媯水河名字由來及唐-五代延懷涿盆地歷史文化轉向（連載42）
15儒家文化的復興
從根本看只有是經濟基礎發生變化，相應的人群才能發生變化。這是一個基本的邏輯。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的邏輯也不過是一方水土決定一種特定的生產方式，而生產方式決定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就是不同的族群。
沙陀遷至「陘北」地區後，與20年前遷來此地的「六胡州」昭武九姓人口雜居，甚為後者所畏服。唐廷遂委任沙陀首領朱邪執宜管押昭武九姓部落。沙陀貴族人物逐步登上唐代後期的政治、軍事舞台，對其後的歷史進程產生了重要影響。這裡最為重要的是終於使以畜牧業為主的沙陀人成為粟特人胡人的主人，這就意味著，總體看，文化結構也發生了變化，以前是粟特人佔主導，此時，就是沙陀人佔主導了。之所以佔主導的是沙陀人那是因為戰爭的需要，同時以畜牧業為主的沙陀人也必然是更加註重血緣關係 的相對落後的社會組織。同樣，代之而來的契丹人也是以血統關係為組織紐帶組成政權的。這樣的社會肌體和以商業為主要文化的粟特人當然是不一樣的。我們當然不排除粟特胡人依然起著很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在社會基層。但是主次關係在長城沿線在媯州、幽州、雲州、蔚州、儒州發生了變化。之所以肯定發生了變化，就是因為這裡最終為契丹人這個社會組織肌體更為古老的還處在原始部落的階段的社會所佔領。如果上述地區是以商業為主的還是如安史之亂前後的文化特徵，那麼契丹人是進不來的。契丹人之所以能夠進來，就是因為這裡的文化，根本說是這裡的生產方式已經發生了變化。宋初，粟特人的文化在開封還有著很大影響，可是在長城沿線的幽州地區已經變化了。我們並不否定這裡還存在著商業文化。畢竟游牧部落不排斥商業，但是這畢竟是兩個不同經濟形態。五代晚期大量的漢族地區的手工業者被阿保機的述律皇后編入自己的部隊，成為了專供部落使用的類似奴隸地位的性質，數量達到30萬人。這樣的龐大的數量當然完全可以說決定了今天長城沿線幽州前後地區的經濟模式了。也就是說這裡的經濟型式從蓬勃的商業文明變成了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述律皇后靠著這支手工後勤的軍隊控制了大遼的政權，確定了耶律德光作為阿保機的繼承人。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所以雖然歷史時期一樣，但是北宋和契丹在北宋初年的經濟類型、社會組織結構、社會文化類型的構成方面是大大不同的。也正是如此，遼不可能南出長城太遠，而宋業不能不能接近長城，只能在長城以南地區作為邊界。石晉唐所放棄的地區正是按照生產類型來說與南方不同的地區，是其根本不能守住地區。經濟是基礎，經濟類型不同，所謂的險隘要地就都不具有意義了。
《舊唐書卷二十八（唐書） 庄宗紀二》記載了晉王李存勖滅幽州劉守光之戰的資料：
天祐十年，即914年，三月甲辰朔，收盧台軍。乙丑，收古北口。時居庸關使胡令珪等與諸戍將相繼挈族來奔。
四月甲申，燕將李暉等二十餘人舉族來奔。
秋七月，燕將司全爽等十一人，並舉族來奔。辛亥，德威進攻諸城門。壬子，賊將楊師貴等五十人來降。
十二月癸酉，檀州燕樂縣人執劉守光並妻李氏祝氏、子繼祚以獻。
五代時期，割據政權的亂兵因為某些因素不滿而經常通過殺自己的領導人來更換新的主人，或者與其他的地方割據勢力形成朝秦暮楚的不穩定的聯盟是有的。個別的地方將領投降也是有的。但是幾乎就是只是在這裡，在李存勖滅劉守光的幽州勢力的的時候出現了一種以前沒有的新的情況，就是一些家族舉族搬遷，離開幽州地區。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投降，因為投降並不需要離開本地區，而且是舉族遷徙，這就意味著徹底與這裡脫離關係了。這就是說本地區不再適合他們生存了。從我們前面的敘述看幽州地區當然是非常繁榮富庶的地方，但是到此，這種以商業文明為底色的地區的經濟基礎應該是徹底完結了，否則這些家族不會紛紛離開，從幽州來到沙陀人治下的以畜牧業為主自然經濟形態的地區。僅從幾個姓氏看就是很像沙陀突厥或者是粟特人的姓氏，如安，石，康，史等等。因此，我推斷，應該是這些傳統的商業大族在幽州的勢力消耗光了。所以我們看最後他們獻出了劉守光的家人，卻再也沒有推舉一個新的地方頭領。這說明當時的經濟模式，就是到了今天的北京地區——軍都山以南的北京小平原——也與山後的延懷涿盆地的經濟模式相同了，即也是以自給自足的經濟模式而非商業模式為主的社會形態了。
《資治通鑒·後梁記》延徽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裡，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亡者益少。
可見跑到契丹那裡的漢人反倒不跑安居下來了。這與前面的幽州的大家族舉族搬遷完全不同。說明契丹地區的農業生產方式更適合生存。正因為這個地區都向著自然經濟的方式發展，所以價值觀念也發生了變化：
《舊五代史·馮道傳》：其先為農為儒，不恆其業。道少純厚，好學善屬文，不恥惡衣食，負米奉親之外，惟以披誦吟諷為事，雖大雪擁戶，凝塵滿席，湛如也。天祐中，劉守光署為幽州掾。
農業和儒家思想是配套的。只有農業地區才會需要儒家的文化。如果我們對比前面公元822年張弘靖到幽州做刺史挖掘了安祿山和史思明的墓葬，讓當地人大失所望的社會心態，就會發現在經過了近百年的社會動蕩之後，幽州地區的社會心理完全變了。如下面這個兒童教育的例子就非常有力的說明問題。
《新五代史·雜傳第四十三·劉岳傳》：宰相馮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朝士多笑其陋。道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贊與岳 在其後，道行數反顧，贊問岳：「道反顧何為？」岳曰：「遺下《兔園冊》爾。」 《兔園冊》者，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故岳舉以誚道。道聞之大怒，徙岳秘書監。其後李愚為相，遷岳太常卿。
可見在馮道的時候，北方河北地區的儒家思想接受的程度是相當普及的。兒童的基礎教育狀況是最能說明問題的。這與成書於北宋初期的《百家姓》是一致的。這也應該是《百家姓》一書的時代背景。我們熟悉的五代文學名著《花間集》卻主要是後蜀人趙崇祚編輯的。那是因為當時唐末的文人大多跑到今天的四川逃命去了，所以蜀中多的是高等級的文化。一個是小學課本人口手、馬牛羊，一個是高級知識分子風花雪月，這都是因為各自的地點不同，其文化氛圍不同。
但是以粟特人習俗為主要社會文明的形態就不多見了，代之以的是儒家的這一套東西。農耕和游牧的經濟形態當然不同，所以作為農耕文明的代表對於北方游牧出身的阿保機完全不放在眼裡，根本瞧不上，自然不會行跪拜禮。而在述律後的勸說下，其實就是北方的游牧部落和南方的農耕文明達成了自然經濟的聯盟，而所對立的，則是幽州地區自唐太宗時期突厥人、粟特人落腳以來形成的以商品交換為主的商業文明。我們大多以農業文明和草原文明為兩個對立面，而忽略了二者還有一致性：自然經濟。
多插一句，從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達成戰略聯盟角度看，述律後對於遼國的建立是具有巨大功勛的。其眼界要比阿保機寬闊。當然我認為這主要得益於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可以統一於自然經濟這個更大的經濟基礎上。
反過來再看馮道對自後唐開始到後周諸帝的無所謂的態度，以農耕經濟模式為基礎的儒家文化在廣大河北地區——這個曾經堅定地反抗唐王朝的文化基礎粟特化的地區——復興的表現。而馮道所面對的卻是依然與突厥文明、粟特文明有著斬不斷理還亂的千絲萬縷的沙陀突厥貴族為主體的王朝，其中所包含的商業文明在今天河北地區由盛而衰，儒家文化復興不可避免，馮道是把握住了這個歷史趨勢的。
《資治通鑒·後周紀二》：初，唐明宗之世，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丁巳，板成，獻之。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
下面這個例子就說明此時的沙陀政權還保存著部分不多的商業文明的遺迹。
《資治通鑒·後漢紀三》：自河中、永興、鳳翔三鎮拒命以來，朝廷繼遣諸將討之。昭義節度使常思屯潼關，白文珂屯同州，趙暉屯咸陽。惟郭從義、王峻置柵近長安，而二人相惡如水火，自春徂秋，皆相持莫肯攻戰。帝患之，欲遣重臣臨督。壬午，以郭威為西面軍前招慰安撫使，諸軍皆受威節度。威將行，問策於太師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為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眾心始附於威。
從內容看似乎亂兵更像是僱傭兵，有奶就是娘。《史記》曾記載漢高祖劉邦在平定陳豨叛亂的時候，因為陳豨部下有不少市井之徒，漢高祖劉邦又是一個天生大方的人，也用了不吝財物這招。
《史記-高祖本紀》（劉邦）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乃多以金啗豨將，豨將多降者。
所以，博覽群書的馮道這個辦法，我想不僅是對實際情況的把握的準確，恐怕也不是沒有學識上的來源的。總之，劉邦滅陳豨的例子可以作為馮道給郭威出的這個點子的背後的經濟角度的解讀的參考。
不過，更有意思的是下面這個例子：
《新五代史·馮道傳》：周兵反，犯京師，隱帝已崩，太祖（郭威）謂漢大臣必行推戴，及見道，道殊無意。太祖素拜道，因不得已拜之，道受之如平時，太祖意少沮，知漢未可代，遂陽立湘陰公贇為漢嗣，遣道迎贇於徐州。贇未至，太祖將兵北至澶州，擁兵而反，遂代漢。
我甚至覺得這一拜是相當有象徵意義的。那就是商業文明向儒家文明的納拜，是金銀財寶作為後盾的商業文明在今天河北地區再次回歸於中國傳統農耕經濟模式為基礎的儒家文化圈中來。而兩種文明的勢力比較此時不問可知。
當然需要提及的是，馮道的研究必須和韓延徽的研究對比來看才可以看得更清楚，兩者雖然都代表農耕文明的儒家文化的復興，但是卻依然有差別。韓延徽代表的是更為基礎小的獨立的自耕農，更加需要依附於國家的力量。而馮道則是代表大地主階層了。馮道勸郭威不要怕花錢這思路，更多是代表有錢的階級的政治手腕。窮人哪裡有這種手腕呢？另外，馮道依附唐明宗和石敬瑭，而這兩個人其實都是順應中原大土地所有者的政治需要的統治者的。唐庄宗死於非命，只能是被大土地所有者害死的，唐庄宗的政策更代表了代北地區的小農利益而非大地主的利益。
說些題外話。我們說自明宗之後，沙陀貴族就倒向了大地主階級，馮道幾朝不倒，應該是獲得了大地主階級的擁護。能搞錢的周世宗都不敢動他，這說明周世宗也是執行這個依靠大土地所有者的政策的。這樣看來，宋太祖北宋開國不禁土地買賣，其實不是不想，而是不能。大量土地荒蕪，並不是均分土地的必要條件。均田制只能是在北魏和李唐那種草原風氣還比較濃的社會條件下才可以。更何況，大量土地荒蕪，人煙稀少，也並不等於生產力水平落後。因此，土地荒蕪並不等於大土地所有制稱為社會的主導階級力量。當然，宋代土地所有制比較複雜，我這裡就藉機點下。更多的還是得去看更專業的著作。比如鄧廣銘先生的《宋代經濟史》。
但是，絕不能說粟特文明在北方地區就消滅了。我們說過這個沙陀突厥建立的帝國傳統雖然對粟特商業文明採取一種打壓的態勢，但是沒有說徹底剿滅，實際上也是不可能的。突厥時期的文明和粟特的商業文明依然還存在，只是影響變小了。
《新五代史卷十四 唐家人傳第二》：
庄宗神閔敬皇后劉氏，魏州成安人也。
庄宗自滅梁，志意驕怠，宦官、伶人亂政，後特用事於中。自以出於賤微，逾次得立，以為佛力。又好聚斂，分遣人為商賈，至於市肆之間，薪芻果茹，皆稱中宮所賣。四方貢獻，必分為二，一以上天子，一以入中宮，宮中貨賄山積。惟寫佛書，饋賂僧尼，而庄宗由此亦佞佛。有胡僧自於闐來，庄宗率皇后及諸子迎拜之。僧游五台山，遣中使供頓，所至傾動城邑。又有僧誠惠，自言能降龍。嘗過鎮州，王鎔不為之禮，誠惠怒曰：「吾有毒龍五百，當遣一龍揭片石，常山之人，皆魚鱉也。」會明年滹沱河大水，壞鎮州關城，人皆以為神。庄宗及後率諸子、諸妃拜之，誠惠端坐不起，由是士無貴賤皆拜之，獨郭崇韜不拜也。
庄宗崩，後與李存渥等焚嘉慶殿，擁百騎出師子門。後於馬上以囊盛金器寶帶，欲於太原造寺為尼。在道與存渥奸，及至太原，乃削髮為尼。
魏州妖人楊千郎用事，自言有墨子術，能役使鬼神，化丹砂、水銀。庄宗頗神之，拜千郎檢校尚書郎，賜紫，其妻出入宮禁，承恩寵。
唐明宗祭祀突厥神，這也是史有明文。唐明宗的皇后，李氏死前要求火葬自己，也說明沙陀的後唐還有突厥的拜火教的風氣。
宮中帝後帶頭崇奉胡僧、皇后逃跑的時候愛財寶，這都是西域風氣，特別是捨命不舍財，真是商業文明的典型。西域的魔術發生質變了。粟特文化藉助墨子的名號而存在。如果墨子知道，得從棺材裡氣得跳出來。
當然，這個趨勢在地理的分布上是有著從北到南的漸進性的。長城以北的游牧地區不算。那就是河北平原，越往南，粟特人的商業文明的影響越大些，北方應該是更少些。而過了黃河，粟特人再有影響也不會超過農耕文明了。
如果考慮到北宋初年粟特人在開封的影響，那麼我們得說石敬瑭割讓幽雲十六州，並不是說北方的契丹人就徹底肅清了粟特人的影響，而是這些聰明的粟特人或者是粟特化的突厥人跑到開封去和自耕農為主的社會融合到一起了。也就是產生了新型的宋代都市文明。北宋一朝商業極度發達，這是眾所周知的事情，也許，其開國的基因中就有遠自西域的粟特人的文化在起作用，也未可知。商人的機敏，和沒有祖國的傳統，對於他們而言從今天的北京河北地區跑到今天的河南開封地區，有什麼難的呢？
今天的北京，遼代的南京，始終沒有成為遼王朝的真正的中心。其作用大大降低了，與安祿山時期的幽州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僅此也可以看出遼代中國北方和黃河流域的北宋的經濟形態的巨大區別。我們前面提到過唐都長安的時候，幽州是當時唐帝國第二個經濟中心，是世界級的經濟流通樞紐。
隨著粟特人的遠去，流經延慶、懷來地區的媯水河的名字的真正的秘密也就沉入到歷史的長河裡了。隨著名字的被遺忘，一個曾經活躍在延慶、懷來、涿鹿地區的的商業民族也被我們全部遺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