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特間諜企圖策劃回蒙上層人士分裂中國之陰謀探

日本侵華蓄謀已久，在積極擴軍備戰的同時，日軍在中國設立了龐大的間諜機構網路，其特務機關在侵華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之作用。日特機關派遣大量間諜進入中國，除了收集中國政治、軍事、地理、歷史、人文等情報外，還負責離間上層人士、挑唆民族矛盾、扶植漢奸等陰險的破壞活動，「日特企圖策劃回蒙上層人士分裂中國」這一陰謀便是日本侵略者挑唆民族矛盾以達到分裂中國的典型案例之一。在西北抗戰大後方研究方興未艾之際，學界對西北地區在抗戰過程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給予了充分肯定。然而，西北地區有關抗戰時期日軍間諜活動的研究還鮮有論著，筆者在查閱相關檔案資料和地方文史資料的基礎上，以日特間諜在額濟納旗的陰謀活動為個案研究，從日特間諜分裂中國的歷史背景、日特間諜分裂中國陰謀之過程以及陰謀最終破產的原因三方面對這一案件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和闡述，並分析了案件背後所蘊含著的歷史因素，探析抗戰時期西北的複雜局勢以及中國人民在抗擊外來侵略中發揮的重要作用。

日特間諜企圖分裂中國之歷史背景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特務機關逐漸向寧夏之阿拉善旗定遠營和額濟納旗之二里河子等地伸展，建立特務活動點，企圖深入我國內部，進行刺探情報、挑撥民族關係，切斷中蘇交通線，進而控制中國西北。此時的國民政府為了防止日寇的滲透、分裂活動，便組織了專門的調查組，並派專員深入到酒泉、額濟納一帶，了解情況，積極採取必要手段，同日特間諜進行了頑強的鬥爭，最終粉碎了日特間諜企圖分裂中國的陰謀[1]。

日本覬覦中國由來已久。早在明治維新後期，一批日本浪人出於擴張野心，開始向中國內地滲透。最早在中國進行秘密間諜活動的日特間諜組織「玄洋社」，1884年就在上海崑山路建起了東洋學館。1886年春，日本陸軍參謀本部派荒尾精中尉秘密潛入中國刺探情報，並在漢口創辦間諜機構「樂善堂」以經營眼藥水、書籍、雜貨為掩護，遮人眼目，逐步將刺探的觸角伸向中國各地，相繼在北京、長沙、重慶、天津、福州等地建立了眾多分支機構，組成了一個遍布中國主要城市的日特間諜網，並以這些城市為基地，進一步向中國的廣大農村延伸。

1890年9月，日特間諜荒尾精又帶領從日本各地徵召的150名學生，在上海英租界內成立「日清貿易研究所」荒尾精親任研究所所長，由參謀本部派來的根津一擔任代理所長，以培養「中日貿易人才」為名，在華秘密訓練日特間諜。根津一把漢口「樂善堂」成員在中國各地搜集的情報分門別類整理，編纂成三大冊2000多頁的《清國通商綜覽》，為日本軍政當局侵華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資料。

日本間諜還以外交官、商人、醫生、學生等合法身份作掩護，甚至剃髮改裝，冒充中國人，在中國境內收買漢奸，搜集情報，為發動戰爭作準備。

1918年3月，日本陸軍參謀本部認為有必要在庫倫、新疆方面擴充情報網，於是使用了「臨時軍事費」，「在支那駐屯軍諜報擔任地域內分別設立諜報機關」。其中，在張家口方面，三井洋行的宮崎嘉一,雖無軍事方面智識，但卻辦事可靠；陝西西安方面，派遣日軍司令部翻譯吉田忠太郎前往；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方面，派遣在鄉軍人下士佐田繁治前往，以宗教研究為目的，同時進行諜報活動；在外蒙古庫倫方面，有居住在庫倫的日本僑民駒田信夫，接受了進行諜報工作的委任[2]。

另外，日本還向天津、西安、太原及其他駐屯地等配備軍官或其他精明的間諜，並打算向張家口派遣軍官。這些被指定優先派遣間諜和軍官的地區，大多數處在中國西部、北部或邊疆地區的中心城市。日本軍部在中國西北地區設立的情報網，主要目的就是隨時局進展，偵探俄德設在支那西北邊境的設施，以便及時採取共同行動阻止俄德活動。

與此同時，由軍人、滿鐵地質調查所、滿蒙毛紡株式會社、滿洲電力株式會社、滿洲航空株式會社及日本東亞考古學會等機構共20人組成的中國駐屯軍司令部調查隊從天津出發，分成幾個班前往綏遠各地開展兵要地誌工作。各調查班大量搜集綏遠地區的地理信息，詳細記錄了調查路線周邊的地質構成、礦產分布、河流交通、水源給水等信息，於1935年完成了《綏遠特別地質調查報告》。在他們繪製的地質和地理圖中，用文字標示了陰山山脈，並用綠色、藍色、黃色、紅色線條分別標示了狼山山脈、色爾騰山脈、烏拉山脈和大青山山脈，日本調查隊特別關注大青山山脈及烏拉山山脈南麓包頭市街東部丘陵間的泉水，詳細繪製了泉水集水池的素描圖，在圖中詳細標註了集水池的構造，還詳細記述了包頭市對水源的依存度，以及該地區民眾使用運水車拉運日常生活生產用水的情況，同時特別標明該處泉水終年不涸，可以持續不斷供應優良淡水，可以保障駐軍充足的淡水供應。日本間諜還選取張家口張北地區附近的玄武岩台地作為調查對象，圖中記錄了玄武岩地層、中生代地層和第四紀沖積層之間的分層關係等地質內容，還標示出地層的岩性及其厚度以及丘陵上的制高點，其中有一張素描圖選取了位於張北至西蘇尼特王府之間的交通線，圖中繪製了村莊、道路及電線杆等內容[3]。

日特間諜分裂中國陰謀之過程考察

日特在額濟納旗地區的經營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秘密時期，自1933年起，至1935年結束，「足跡所至，除額濟納旗外，並南至甘肅之金塔及安西之馬鬢山，對該地人情風俗、習慣調查甚詳」[4]；第二階段為調查時期，於1936年由山本調查隊執行，沿新綏路西行，至額濟納旗；第三階段為正式期，隨帶車輛，載長槍等。

1.日特間諜分裂中國的前期準備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東北淪陷，日軍變本加厲培植漢奸勢力，採取了「利用蒙回藏等民族，以似是而非的『民族自決』理論，挑撥各民族間的感情，鼓動各民族之間的戰爭，用製造所謂的『大回回國』的手段來達到分裂西北、分裂中國的目的，以實現『以華治華』的險惡用心，然後挾其經濟與政治軍事力量，控制各弱小民族，以遂其預定的封鎖計劃」。日本侵略者的這個封鎖計劃是要控制東起察哈爾、綏遠，西至寧夏、甘肅、新疆的廣大地區，從而隔絕中蘇聯繫，以保證其主力南下發動支那戰爭的後方安全[5]。1932年3月，日本人扶持下的偽滿洲國在長春成立，企圖把整個東北和東蒙從中國的版圖上割裂出去，作為實現其「大陸政策」的基地踏板。

在西北，日本侵略者還把關注眼光瞄準了深居沙漠地帶但又極具軍事價值的、被蒙古人民稱之為「母親」的神奇土地——額濟納蒙語「額濟」就是「母親」。額濟納旗當時是寧夏省所管轄的一個蒙古族旗，旗政府所在地距寧夏省會銀川市120公里，位於綏新公路二里子河站西南約25公里處，當時的旗長叫圖王。

1933年7月，在日本侵略者征服「滿蒙」政策的威懾下，由德王德穆楚克棟魯普帶領的部分內蒙古地區的王公貴族，在百靈廟提出了「蒙古高度自治」和成立「內蒙古自治政府」的要求，日本侵略者又乘此機會加緊向內蒙古西部地區滲透。

日本在額濟納旗設立了特務機關，派遣特務間諜趁機滲入內蒙古西部，潛伏於甘、寧、青活動，挑撥回漢關係，培植漢奸勢力，制定了利用回族信教群眾的宗教感情和對回族上層人物的拉攏措施來肢解中國西北的策略，通過各種渠道與這裡的回族軍閥聯繫，企圖拉攏西北諸馬，策劃建立傀儡政權「大回回國」，肢解中國西北，打亂中國西北抗日大後方。

1935年11月，日本扶持下的以殷汝耕為首的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在通州成立，此後日軍侵入內蒙，內蒙王公離心離德，日本間諜特務乘虛而入，策劃成立蒙古軍政府，拉攏親日的蒙古上層人物，並於1936年5月在察哈爾省首府的嘉卜寺正式成立了蒙古軍政府，雲王為主席，德王為秘書長。為了籠絡和羈縻內蒙古上層人物，1936年7月，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了察境蒙古地方自治委員會，委任德王為委員長，但在日本間諜特務的操縱下，德王對國民政府的委任不予理會，自稱蒙古政府主席。

日本侵略者為了完成「田中奏摺」中北進奪取東三省，繼而進軍蒙疆，控制中國北方地區，隔斷中蘇聯繫的戰略目的，一方面在內蒙古東部地區設置了隸屬於偽滿洲國的所謂「興安四省」，並於1936年在化德扶植起一個偽「蒙古軍政府」，進而向內蒙古西部侵犯。還組織了特務機關，派遣大批特務向西北各省滲透，西蒙廣大地區落入日本特務間諜的控制之下。另一方面，日本參謀本部和大本營派出大批間諜從河套、寧夏和阿拉善左旗政府駐地定遠營滲透到甘肅蘭州、安西，通過河西走廊進入新疆。

2.日特間諜的分裂活動及中國的反分裂鬥爭

著名記者范長江於1936年夏秋之交到額濟納旗和阿拉善旗採訪時，目睹了日本特務間諜的種種罪惡行徑，寫下了大量揭露日本侵略罪行的新聞報道。但范長江的視察、採訪工作引起了日本特務機關的關注。他的採訪被日本特務機關盯梢後，為避免不測，他日夜兼程，逃奔寧夏。在往返兩個多月的採訪後，范長江寫下了《塞上行》一書，真實地記錄了日本特務在這個地區活動的許多事實：「那時日本人之過松稻嶺西入蒙古者，已有三四起，其中一起去定遠營（今巴彥浩特），其餘的都入額濟納。他們沿路籠絡威嚇商人，許他們一些未來幸福，許多商人感到日本勢力之可怕……不大敢和日本的偵察隊作對」，「日本人已經將（從）百靈廟至阿拉善首府定遠營和（從）百靈廟至額濟納的道路測量完畢」。在「東廟兩側戈壁上，就是日本選定的飛機場。平硬寬曠，日機已數次起落，異常便利」。「日本特務機關在（阿拉善旗）定遠營的情形，並不很順利……他們曾雇漢人苦力為之修築飛機場」。日本飛機雖然常來，但是達王（即達理扎雅）不僅不借汽車馬匹和大車給他們，還積極配合中央軍行動，在獲贈武器後，達王成立了自己的抗敵武裝，使日特間諜沒法再染指定遠營。

范長江通過新聞媒體向全世界詳細而真實地揭露了日本軍隊和日特間諜在額濟納旗的侵略行徑，引起了巨大反響，全國各族各界一致譴責並紛紛聲討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日寇的猖狂舉動也引起了當地一些高層人士的極大憤慨，就連西藏、新疆、內蒙古、寧夏的許多僧俗領袖也都紛紛發電予以譴責。但是，國民黨寧夏當局對日本的侵略行徑不但不加制止，省政府主席馬鴻逵還在寧夏省政府大禮堂舉辦秦劇晚會招待「日本友人」，並邀請日本人到其私宅密談[6]。

1936年冬，時任綏遠省主席的傅作義將軍在綏遠奮起抗日，不斷打擊日偽軍，並且取得了百靈廟大捷，將全國人民的抗日情緒推向高潮。11月下旬，國民軍25師師長關麟征和副師長杜聿明率部到達定遠營，驅逐了日本特務機關。日本侵略者因此更加認識到策反「西北諸馬」和蒙古王爺的重要性，更加註重拉攏馬鴻逵和阿拉善、額濟納兩旗的蒙古王爺。

日本特務間諜在西北的猖狂活動，引起了南京國民政府的關注。南京國民政府首先派遣駐額濟納旗二里子河汽車站工作組專員王德淦以中華民國蒙藏委員會駐額濟納旗專員的身份前往調查。為了不引起日本特務間諜的注意，王德淦獨自一人秘密深入東廟地區開展工作。面對日本特務間諜的威脅和當地頭人的排斥態度，王德淦為完成國家賦予的神聖使命，在險惡的環境下同日本特務間諜巧妙周旋。

1936年冬，南京國民政府又電令寧夏省民政廳廳長李翰園和中央第25師副師長杜聿明兩人帶隊前往額濟納旗取締日本特務機關，驅逐日本間諜離境。關於李翰園的身份，其小學同學田志仁證實，李早年即加入中國共產黨。接到命令後，李翰園、杜聿明於1936年12月初到達歸綏（今呼和浩特），受到傅作義將軍積極協助。此時適逢「西安事變」發生，張楊在西安扣留了蔣介石，蘭州空氣也一下子變得緊張起來。李翰園、杜聿明只得奉命暫停行動，返回寧夏。不久，李翰園又回了酒泉。

李翰園離開額濟納旗後，很擔心日本人收買額濟納和阿拉善的蒙古族上層地方勢力，額濟納旗的圖王對此也很擔心，因此，圖王當即派出旗政府官員到酒泉迎請李翰園一行。為了確保李翰園的安全，提防馬鴻逵從中有變，圖王還派阿木藏蓋率蒙古保安隊百餘人到青山頭額濟納旗與金塔縣、鼎新縣兩縣交界處一帶設防。

1936年12月底，在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駐額濟納旗專員王德淦等的安排下，額濟納旗王府的阿木爾巴依斯古楞梅林、蘇都斯琴，賽日川吉廟喇嘛雷德唐兀特等，經過周密計劃，以找朋友為借口，讓王德淦與當地喇嘛雷德唐兀特潛入日軍存放彈藥的賽日川吉廟內，裡應外合，引爆了彈藥庫，一舉炸毀了日本軍隊設在賽日川吉廟的全部軍需倉庫，這一行動沉重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軍的囂張氣焰。

不久，王德淦又從額濟納旗二里子河秘密來到甘肅酒泉，通過特殊渠道向李翰園報告了日本特務機關在額濟納旗的活動情況：盤踞在東廟的日本特務機關部目前只有江崎壽夫等10名日籍特務，還有察哈爾籍的蒙奸、漢奸和回奸四五十人。日寇、漢蒙奸的步槍等軍械，也已被炸毀，現在他們身邊只有一些手槍。兩部無線電台也因故障無法使用，日本飛機也已半月未到。李翰園綜合分析軍情後，認為與日寇攤牌的時機已經成熟。

3.日特間諜分裂祖國陰謀的徹底破產

1937年春天，「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後，李翰園再次奉國民政府之命，取道蘭州、酒泉，前往額濟納旗取締日本特務機關，驅逐日本特務。「案准寧夏省政府民政廳李廳長翰園函，以奉行政院令赴額濟納旗辦理公要，擬請臨時借調金塔縣縣長周志拯隨往，藉資臂助而利進行等由。准此。查離職縣長交待未清者，不得離省他往，業經本府通令准找在案。准函前由。即系協助要公，應准該員隨同前往，但於任務完畢，務即兼程回省具報，以清交案，不得違誤」[7]。李翰園到酒泉後得知馬步芳已接到南京方面來電，要當地駐軍協助其辦案，甚為欣喜。但更讓他高興的是，馬步芳派來護送他的是馬家軍中的一個精銳步兵旅，旅長馬步康是他的臨夏同鄉，當時擁兵3000餘人，有一定的作戰實力。更不用說在1934年寧夏「四馬」（即馬鴻逵、馬鴻賓、馬步芳、馬步青與孫殿英的戰鬥中，他倆一塊共過事，彼此熟悉，這使李翰園增添了幾分成功的信心與把握。李翰園決定帶馬步康的「馬家軍」前往額濟納旗取締日本特務機關。

李翰園在馬步康的協助下，率領部分武裝前往額濟納旗首府達來呼布鎮。但王德淦對李翰園將帶兵前往額濟納旗有些擔心，因為「馬家軍」紀律渙散，殺人搶掠，無所不為，他擔心在執行任務時會引起回、蒙兩個民族間的仇殺，這就正好中了日本人的奸計。

為了防止兄弟相殘，避免衝突發生，李翰園一方面決定以馬步康的全旅作後盾，自己只帶35名官兵前往，並通知金塔、鼎新兩縣接連額旗邊界的居民，將所有駱駝馬匹暫時寄養居民家裡，一旦軍需，聽候調用；另一方面，與馬步康的「馬家軍」於1937年6月下旬約法三章，要求他們嚴守紀律，不損傷蒙旗一草一木。然後，李翰園帶領50多人騎上駱駝，沿弱水（黑水）北進。

在青山頭，李翰園一行遇到了圖王派來迎接他們的阿木藏蓋所率的蒙古保安隊，在保安隊等協調下，他們與當地蒙古族群眾取得相互信任，還應邀參加了蒙古賽馬大會。在賽馬大會上，李翰園向人們分析了日本特務的險惡用心，要蒙古同胞不要受日本特務間諜的矇騙，協助抓捕日本特務。當時，化裝成蒙古醫生的日本特務松本平八郎聽了李翰園的講話後，當即就騎上駱駝逃跑了。李翰園馬上派人火速捉拿，當晚抓獲了那名逃跑未遂日本特務。經審訊，松本平八郎供認了日本特務機關的軍情，與王德淦彙報的情況基本吻合。李翰園抓捕日本特務，揭穿日特險惡用心的舉動得到了蒙古族人士的歡迎，並從思想上打消了蒙古同胞對他們一行的抵觸情緒[8]。

此後，李翰園率部越過青山頭，日夜兼程，於1937年7月7日上午抵達額濟納旗首府。但是，額濟納旗圖王的弟弟塔王長時間受日本特務的威逼利誘，中毒較深；而圖王本人在對待日本人的態度上也模稜兩可。為此，李翰園首先以民族大義說服圖王和塔王，敦促他倆站穩立場，并力邀日本特務機關長江崎壽夫少將來其寓所覲見圖王和塔王，李翰園則在圖王府準備與江崎壽夫較量。

日本特務機關長江崎壽夫受圖王和塔王的邀請，率秘書大西俊三等人乘坐日籍司機駕駛的汽車來到圖王府覲見圖王和塔王。早在圖王府等待江崎壽夫的李翰園，經過與日本間諜的激烈交鋒，當晚12點鐘，以國民政府特派員的名義，向江崎壽夫發出最後通牒，江崎壽夫不得不讓秘書乘車接回6名日籍特務，並在圖王府被李翰園解除了武裝。就這樣，不費一槍一彈，包括機關長江崎壽夫在內的日本特務便被解除了武器，臨時羈押在一個蒙古帳篷內。被抓的日本特務中，有飛行場場長、無線電台台長、報務員、測量人員、地質調查人員、醫生等，他們都有軍籍，並都著陸軍制服。

李翰園率部採取果斷行動，一舉摧毀額濟納旗日本特務機關。這一天，正是「蘆溝橋事變」爆發的當日。7月8日，李翰園押著江崎壽夫等日本特務，搜查了東廟日本特務機關部及紅柳窩倉庫，並逮捕了5名漢奸，先後繳獲手槍、子彈、戰刀、無線電台、卡車、軍馬、駱駝、軍用地圖和一些文件。經過一夜的忙碌，日本特務機關及人員的情況全部被搞清。被搜繳的這些文件清楚地表明了日本特務盤踞在額濟納旗等地的險惡用心：政治上，企圖組織成立阿拉善、額濟納、青海蒙古共和國，也就是說將阿拉善旗、額濟納旗和青海蒙古各旗聯合起來，與漢、回民族對立；經濟上，企圖利用弱水河資源，在青山頭附近修建大型水庫，作發電和灌溉之用；軍事上，企圖以東廟軍用飛機場為中心，以榆林、延安、寧夏、蘭州、西寧、哈密為半徑，轟炸這一區域的大小城市和鄉村[9]。

7月9日，李翰園率隊押著日本間諜和繳獲的大批侵華罪證，從東廟啟程返回。他們驅車經居延海到距東廟60公里的二里子河站，經與寧夏方面電報溝通，他們又獲得一個新情況：另一日本特務機關驅趕著滿載空汽油的百餘只駱駝，從寧夏磴口縣北的巴音冒堵經過定遠營、古魯乃、馬鬢山去甘肅安西，要李翰園等人見機行事。

李翰園重返東廟，並決定將被捕的日本特務和一部分勾結日特間諜的民族敗類，分別用汽車和駱駝押回甘肅酒泉，把其餘的民族敗類和匹、物資等，統一交給當地旗政府接管。7月12日，李翰園乘汽車沿綏遠新疆公路向甘肅開進，於7月16日到達酒泉。

到酒泉後，李翰園就與馬步康商量，決定立即派出隊伍前往古魯乃堵截日本特務及其押運的物資，逮捕了橫田機關長等3名日籍特務及勾結日特間諜的民族敗類，截獲滿載航空汽油的駱駝100多峰，收繳了他們押運的全部物資。至此，這批奉命在安西建立航空聯絡站的日本間諜悉數歸案。而另一支押著勾結日特間諜等民族敗類的駝隊，7月20日才安全到達[10]。

被臨時羈押在酒泉城裡的這批日本特務，成了各方關注的焦點：寧夏馬鴻逵命令將他們押回寧夏，青海馬步芳則硬要把他們押往青海，而南京國民政府則強令將他們交給甘肅省主席賀耀祖，三方為此爭得不可開交。但是李翰園最終還是按照南京國民政府的命令，率隊押解13名日本間諜和5名漢奸及其物資，乘坐幾十輛汽車，在西北行營憲兵隊的護送下於1937年9月2日順利抵達蘭州。「寧夏民政廳長李翰園，前奉行政院令，繞道此間，取道甘、涼、肅，轉赴額濟納旗公幹。現李氏以此行任務業經辦理完竣，於昨日午前十一時，偕同省府崔參議及隨員等，分乘汽車五輛返蘭。午後晉謁省府賀主席，報告此行辦理經過，聞李氏此行，對於處理額濟納事件，甚為得當，故能與最短期間，除去西北今後隱患」[11]。李翰園將13名日本特務和5名漢奸連同車輛、物資等交給了設在蘭州的西北行營後，日本特務在蘭州接受軍法審判。經報南京國民政府批准，全部被核准死刑，並在蘭州安定門外執行了槍決。

日特間諜分裂中國之原因探析

其一，因為日本是一個礦產資源極度匱乏的國家，佔有並掠奪礦產資源是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主要目的之一。為此，自從1894年到1945年的半個世紀里，日本在中國的領土上開展了大量地質礦產探查活動，收集情報，有計劃地配合日本侵華戰爭。而在其佔領區，為掠奪中國資源也開展大規模的地質調查。據不完全統計，日本在戰爭期間從中國掠走了煤炭10億噸、鐵礦1.8億噸、銅礦150萬噸、鋁礦10萬噸、鎂礦5萬噸，還有大量的非金屬礦、鉛鋅礦、金銀貴金屬等。[12]

其二，日本早有製造民族分裂，以達到其肢解中國的陰謀。日本帝國主義在積極策劃發動大規模軍事侵略之前，就派出特務間諜深入東北、西北和華北內地，籠絡和收買回蒙等少數民族和宗教界上層人士，以似是而非的『民族自決』理論，挑撥各民族間的感情，鼓動各民族之間的戰爭，用製造所謂的『大回回國』的手段，企圖製造民族分裂，來達到分裂西北、分裂中國的目的，進而全面侵佔中國和東亞、東南亞地區，實現其大陸政策。

早在20世紀初，日本就設想對中國的「回教徒」進行滲透，以為日後日本侵略中國所用。1914年，日本浪人濤秀雄化名馬成龍來到中國，專程奔赴西北等地，從事所謂的「回教之獨立運動」，鼓動並策劃製造中國的民族分裂，為日本侵華充當急先鋒。馬成龍到中國後，先在東北遼寧組織了「黑龍會」鼓動策劃組織所謂的「大回回國」。

其三，日本「黑龍會」的要務是對付俄國，組織「日滿蒙團結反蘇」是其重要的戰略部署。「黑龍會」是1901年2月3日由內田良平主持成立的，其宗旨是「回顧東亞的大局和帝國的天職，為實行興隆東亞的經綸，挫折西力東漸之勢，目前的急務是先與俄國開戰，在東亞將其擊退，把滿洲、蒙古、西伯利亞連成一片，建設經營大陸的基礎。」「黑龍會」的綱領有五：一是「發揚開國的宏謀，闡明東方文化的宏大深理，推進東西方文明的親近交流，使日本成為亞洲民族興隆的領導者。」二是「用法治主義的形式，一掃那些束縛人民自由、缺乏時事常識、阻礙公私辦事效率提高、淹沒憲政的本來主旨等百端宿弊，以此發揮天皇主義的美妙真諦」。三是「改革現行制度、振興外交、積極向海外發展，並革新內政，增加國民的福利，確立社會政策，解決勞動問題，以鞏固皇國的基礎」。四是「實現軍人敕語，振作尚武風氣，實現全民皆兵，以充實國防機關」。五是「仿效歐美進行現代教育的根本改革，建立以國體為淵源的國民教育的基礎學，使大和民族的公德良知向上發展。」內田良平寫了《俄羅斯亡國論》《論俄羅斯和日本兩國實力與和戰之利害關係》《俄羅斯國內之大缺陷》等文章，分析俄羅斯的弊政，積極倡導與俄國開戰，統一滿洲、蒙古、西伯利亞，為實現其「大陸政策」而「建設經營大陸的基礎」。

為準備對俄作戰，「黑龍會」還出資辦了四所專門學校，對學員分別教授俄語、漢語、朝語、間諜、國際關係等課程，以培養戰時急需之人才。為了準備對俄國作戰，內田良平在平岡浩太郎的介紹下，晉見了日本陸軍參謀本部次長兒玉源太郎，要求允許他領導下的「黑龍會」成員去中國東北為「皇軍」效力。內田良平還向兒玉源太郎建議，借日俄戰爭之機侵佔整個堪察加半島，控制東北亞地區。兒玉源太郎對內田良平的建議和智謀深為嘆服，立即把參謀本部的少佐找來，與內田良平一起擬定計劃，並同意提供資金和武器支持[13]。

正是在這種形勢下，日本「黑龍會」成員馬成龍被派到中國開展活動。但馬成龍及其「黑龍會」成員在中國的非法活動嚴重干涉了中國內政，遭到中國方面的嚴厲譴責，馬成龍不得不灰溜溜的離開中國。

馬成龍回到日本後，受到日本朝野極端勢力的大力支持。日本陸軍省也很重視「黑龍會」在中國東北的活動「成果」。馬成龍回日本後不久，「黑龍會」又派出川村狂堂又名川村乙麿，狂堂為其號從大連進入中國東北，先後在東北數省從事非法活動。

1934年年底，川村狂堂在中國東北設立的「滿洲伊斯蘭協會」，在「偽滿」各地發展了166個分會，會員達萬人以上，成了日本殖民統治政策的積極支持者。川村狂堂被推為「滿洲伊斯蘭協會」的總裁。

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的穆斯林發出抗日號召後，「滿洲伊斯蘭協會」反其道而行之，立即向其各個分會發出通知：「闡明發揚滿洲建國精神、加強日滿兩國不可分關係之意義，以及不可反滿抗日之理由和共產主義與伊斯蘭教教義二者不可共容之道理，以此來引導在滿回教徒。」七七事變發生後，該協會又向「全滿信徒」發出「諭告」，為日本侵華作粉飾，宣稱日本的侵略行動「不外是友邦日本為了維護東亞和平大義，而派出了正義之師」。在當時嚴峻形勢之下，中共駐蘭八路軍辦事處代表謝覺哉同志與處長彭加倫同志委派周仁山同志前往額濟納旗開展地下工作，他以防守司令部漢文秘書的身份，開展黨的工作，向包括圖布沁巴雅爾王爺在內的王府上層人士和防守司令部官員，宣傳了黨的統一戰線和抗日救國主張，同時，利用一切有利時機向一些蒙古青年宣傳抗日救國的革命道理，激發保安隊官兵和廣大蒙古族牧民的民族自尊心和愛國熱情，這些措施，使黨的聯合抗日政策深得人心。[14]這些措施在額濟納旗軍政上層產生了積極影響，促進了民族團結，有效抵制了日特間諜分裂祖國的活動。

其四，西北地區民族關係複雜，國民政府對此地無暇顧及，地方勢力對中央大為失望。據1936年進入額濟納地區的國民政府調查員王德淦稱，當地回蒙衝突，地方多次請求中央援助，電令皆石沉大海。又因勢力單薄，空無實權，地方愈覺無崇敬之必要。誠如記者范長江所言：「國家的力量不能保護人民生活的安全，一些意志薄弱的人就容易背棄國家，託庇於外國勢力之下，以圖生存」甘肅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民族關係，成為聯繫西北各少數民族的重要紐帶。從這一意義上講，甘肅政局的穩定關係整個西北地區的穩定。惟其如此，日本軍部在其推行所謂的「大陸政策」的時候，早就對西北有所謀劃，川村狂堂等就是在日本軍方的支持下，以研究中國的伊斯蘭教問題和傳教為借口，深入西北內陸地區進行測量和繪圖，大量搜集政治、軍事、經濟和地形、地理情報，從事分裂中國的活動，為日本實現其大陸政策做準備的。

之後，川村狂堂又轉至北平，進入察哈爾和綏遠省，然後取道察哈爾和綏遠進入內蒙古，再折入河套地區，進入甘肅省河西走廊，然後沿河西走廊進入新疆，流竄於塔里木河流域。川村狂堂等在新疆南疆地區從事一段時間的非法傳教活動後，又折回內地，順著祁連山南麓進入青海、甘肅，在甘肅河州（今臨夏逗留達三個多月之久，繼續從事非法傳教活動，並以傳教為掩護，從事間諜活動。川村狂堂先後在中國活動30年之久，其中絕大多數時間用來專門調查中國回教之種種問題，策劃中國西北回族、維族、哈薩克等民族脫離祖國，企圖在西北建立所謂的「大回回國」。

1935年9月，號稱日本「支那回教研究家」的若林半帶領兩名弟子，用了大約兩個月時間，在上海、南京、青島、濟南、天津、北平、歸化(呼和浩特）、太原、熱河（承德）、奉天（瀋陽）、新京（長春）、大連等地「調查中國的回教政策及情況，並與之進行聯絡」。而調查和聯絡活動所使用的經費，全部來自日本外務省支出的「補助費」[15]。

日本軍部的行動，還隱藏著另一個不可告人的目的。據破獲日特機關的當事人王澤戎回憶稱：「1935、1936兩年，日本帝國主義在用軍事力量瘋狂進攻我國內蒙東部，熱河、綏遠的同時，又將特務深入我國內地兩千餘公里，在甘肅背部的額濟納旗建立了特務活動點。從後來繳獲的地圖來看，他們妄圖從滿洲、內蒙、寧夏、甘肅到四川，形成一個大包圍圈，以切斷中蘇交通線，控制中國北方。」關於這點，李翰園後來回憶也作了證實：「他們的任務是與希特勒的敵機在安西聯繫，是日德航空聯絡點。其目的是切斷中蘇國際交通，內而包圍中國，外而進攻蘇聯和蒙古共和國」[16]。

結語

額濟納旗肅清日本特務活動後，南京國民政府才開始重視這一地區的防務。委派李才桂為駐額濟納旗軍事專員，調派國軍郭釋愚團及鄒梅嶺戰車防禦炮連駐防額濟納旗。後因前線占時緊張又調走了戰車炮連，撤銷了軍事專員，改設為駐防司令部，以額濟納旗郡王為防守司令，自此額旗的邊防才有了專人負責。[17]

在日軍侵華期間，西北各民族的人民以民族大義為重，特別是回蒙民族宗教界的上層人士，秉持民族氣節和獨立辦教的精神，不與日寇合作，與全國人民一道同仇敵愾，奮起抗戰，共同抗日，以實際行動維護了國家的統一和民族團結，粉碎了日本軍國主義者企圖分裂西北，擾亂抗日大後方的陰謀，挫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發動的另一場無煙的戰爭，維護了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尊嚴，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完全勝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最後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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