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帖之爭由來已久,誰才是書法正脈?
碑學?那學帖學會不同意,而且碑學也創造了很多書法大家,比如郭沫若,沙孟海等。
帖學?又有學碑學的不願意了,畢竟貼學是當下最為尊稱的書法學派,而且以林散之、白蕉等大家都是以貼學為代表的。
但問題歸問題,書法的正脈乃是魏晉以來到明清書法名家構成的巨大的譜系,就是帖學系統,包括帖學的筆法以及帖學所崇尚的審美價值,即格調和品質。但是帖學在宋以後為什麼衰弱了呢?具體原因有很多。
其一:範本的差異性太大。刻帖的流行一方面擴大書法群體,而一方面也引起了諸多誤會和混亂。刻帖的不斷翻刻,離原本會越來越遠,後人學刻帖,難免有霧裡看花的遺憾。這個是資料的限制,而我們現在的信息時代,完全可以突破古人資料匱乏的尷尬局面,這個可以說是我們學書法的有利條件。
其二:宋以後楷書的意識太強。可以說深刻影響了行草書的創作和審美。從唐代開始,中國的文字就在走規範化道路,這個大概和印刷術有關係。唐之前,文本的流傳都是靠手工抄寫來完成,對於每個閱讀者來說,每一個文字都是新鮮的、不同的。但是在唐以後,印刷術的流行,帶來了美術字在印刷行業的大量運用。
美術字就是規範字,如宋體,雖然刻工的不同會讓規範字有所差異,但是總體來說,規範字確立了一個標準的書體形式。對於閱讀者來說,天天接觸的就是這些一模一樣的標準形式,這種規範字的閱讀,深刻影響了書法家對於書法創作的理解。
這些規範的字體會逐漸在閱讀者的心裡造成一種心理定勢——字的某種寫法就是完美的,字的筆畫安排符合某種規範就是完美的,等等等等。而這些心理定勢在魏晉人那裡根本沒有。魏晉時代的書法遠紹漢代。
漢代到魏晉這幾百年中,成熟的書體不是楷書,而是草書。也就是說,魏晉人學書法,面對的是一個成熟的草書系統,而不是如宋以後,面對的是一個成熟的唐楷系統。這樣差距就出來了。
草書對於楷書來說,更加自由開放,從草書化到行書,行書必定具有草書的品格。所謂古法,就是一套從草書中化出來的筆法系統。而宋以後,學書先學楷書的做法成了書法的常識,也可以說是偏見。我們一開始就被灌輸規範化的審美。這種審美的最終結果就是館閣體的出現。
在這不是否定碑學的概念,畢竟清代的碑學運動,傳統的說法都認為在帖學系統之外建立了另外一個不同的審美世界。其實,碑學雖然講究奇趣、古趣,他們的格調和品質仍然是在傳統之中的,可以說仍然符合傳統文人書法的審美的。
我們看清末民初的碑學大家,如康有為、沈曾植、于右任等等,他們的書法突破了傳統帖學,但是格調和品質仍然依歸傳統。相信書法同繪畫一樣,繪畫強調所描繪對象的品格的塑造。比如說畫松,就要具備松的品格。這個都是客觀的對象所具有的基本品質。
書法也是一樣,我們寫的漢字,每個字也都具有基本的品質,書法也是要把這種品質展現出來。而現代的一些學碑的書法家,認為奇趣就是變形,於是書法的取法對象走向民間化便成了眾向所趨。這種對形式感的過分強調,其實是完全損害了書法的核心精神,即現代的書法丟掉了格調和品質。
明清的帖學籠罩在館閣體的陰影之下,奄奄一息。帖學的最後一位大家就是明代的董其昌。但是,我們看到董的書法結構平正(正是楷書影響的結果),筆法單調。
唯一出色的就是墨法和格調。而到了清代,更沒有帖學大家。對於我們來說,困難也許更大。我們面對的是極其規範的閱讀文字,同時離魏晉時代有千年的距離。這些都給我們領會古法造成了困難。我們可以看出中國書法的正脈是以帖學為代表的書法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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