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額的庚子賠款，是如何攤到民眾頭上的？

文 | 諶旭彬

《辛丑條約》賠款，以當年中國人口數(4.5億)為準每人攤派一兩, 定為海關銀4.5億兩（這種做法相當於一種政治懲罰），以39年期、年息四厘的方式清償，本息共計9.82億餘兩海關銀（又稱關平銀，一兩約合37.7993克）。再加上地方賠償教會、教士、教民損失的2000萬兩，整個庚子賠款共計海關銀10億餘兩。

這10億餘兩白銀，在列強中的分屬額度如下：

圖片來源：宓汝成《庚子賠款的債務化及其清償、「退還」和總清算》

此外，據王樹槐的計算，1903-1905年的「付金付銀」交涉（清廷欲按條約規定用關平銀交付賠款，因銀價下跌，列強強迫清廷以各國貨幣交付賠款），1922-1924年的「金法郎案」交涉（法、比、意三國原定用法郎交付賠款，但法郎在一戰後大幅貶值，三國強迫北洋政府用美元交付，段祺瑞選擇妥協），共計使中國在庚子賠款一事上需要再多支付1.68億兩白銀。

如何湊足這筆巨額賠款，清廷與列強都很焦慮。

1901年，各國公使與清廷代表談判時，曾詳細討論過這個問題。

時為該年舊曆三月初一，中方代表是徐壽朋，那桐，周馥，列強代表是法國公使畢勛、德國公使穆默、英國公使薩道義、日本公使小村壽太郎。

會上，畢勛開門見山，問那桐等三人中國有什麼辦法繳足賠款，徐壽朋回復：可以提高「海關進口貨稅」。

畢勛認為，這部分已經在他們的考慮範圍之內，但還遠遠不夠，要求清廷從「鹽課」中再拿出錢來，徐壽朋回復：「只可挪出四百萬作抵」。

畢勛和薩道義又問漕糧和崇文門稅卡能否拿出錢來，徐壽朋回復：崇文門每年只能收到70萬兩稅銀，對完成賠款無濟於事，希望列強不要動這個地方，「為中國略存體面」。

畢勛又問能付徵人丁稅，按他的計算，每人每年徵收5分銀子，一年可得兩千萬兩。徐壽朋回復：清廷從前是徵人丁稅的，後來把這部分稅併入了田賦，如今再徵人丁稅，那等於是重複徵收。畢勛說，那不如就增加田賦。徐壽朋回復：這樣貧民的日子會更慘，社會可能會不安定。

薩道義提議說，你們不如搞個「房捐」，征房租稅。徐壽朋回復：這事我們以前在部分省份干過，沒成功，我們一收房產稅，那些店家就關門歇業，那些民眾就哭天喊地，地方官員束手無策。

薩道義又提議說，你們的自產鴉片比進口鴉片多出三倍，如果每擔鴉片征銀六十兩，不就可以得到一千餘萬兩嗎？徐壽朋回復：自產鴉片的生產地散布內地各處，沒有可以控制它們流通、用以徵稅的核心關卡，稅征高了，只會促使他們偷稅漏稅，損失更大。

薩道義說，那你們可以征印花稅。徐壽朋回復：這個辦法我們已經考慮到了，但只能在通商口岸先試著搞一搞。

畢勛又提議，你們不如向願意緩期要求賠款的國家求助，請他們借錢給你們。徐壽朋回復：我們不願借債，還是希望能夠將賠款攤到若干年，慢慢來還。……（以上對話，參見《總署與各使會議賠款事宜述略》，《清季外交史料 6》第2788~2791頁）

圖：法國公使畢勛（Stephen Pichon）

簡言之，列強為清廷出的主意是：（1）間接攤派，提高海關進出口貨物的稅率；（2）直接從民眾身上榨取。

清廷的實際籌款方式，也正是從這兩處著手。

當時，清廷本擬將進出口稅率提高到10%，但它已喪失了關稅自主權，因英日兩國反對，最終的關稅標準是5%。

海關之外，剩下的就是直接盤剝民眾。這種直接盤剝，由清廷擬定具體數額，分別攤派到各省，共計每年1880萬兩庫平銀（一兩等於37.301克），由各省官員負責具體執行。

各省每年的具體攤派數額如下：

這種盤剝嚴重到何種程度，可以參見浙江巡撫任道鎔1902年4月3日給清廷的彙報。任在彙報中寫道，為了籌措賠款，浙江目前已經採取了如下手段（序號系筆者所加）：

（1）一曰糧捐，無論新舊，一律按照實征之數每兩加捐錢三百文，隨糧帶徵。——按固定比例增加「糧捐」，以前征1兩銀子的，一律再加收300文。

（2）一曰鹽斤加價，按現收價值每斤加錢四文。——每斤鹽加價4文錢。

（3）一曰鹽引加課，每引由商加課銀四錢，隨掣帶繳。——每張鹽引加價0.4兩銀子。

（4）一曰房捐，各屬城鄉市鎮，凡系鋪戶、行店所居房屋，於逐月租值十成內捐繳一成，房主、租客各半分出。——按月租金的十分之一收房租稅，房主與租客對半承擔。

（5）一曰膏捐，洋葯、土葯熬售清膏所在，皆是各屬城鄉市鎮，無論土店、煙鋪，售膏一兩收取捐錢二十文。——賣出一兩錢的鴉片，收稅20文。

（6）一曰酒捐，查明釀酒缸數，再以缸計壇，給以印花執照，每年釀至五十缸者，繳納照費洋十元，於售銷時分別本庄、路庄兩項，粘貼印花，本庄售諸本地，每百斤捐繳洋銀二角，路庄運往外路，加繳二角，免其完厘。——收酒稅，釀夠五十缸酒得繳納「照費洋」10元；在本地賣，每一百斤酒收稅兩角洋銀，運去外地賣，收稅加倍，變成4角。

以上這些，只是浙江在賠款初期緊急推行的一小部分盤剝政策。在奏摺里，任道鎔向朝廷承諾，浙江還將出台其他搜刮措施，比如「錢鋪、典當、牙帖、契稅，現並飭司分別籌辦」。在清廷存在的最後九年里，浙江民眾共直接負擔了1227.6萬餘兩白銀的辛丑賠款（未計入關稅等其他間接負擔）。（《庚子賠款浙江知多少》，《浙江檔案》2003年第4期）

圖：《辛丑條約》簽訂現場。1902-1938年，中國共計支付庚子賠款6.64億海關兩，扣除美英等國退款，實際支付數額共5.76億餘兩。

對各省官員而言，庚子賠款既是政治負擔（要完成攤派額度），也是致富機會（可以名正言順製造新名目斂財）——1901年5月，內閣中書許枋曾在奏摺中坦言，延慶被攤派了庚款13萬，但當地政府實際攤派給民眾的數額，「已派至20餘萬」。

但清廷無意查辦這類斂財行為。對愛新覺羅皇室而言，竭力湊足給列強的賠款，以延續大清政權，才是首要之務。在1902年12月給各省督撫法諭旨里，慈禧以光緒的名義嚴厲寫道：

「此次賠款載在條約，必須如期籌償，萬不可稍涉遷延，致失大信。著各直省將軍督撫……按期應付不準絲毫短欠，……（否則）定惟該將軍督撫等是問！」

一切都得為完成償付賠款這一性命攸關的政治任務讓路。各級官員的貪腐，在這一政治任務面前，是無足輕重的。

所以，在斂財這一動力的驅使下，食鹽加價這類「常規手段」，可以一用再用。戶部已經加了一次（各省每斤一律加價四文），省內不妨再加一次（比如湖南、江西、河南）；省內加了一次，也不妨礙縣內再加一次。（參見：馬長偉，《從辛丑到辛亥：庚款攤賠背後的官民博弈》）

苛捐雜稅，自然也是層出不窮。福建的丁漕每兩加征200文「丁漕捐」；江西的漕糧每石「按糧輸捐」160文；四川每年按田畝徵收「賠款新捐」100萬兩；南京對小推車收稅，必須憑照上路；蘇州對驢和馬每匹收洋銀2角，沒有執照的驢子和馬不許接生意上路；奉節在原來的屠宰稅之外，每殺一頭豬加收200文稅，叫做「新加肉厘」，後來又再加收一次，叫做「續加肉厘」……

光緒三十二（1906）年九月，文摘類媒體《華字彙報》摘錄了一則陝西新聞，其中寫道：陝西省將攤派下來的庚子賠款「全數加入地丁」，直接扣在陝西農民頭上，「百姓久已敝困」。最近政府要修建西潼鐵路，社會上出現傳言，說這筆錢也要按田畝加派，於是，「渭北各州縣人心惶惶，以有地為累，爭先賤售，甚至連阡累陌有不索一錢甘心送人耕種者。」

殘暴的庚款攤派，將農民們嚇得連地都不想要了，寧願免費送給他人耕種。當日民不聊生之狀，可見一斑。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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