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豐富古代文學研究

陳宣宇/攝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考古學快速發展，大量考古成果的面世，為其他學科的研究提供了豐富材料，催生了一批新的學術增長點。其中，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學者以新出土材料作為文學史料，與傳世文獻相結合，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開墾了新的沃土。

豐富研究史料

在傳統的學術視野中，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往往依賴於傳世文獻，以分朝代的作家作品研究作為學術研究的主流。不斷湧現的考古發現成果不但豐富了原有的中國古代文學史料，也開拓了學者新的研究視野，甚至有學者在此基礎上提出「重寫文學史」的建議。浙江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主任胡可先介紹說，早期簡帛和石刻文獻的不斷出土與公布，為學術研究提供了很多古代史料，以這樣的史料與傳世文獻相印證，還原了很多歷史事實，訂正了許多傳世文獻的訛誤。深圳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李立表示，考古發現的相關文學文獻資料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對象，拓展了新的研究領域。

據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廖名春觀察，現有的出土簡帛數量非常龐大，其中文學文獻不在少數。李立表示，除了出土的文學文獻，青銅器銘文、漢畫像圖像、畫像榜題、簡牘帛書中的法律、占卜文獻和反映日常生活的各種書信文書等非文學文獻材料，也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帶來了新的啟迪和發現，從而推動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走向深入。例如，曹道衡和劉躍進在《先秦兩漢文學史料學》中，將秦漢石刻簡帛文獻和漢畫像引入秦漢文學文獻材料，體現了嶄新的學術視野。

「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可以利用的考古發現主要有石刻、寫本、遺址和實物四個方面。」胡可先告訴記者，就石刻而言，大宗是碑誌，其既是歷史遺存的再現，也是文學藝術的表現。就寫本而言，它們是在簡帛文獻之後和印刷術發明之前歷史時期的主要文獻來源，這些寫本不僅提供了文學研究的文本材料，而且涉及文學傳播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問題。就遺址而言，其可以為中國古代文學的地理方位提供可資對比的立體空間。就實物而言，其被用以研究文學的途徑也非常廣泛。

提升研究水平

「出土文獻既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帶來了新課題，也促使我們思考一些舊問題。」廖名春提出，從文獻校勘和訓詁的角度，新出土文獻可以解決原有的一些字詞疑難問題。從文學史的角度，新出土文獻可以豐富我們對文學史的認識，填補文學史的一些空白，加深我們對一些文學史或學術史原有問題的認識。

胡可先表示，先秦兩漢時期的郭店楚簡、上博楚簡、里耶秦簡、尹灣漢簡、馬王堆帛書的出土，以及魏晉南北朝至隋唐五代石刻碑誌的發現，有力地推進了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例如，《孔子詩論》的發現使得《詩經》的闡釋與研究進入一個新的境界。

李立提出，藉助出土文獻的傳統文學類型和文學範疇的研究持續受到關注，出土文獻促使不同文體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產生新的認識。例如，在中國古代神話研究方面，長沙子彈庫楚帛書相關研究將最早記載天地開闢神話的文獻由兩漢時期提早到戰國時期。在中國古代小說研究方面，放馬灘秦簡《墓主記》與北大秦簡《泰原有死者》為復活類志怪小說起源和早期生成研究，提供了極為珍貴的簡牘文獻資料。

拓寬研究視野

考古成果進入文學研究的視野是一種怎樣的體驗？李立表示，利用考古發現進行文學研究，實際上是物質與精神、物質與思想、物質與情感、物質與藝術的對話。

然而，傳統學科的分野局限了不少研究者的視野。胡可先提出，當前學術界將考古發現還原於歷史的研究較為充分，而還原於文學的研究較為薄弱。具體表現在運用考古文獻研究歷史的學者很多，考古發現幾乎成為歷史學者必用的史料，而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的學者很少充分利用考古成果。以「考古的眼，史學的手，文學的心」來融合考古發現、歷史敘述與文學描繪，探尋學術生長點，對考古發現進行史學和文學的雙重梳理，從而構建新的學術系統與學術範式，這是文學研究者的使命。

李立提出，必須看到藉助考古新發現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由於研究對象的跨學科性而勢必導致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的複雜化，從而也就在學識積累、學術素養和專業素質等方面對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藉助簡牘帛書銘文文獻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可能觸及文字釋文和內容考釋方面的問題，涉及文字學、文獻學、簡牘學等學科研究方法。

基於此，李立認為，要重視考古學、歷史學和文獻學的關聯，以發現考古、歷史和文獻層面的文學意義上的因果聯繫與時代信息；探尋促成文學發生、發展、演變的動因與機制；進一步擴展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對象、內容、樣式和形態，推動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走向深入。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宗悅排版編輯：宗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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