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參選：「古稀之戰」與美國總統代際更迭混亂

這是選·美的第1130篇文章

美國前副總統拜登。東方IC 資料圖

2019年4月25日，美國前副總統喬·拜登終於正式宣布參與2020年總統大選的民主黨黨內初選。這個遲到了四年的決定當然在意料之中，正如我們此前文章所討論的那樣（參《聯邦明察局｜民意期待面臨現實障礙，拜登能否「王者歸來」？》），面對從政將近50年來首次在黨內總統初選中領跑民調，拜登沒有理由不去放手一搏。同樣，讓我們並不感到意外的是，拜登的新競選logo中規中矩地回應著前文中提及過的經驗教訓（參《聯邦明察局｜五花八門的logo與失焦的民主黨2020初選》），甚至還平衡地設計了圓形胸章型的「JOE」和名牌式的「BIDEN」。唯一的大亮點在「BIDEN」下方頗為顯眼的「PRESIDENT」（總統）字樣。

拜登的競選logo

雖說都是在選總統，但其他人最多只會在logo 上標註出「FOR PRESIDENT」（競選總統）。通常而言，大多數人為了與選民共情、避免過分強調個人而使用「FOR AMERICA」（為了美國）或者「FOR THE PEOPLE」（為了人民）的信息。這樣一對比，拜登勢在必得的霸氣可謂不言而喻：他似乎不是來競選總統的，而是來接班的。

雖然前副總統的「御駕親征」並未遏制住民主党參選人規模的野蠻生長，但拜登在短短几天內就能拿到別人數月無法實現的經費入賬與背書名單，已足見其「最強棒」的勢力。而基於這些無與倫比的資源、人脈與組織，現年76歲的拜登似乎註定要與年近73歲的特朗普狹路相逢了。若真是如此，2020年大選預訂上演的戲碼就叫做「古稀之戰」了，進而新一次大選的任何當選者都必然刷新美國總統政治的紀錄：78歲的最高齡新總統或者75歲的最高齡連任總統。

事實上，自從三位古稀或年近古稀的兩党參選人攪動2016年大選以來，高齡問題似乎已被脫敏了。然而，現如今面對2020年大選時，推出過40多歲的肯尼迪、柯林頓以及奧巴馬等叔叔輩候選人的民主黨真的會徹底接受拜登爺爺嗎？

年齡不是問題，概率才是

不可否認，隨著76歲的拜登、77歲的桑德斯甚至是88歲的阿拉斯加州前國會參議員邁克·格拉韋爾（Mike Gravel）展開同場競技，美國公眾輿論不可避免地再次碰到了關於高齡總統的激烈討論。當然，類似討論甚至擔憂的根源大都並非年齡歧視，而是由於高齡總統在履職中或將面對的更大挑戰。

當今美國男性的平均預期壽命約為76.4歲、女性則是81.2歲……這組數字大概是最近美國輿論場上相關討論時經常被拿出來說事兒的所謂「科學依據」。或者，有人還會拿出小布希和奧巴馬任期八年前後的對比照片的梗，希冀著證明美國總統任期的壓力必然讓擔任者更快衰老。

不過，如此擔憂雖不是憑空而起，但其本質也只是糾結於概率而已。基於科學和醫學的快速發展，高齡雖然不可否認地意味著身體發生狀況的概率增加，但的確也僅僅是概率而已。也有研究顯示，總統在任期間的面容似乎給人以衰老感，其最有可能的一個解釋即他是四年或八年內在全世界曝光度最高的政治人物，所以衰老的不是他的臉，而是公眾的審美。此外，如果對現代美國總統卸任之後的健康情況進行個案追蹤的話，四年或八年的白宮歲月並不必然折損他們的健康。告別白宮38年卻仍能出席公開活動的卡特就是一個振奮人心的積極例證。

近年來的幾次高齡政治人物闖入白宮政治的事實也基本可以支撐起相對樂觀的預期。1980年，當里根再次嘗試、並最終入主白宮已是創紀錄的69歲。雖然其八年執政的工作強度估計應該無法與四五十歲的柯林頓或者奧巴馬相提並論，但也無任何證據能證明裡根的執政由於工作強度與密度的差異而直接導致了內外政策上的重大閃失。甚至里根那八年在冷戰意義上或者共和黨政黨文化意義上還獨具分水嶺意義。

1994年，即里根卸任五年後，他的奧爾茨海默症才正式對外宣布，旋即引發了不少關於里根在總統任期內就發病的猜測乃至抨擊，而里根的小兒子羅恩即便承認1984年父親謀求連任時家人就很擔心他的健康情況，但里根家人也都同時否認這位高齡總統在任內就已顯現出疾病的前兆。無論如何，如今在評價里根時，高齡執政似乎更像是贏得額外褒獎和尊重的加分項。

里根時代落幕20年之後，72歲的麥凱恩接過了共和黨衝刺總統寶座的重任。雖然軍旅生涯的歷練和家族長壽基因的事實也可以打消公眾的憂慮，但要戰勝47歲的年輕對手，麥凱恩必須表現出足夠的活力。在民調大幅度且持續落後的高壓下，麥凱恩及其競選團隊基本上暗示出所謂「一屆總統」的承諾，希冀以此來給選民一個延續加變革的「雙保險」。

基於如今對那場選舉的回顧，麥凱恩的高齡絕非其失敗的關鍵原因：背負著小布希八年執政的負資產，任何資質的共和黨人也都無力回天。反而，麥凱恩自己製造出的年齡包袱，甚至不惜以提名反建制派年輕女性政治人物來彌補自身「缺陷」的冒險，才最終弄巧成拙。而就麥凱恩其後的健康史而言，雖然曾多次因皮膚癌等問題而接受治療，但最終的生死考驗還是來自2017年確診的腦瘤，而此時距離麥凱恩與白宮的失之交臂已過去了九個春秋。換言之，靜態而言，麥凱恩的健康狀況大概率地不會影響其可能的總統生涯。

2016年的狀況目前看最具戲劇性。希拉里的長期領跑，累積著黨內對其69歲高齡的擔心，甚至也有聲音要求希拉里重拾「一屆總統」的諾言。有趣的是，更年長者桑德斯的陪跑以及特朗普在共和黨初選中勝出後的對比，很快淡化了希拉里的年齡困境。同樣分享著對比利好的其實還有特朗普本人，特別是如今拜登和桑德斯在2020年民主黨初中選強勢存在的情形下，特朗普反而成了「最年輕」的總統人選。值得玩味的是，自上台以來堅持公開「完美」體檢報告的特朗普對奧巴馬政府留下來的白宮醫生羅尼·傑克遜（Ronny Jackson）十分器重：2018年3月在退伍軍人事務部部長出缺時，特朗普不加猶豫地提名了傑克遜補位；而在傑克遜因醜聞而放棄提名之後，特朗普又將其召回白宮、因人而專門設置了「總統首席醫藥顧問」一職。對傑克遜的過分關照，似乎也流露出特朗普個人對維持健康公眾形象的高度關切。

所以，高齡所帶來的所謂執政隱患其實只是概率問題，但如何打消輿論對這些概率問題的無盡猜測卻還是特朗普或拜登們不懈努力的方向。於是，某種意義上，在2020年的總統大選中，體檢報告比納稅報告更重要。

如何讓資深看起來很新鮮？

在正式參選之後，22位參選人中「第二十年輕」的拜登不但保持了民調領先，還顯著地侵佔了桑德斯等對手的支持率，其民調從三成左右快速飆到了迫近四成。但整體趨勢向好的同時，拜登卻也不可迴避地遭遇到了代際差異的某種鴻溝：較新民調顯示，拜登在50歲以上的選民中能夠以48%比11%絕對領先於桑德斯，但在50歲以下的群體中，拜登與桑德斯的支持率分別是30%和19%。這就意味著，拜登的優勢的確在年長選民群體中更為穩固。

具體而言，民調中50歲的門檻其實就是那些至少在1988年首次參與總統大選投票的選民，而1988年也正是拜登首次嘗試競選總統的年份。相比之下，桑德斯在50歲以下的中青年選民中表現稍好一些，但之所以還沒好到接近乃至超越拜登，可能還是與他已不再「新鮮」有關。

桑德斯超過「保鮮期」的問題似乎已不是秘密。2016年，76歲的桑德斯對年輕選民的強大號召力驗證了一個事實，即年齡的因素是相對的，關鍵還在於能否「新鮮」。即便高齡，但如果是一張徹底「新鮮」的全新面孔、拋出足夠取悅年輕人的「新鮮」變革與政策的話，就能掀起一場場跨越世代的逆襲。而在兩年多之後的今天，桑德斯的「新鮮」與「變革感」正在被他的高知名度和高曝光度所侵蝕，而他原本獨霸的選民空間也被更為「新鮮」的那些面孔快速擠壓。也正是因此，2020年的桑德斯不就是2016年的希拉里？這樣想來，揮之不去的濃厚建制派色彩也不可避免地加深著拜登的「過期感」。

今年4月的一項關於年齡偏好的民調給拜登和桑德斯帶來了不能算好的消息：超過半數的民主黨受訪者承認他們不太容易接受70歲以上的候選人。而超過半數的規模正好與如今在各大民調中大概50%到55%之間的民主黨支持者仍未表態的事實高度吻合。具體到為何「不太容易接受」，很多人給出的理由是最為直接的「缺乏吸引力」。因而，拜登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其實並非是民主黨基本盤的跑票，而是這些人出來投票的動力不足。畢竟，希拉里的「低投票率」也是在2016年葬送民主黨「白宮夢」的一個致命傷。

試想，在上個世紀七八十時代起就支持拜登的選民群體都已基本步入中老年，他們的子女也都成為了新選民，作為父輩選擇的拜登又如何讓這些新世代的年輕群體真心接納呢？而這些新世代恰恰又是當今民主黨競選時必須動員出來的重要票倉。

目前而言，拜登尚且沒有在實際政策闡述或者政治營銷技巧意義上擺出令人眼前一亮的驚艷架勢。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屆總統」的承諾一定是不可取的壞主意。特別是在兩黨對峙無解之下，總統在一屆四年中真正可以利用的有效時間原本就少而又少，這也就讓這種原本就毫無意義的妥協看上去更像是毫無希望的退縮。此外，一般觀點也正在猜測，拜登獲得提名之後，很可能會遴選一位與他能夠形成充分互補的副手人選，比如足夠年輕、足夠符合多元身份認同的標準。

不過，另外一個從歷史中投射而來的事實是，自1856年65歲的總統候選人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與35歲的副總統候選人約翰·布雷肯里奇（John Breckinridge）成功當選以來，民主黨就再無一組高齡總統與低齡副總統的跨代際組合得以勝出。最近的失敗例子如2016年的希拉里和比她小11歲的蒂姆·凱恩（Tim Kaine）或者2004年副手人選愛德華茲與比他大10歲的總統人選克里的配合。換言之，70多歲的拜登配上一位四五十歲的少數裔或女性人選時，雖然噱頭十足，但還是沒有十足的把握提振本黨選民的熱情。

美國總統政治中消失的「50後」

從里根的「花甲出征」到如今的「古稀之戰」，美國總統政治的正常代際更迭也正在被反覆打亂。事實上，1980年大選時就是1910年代出生的里根逆襲式地接替了1920年代出生的卡特，里根之後的老布希再次將美國總統政治帶回了1920年代。換言之，1976年到1992年之間的16年，總統政治始終徘徊在二十世紀前二十年出生的政治人物之間，除了1984年挑戰里根的民主黨人杜卡基斯是「1930後」之外，美國總統政治完全沒有給原本應該在卡特之後登場的「1930後」任何機會。於是，到了1992年，1946年出生的柯林頓徹底將美國總統政治快進了20年。

「1930後」被越頂之後，由於1961年出生的奧巴馬在2008年的歷史性當選，「50後」的政治人物很快就重蹈了「30後」的覆轍。而接替奧巴馬的特朗普卻是與小布希同歲的1946年生人，這也意味著美國總統政治再次被倒回了1940年代。

另一方面，如今已正式參選或明確參選意向的22位民主黨人中的多數都是「60後」和「70後」。如果2020年大選真的是一場「40後」之間的「古稀之戰」，在總統政治意義上，民主黨政治人物在代際更迭就完全有可能一路提速到到1970年代。其中的邏輯一定是十分複雜的，但僅僅從奧巴馬的八年中「50後」民主黨人群星暗淡的事實出發，奧巴馬魔咒般的光環催促著更多年輕人在毫無政治歷練的情況下提早參政，而奧巴馬塑造出來的「求新求變」也使得民主黨為了迎合選民而刻意招募年輕且多元的候選人成為必然之舉。

這種日積月累形成的代際錯亂雖然加速了民主黨（乃至共和黨）的新陳代謝，但卻也導致了青黃不接。2016年時民主黨無人能對「40後」的希拉里發起致命挑戰，或者如今的2020年大選還能輪到混跡政壇50年的拜登一枝獨秀……這些其實在某種程度上都是民主黨「超速迭代」導致的真空問題。

這樣說來，拜登未來若真鎖定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也必然會加速下一次總統競選中民主党進入「70後」乃至「80後」參選人相爭的步伐。這對AOC（美國國會史上最年輕的女議員Alexandria Ocasio-Cortez，簡稱AOC）及其更加激進的主張而言，大概是個好消息。但對於民主黨呢？或許未必。

作者小像

（「聯邦明察局」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國際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刁大明的專欄，對「聯邦」之事洞明察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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