和詩、評說作為研究，選本的理論價值與和詩的文學價值也是不可估量的，值得讀者重視。

《詩詞備課筆記》《杜詩新話》整理後，將由鳳凰出版社出版，命名為《許永璋先生說詩》。《詩詞備課筆記》包括詩、詞兩體，詞是詩的變體，又稱「詩餘」。《許永璋先生說詩》一書以《詩詞備課筆記》《杜詩新話》為主體，另有《讀唐詩偶筆》《唐代律詩研究五題》兩篇短章選入。為更好地理解許永璋的詩學思想，附錄了他抗戰期間編撰用於鼓舞士氣的《從軍樂古詩選》，以及晚年自選詩集《一爐詩鈔》。《許永璋先生說詩》一書的整理，必能進一步完整認識許永璋以及20世紀桐城學術的成就。

（作者單位：華僑大學文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18年5月17日第1452期

責任編輯：陳宣宇 排版編輯：陳宣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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