勝利「幻象」的破滅，引爆中國青年的熱血

史叔說：一百年前的今天，中國熱血青年走上街頭，喊出了「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口號。是什麼原因，引爆了這場開啟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序幕的青年運動？

1919年初，巴黎和會召開，一戰的戰勝國準備重新規劃戰後國際格局。中國也派人參加了此次和會。

作為戰勝國之一，中國原本想多少應該能收回一些原來德、奧等戰敗國的在華權益，順帶著增強點國際影響力。不料，最終卻一無所獲，戰前為德國所佔的青島也被轉讓給了日本。消息傳來，引發了一場席捲全國的抗議活動。因活動發起之日為5月4日，後人稱之為「五四運動」。

1919年梁啟超與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合影

導致運動爆發的原因當然有很多，其中一條，在筆者看來，是因為當時的中國社會各階層人士普遍經歷了一個由希望到失望的巨大心理落差。「五四運動」就是這種落差所產生的不滿情緒的宣洩口。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開打時，北洋政府的態度是中立。

到了1917年，這一態度悄然發生轉變。導致態度轉變有兩個因素。

外部來講，一方面，以德國、奧地利為首的同盟國在戰局上漸落下風，處於守勢；另一方面，美國對德絕交進而宣戰，協約國方面實力大增，戰勝同盟國似乎只是時間問題。當然也只是似乎，仗還沒打完，鹿死誰手誰也說不準，中國此時準備參戰，多少帶有一定的賭博心理。美國參戰的同時，也利誘中國與它採取一致行動。此前一直反對中國參戰的日本，也一反常態，積極支持中國加入戰局。

從國內看，當時北洋政府內對參戰問題意見並不統一。以大總統黎元洪為代表的一派反對參戰，以總理段祺瑞為代表的另一派則力主參戰。兩派爭吵不休，在1917年頭幾個月里始終難以達成一致。此時，地方督軍團的意見成為關鍵。

巴黎和會會場

一開始，各省督軍也不贊成參戰。說到底，他們是怕手下的兵員被抽調去歐洲戰場，從而削弱自己的實力。不過，等段祺瑞說明此次宣戰是宣而不戰、不用各省出兵後，他們的態度也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

段祺瑞集團之所以積極參戰，在於他們認為，將來戰後召開和平會議時，出兵的國家與未出兵的國家會有所不同；中國如果不出兵，到時候恐將受制於人，而且沒有發言之餘地。另外，段還認為，與美、日等國保持步調一致，可以在財政上得到對方的援助。事實上，中國參戰後，美國政府立即提供了兩億美元的貸款，為中國參戰提供財政幫助。日本則以同意中國緩交庚子賠款表示支持。

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正式對德奧宣戰。美、英、日、意等國駐中國公使立即照會外交部，稱各國將儘力協助中國取得國際大國地位待遇。美國公使更是兩次照會，表示美國一定將贊助中國在國際上享得大國之當有地位及其優待。美國總統威爾遜在演講中所提到的戰後五條大綱中，第一條「各國人民權利平等，待遇毫無軒輊」被中國人甚為稱道。陳獨秀公開稱其為世界上第一好人。

事後看，這些話不過都是些漂亮的外交辭令罷了。不過，在當時，這些話的確讓看慣了別人臉色的中國人感覺良好。

段祺瑞

1918年11月11日，隨著德國簽訂停戰協定，承認戰敗，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參戰的中國，成為戰勝國。北洋政府宣布放假一天。北京市民走上街頭，遊行慶祝。11月28日，北洋政府在紫禁城太和殿廣場舉行盛大的閱兵式，以示慶祝。位於北京東單牌樓北、為紀念被義和團擊斃的前德國駐京公使克林德而立的「克林德坊」，被拆除移往中央公園，磨去原來字跡後重刻名為「公理戰勝碑」。時任國務總理的錢能訓，在眾議院演講中欣慰地說，此次歐戰，中國幸能隨同最講公道、最愛和平各友邦，以與專尚武力、憑凌弱小之國角斗，是為我中國最有榮幸之事。昔日主戰、此刻下野在家的段祺瑞重新被抬到很高的地位，稱頌他當時參戰決定英明的論調不絕於耳，馮國璋等還呼籲讓段重新出山。

勝利的氣氛感染著全國人民。「五四運動」時的著名學生領袖、後來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許德衍在回憶當時的社會環境時寫到，德國戰敗、蘇聯革命成功，一時間「公理戰勝強權」、「勞工神聖」、「民族自決」等名詞，呼喊得很響亮，激勵著每一個青年，以為中國就這樣在國際社會翻身了。名流們也勤於講演，今天你講一套「民主主義戰勝軍國主義」，明天我講一套「公理戰勝強權」。蔡元培親自在天安門廣場搭台，演講「勞工神聖」。大家都眼巴巴地期望著，巴黎和會，能給中國一個「公理戰勝」的結果。司法部急電各省，徵求收回領事裁判權的意見。連一直支持張勳復辟帝制的康有為，也情難自已，給出席巴黎和會的陸徵祥寫了封長信，提出中國應廢除庚子賠款、收回膠州灣等租借地，改訂關稅，收回治外法權等。顯然，被勝利感覺所包圍的人們，對即將召開的巴黎和會充滿期待。

顧維鈞

這樣的情緒，也感染了資深外交家顧維鈞。他認為，即將召開的巴黎和會是一次非同尋常的機會，中國可以藉此謀求某種程度的公平待遇，並對過去半個世紀以來所遭到的慘痛後果加以改正。顧確信，中國在和會上提出膠州和青島問題並謀求解決是無可非議的，無須顧及此前以二十一條為基礎的中日條約。

殘酷事實證明，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很傻很天真。在講究叢林法則的國際社會，實力才是公理的首要法則。指望別人幫助來實現大國夢想永遠是不可能的事情。巴黎和會上，儘管威爾遜稱讚顧維鈞的演講是「卓越論述」，儘管顧維鈞再三嚴正交涉，美英法三國在日本的退會威脅下，最終還是背著中國擅自同意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儘管中國代表團最終拒絕簽字，但這並不能改變結果。

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大國」的肥皂泡破滅。激動的學生走上街頭，疾呼「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五四運動」由此爆發。此刻的大學生們肯定想不到，這只是日本妄圖吞併中國的第一步，後面的侵略行為如果得逞，那才真的是「國將不國」。

「五四運動」的矛頭，主要是對內，更準確地說是對準無能的北洋政府。當時的北洋高官中，章宗祥挨了頓揍，曹汝霖家所在地趙家樓衚衕還被放火給燒了。

當然，作為公職人員，他們在那樣的時刻有啥委屈都得受著。但實事求是地說，巴黎和會的結果也不是他們想要的。學生們所主張的收回青島、取消「二十一條」也沒有實現的可能。實際上，早在之前的「二十一條」談判時，袁世凱已經感到條件太過苛刻，他問過屬下武力對抗的可能，當時的陸軍總長段祺瑞說，以中國當時的軍力，大概也就能堅持48小時。

運動的另一矛頭指向日本。抵制日貨，成為運動後期的一大主題。其實，青島在被轉讓給日本前，也並沒有實際掌握在中國政府手裡。但當時的中國社會也似乎默認了這一現狀。為何一轉給日本，國人的反應就這麼大呢？

這其中原因，上面提到的失望情緒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恐怕與日本對中國的威脅有關。

自甲午戰爭之後，日本一直是中國的苦主。中國人既羨慕日本的迅速強大，又對日本的侵略野心保持著警惕。五四期間學生編的小冊子《青島潮》上這樣寫著：「德人雖狡焉思逞，然歐亞懸絕數萬里，軍事之布置接濟，終不易易。日本久有吞併我國野心，且欲移都朝鮮以臨我，若再據青島，握我山東，入握堂奧，直心腹大患，其危險實萬倍於德。」簡單地說，這段話意思是山東被德國人占著，中國人早晚還能拿回來；被日本人占著，中國連國家都可能沒了。當時的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在其回憶錄里寫到，中國人民對於日本在山東的行動，越來越感到恐慌。

之後20多年的歷史，充分說明當時的這種焦慮並非杞人憂天，反而恰恰足以說明中國人對日本的野心早有察覺。然而，察覺是一回事，能不能制止野心則是另一回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中國軍民眾志成城，擊退日本軍隊，最終取得了抗戰的勝利。

五四運動油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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