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藝術的穿插法

篆刻藝術的穿插法

在篆刻的章法布局中，一般需要在合理配篆的基礎上通過巧妙布排印文進行綜合統籌。而布排印文是一種根據印面形狀將入印文字統籌排列的必要手段。不同的篆書具有各自的特點，在布局過程中表現出兩大特徵。一是「隨形」。

這是指入印文字通過自身形體結構的變化，以適應印面形式與空間的實際需要。這類印文具有顯見的適應性與裝飾意味，在瓦當文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如「長樂未央」（見圖一）。

而黃牧甫的「延年益壽」（見圖二），也較好地體現了這一特點。相比而言，其突出的適應性在漢代的方形印面中表現得更為廣泛，如「漢盧水佰長」（見圖三）。二是「就勢」。

這是指印文在實際布局中並非刻意適應印面形狀，而是採用常規的書寫方法，使其在局部筆畫的巧妙穿插中保持筆勢的自然舒展，最大限度地展現入印文字的自然形態。

在大篆書通行的時代，由於入印文字並未完成印化進程，因此為統籌印面關係，穿插、挪讓和界格法成為先秦古璽布局的常見方式。

如果說界格法以一種外在形式使印面布局呈現出早期印化傾向的話，那麼穿插與挪讓則是從入印文字本身的角度處理印面關係。

相比而言，挪讓是指字的局部乃至整體的移動，而穿插則更多地側重於文字筆畫間的協調布局；前者從整體關係上完成了文字空間的分割，而後者則既從更廣泛的層面上觀照了入印文字的錯落布白，又從細節的角度上處理了局部筆畫的伸展與錯置關係。因此，穿插法是一種藉助文字的位移或筆畫的錯落交合使印面關係獲得緊湊、生動、美觀的有效方式。

從穿插法在篆刻中的運用情況來看，其既能在工穩印風中深入體現，如林皋的「林森」（見圖四）；又可廣泛被運用於寫意印風中，如當代陳龍海創作的「破釜沉舟」（見圖五）。

其自身鮮明的特點大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表現在少字印中。由於這類印面文字相對較少，為使入印文字的個性得以彰顯，印人往往會在巧妙穿插的基礎上，摒棄印形的局限而使入印文字在結構與體式上表現出自由布白的狀態，在字與字的相互穿插中從容展現字裡行間的布局關係，如吳昌碩的「翊道人」（見圖六）。

吳氏在將「人」字穿插於「道」字底部的同時，又藉助「道」的局部筆畫斜勢穿插於「人」字之中，使「道人」二字渾然一體，原本三字的印文形成了兩字的錯覺，從而規避了因三字均衡布局可能產生的疏離感。易大廠在「均室」（見圖七）中，將「均」字的「勻」部穿插於「室」字下面的負空間處。

而徐三庚在「子寬」（見圖八）中，把兩字的局部筆畫進行了穿插布局。這兩位印人不約而同的舉措，都使印面獲得了相互環抱、一團和氣的視覺效果。二是表現在多字印中。

由於此類印面文字相對較多，其關係更為複雜，而穿插法的運用則有助於在保持印文個性因形不易的前提下，既能在自由穿插中獲得參差錯落的相融關係，又可通過相應的調節與組合產生疏密有致、虛實相宜的節奏感。

如喬曾劬的「曾克耑之璽」（見圖九）、區夢良的「歲在戊子我生之初」（見圖十）等，均體現了多角度巧妙穿插的特點。

在寫意印風中，穿插法在營造筆勢縱橫、氣息連貫、左右顧盼、氣勢雄強的視覺形象上具有獨特作用；但在文字線條的綜合權衡中，則需要印人既進行適度的穿插布局以防過猶不及，又要兼顧印面的疏密、輕重與呼應關係。

在齊白石的「我自作我家畫」（見圖十一）和當代周斌的「江南有味茶先知」（見圖十二）兩印中，其縱橫有序的穿插、疏密有致的對比即展現出氣勢磅礴、顧盼生情的視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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