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化伸縮題意自達處處朴老簡峭千古之散文名篇《種樹郭橐駝傳》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唐朝）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瘺，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舍其名，亦自謂「橐駝」雲。
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早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效慕，莫能如也。
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早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仇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
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官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勖爾植，督爾獲，早繅而緒，早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
問者曰：「嘻，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
白話文：
郭橐駝，不知道他起初叫什麼名字。他患了脊背彎曲的病，脊背突起而彎腰行走，就像駱駝一樣，所以鄉里人稱呼他叫「橐駝」。橐駝聽說後，說：「這個名字很好啊，這樣稱呼我確實恰當。」於是他捨棄了他原來的名字，也自稱起「橐駝」來。
他的家鄉叫豐樂鄉，在長安城西邊。郭橐駝以種樹為職業，凡是長安城裡經營園林遊覽和做水果買賣的豪富人，都爭著把他接到家裡奉養。觀察橐駝種的樹，有的是移植來的，也沒有不成活的；而且長得高大茂盛，結果實早而且多。其他種樹的人即使暗中觀察、羨慕效仿，也沒有誰能比得上。
有人問他種樹種得好的原因，他回答說：「我郭橐駝不是能夠使樹木活得長久而且長得很快，只不過能夠順應樹木的天性，來實現其自身的習性罷了。但凡種樹的方法，它的樹根要舒展，它的培土要平均，它根下的土要用原來培育樹苗的土，它搗土要結實。已經這樣做了，就不要再動，不要再憂慮它，離開它不再回顧。栽種時要像對待子女一樣細心，栽好後要像丟棄它一樣放在一邊，那麼樹木的天性就得以保全，它的習性就得以實現。所以我只不過不妨礙它的生長罷了，並不是有能使它長得高大茂盛的辦法；只不過不抑制、減少它的結果罷了，也並不是有能使它果實結得早又多的辦法。別的種樹人卻不是這樣，樹根拳曲又換了生土；他培土的時候，不是過多就是過少。如果有能夠和這種做法相反的人，就又太過於吝惜它們了，擔心它太過分了，在早晨去看了，在晚上又去摸摸，已經離開了，又回頭去看看。更嚴重的，甚至用指甲劃破樹皮來觀察它是活著還是枯死了，搖晃樹根來看它是否栽結實了，這樣樹木的天性就一天天遠去了。雖然說是喜愛它，這實際上是害了它，雖說是擔心它，這實際上是仇視它。所以他們都不如我。我又能做什麼呢？」
問的人說：「把你種樹的方法，轉用到做官治民上，可行嗎？」橐駝說：「我只知道種樹罷了，做官治民,不是我的職業。但是我住在鄉里，看見那些官吏喜歡不斷地發號施令，好像是很憐愛(百姓)啊，但百姓最終反因此受到禍害。在早上在晚上那些小吏跑來大喊：『長官命令：催促你們耕地，勉勵你們種植，督促你們收穫，早些煮繭抽絲，早些織你們的布，養育你們的小孩，喂大你們的雞和豬。』一會兒打鼓招聚大家，一會兒鼓梆召集大家，我們這些小百姓停止吃早、晚飯去慰勞那些小吏尚且不得空暇，又怎能使我們繁衍生息，使我們民心安定呢？所以我們既困苦又疲乏,像這樣（治民反而擾民），它與我種樹的行當大概也有相似的地方吧？」
問的人說：「不也是很好嗎！我問種樹的方法，得到了治民的方法。」我為這件事作傳把它作為官吏們的鑒戒。
《種樹郭橐駝傳》作者介紹
柳宗元，生於公元773年（唐大曆八年），卒於公元819年（唐元和十二年），字子厚，河東（現山西運城永濟一帶）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偉大的文學家、哲學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稱「柳河東」、 「河東先生」，因官終柳州刺史，又稱「柳柳州」。柳宗元與韓愈並稱為「韓柳」，與劉禹錫並稱「劉柳」，與王維、孟浩然、韋應物並稱「王孟韋柳」。
柳宗元的祖籍是河東郡（河東柳氏與河東薛氏、河東裴氏並稱「河東三著姓」），祖上世代為官（七世祖柳慶為北魏侍中，封濟陰公。柳宗元的堂高伯祖柳奭曾為宰相，曾祖父柳從裕、祖父柳察躬都做過縣令）。其父柳鎮曾任侍御史等職。柳宗元的母親盧氏屬范陽盧氏，祖上世代為官。柳宗元只有兩個妹妹。
公元773年，柳宗元生出生於京城長安。四歲時，母親盧氏和他住在京西莊園里，母親的啟蒙教育使柳宗元對知識產生了強烈的興趣。
柳宗元的幼年在長安度過，因此對朝廷的腐敗無能、社會的危機與動蕩有所見聞和感受。
九歲時遭遇建中之亂，建中四年，柳宗元為避戰亂來到父親的任所夏口。年僅12歲的柳宗元在這時也親歷了藩鎮割據的戰火。
公元785年（貞元元年），柳鎮到江西做官。柳宗元隨父親宦遊，直接接觸到社會，增長了見識。他參與社交，結友納朋，並受到人們的重視。不久，他回到了長安。父親柳鎮長期任職於府、縣，對現實社會情況有所了解，並養成了積極用世的態度和剛直不阿的品德。能詩善文的父親和信佛的母親為他後來「統合儒佛」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公元792年，柳宗元被選為鄉貢，得以參加進士科考試。
公元793年，21歲的柳宗元進士及第，名聲大振。不久，柳宗元的父親柳鎮去世，柳宗元在家守喪。
公元796年，柳宗元被安排到秘書省任校書郎。公元798年，26歲的柳宗元參加了博學宏詞科考試，並中榜，授集賢殿書院正字（官階從九品上）。
公元801年，柳宗元被任命為藍田尉（正六品）。
公元803年十月，柳宗元被調回長安，任監察御史里行。從此與官場上層人物交遊更廣泛，對政治的黑暗腐敗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逐漸萌發了要求改革的願望，成為王叔文革新派的重要人物。
公元805年（貞元二十一年）1月26日，唐德宗駕崩，皇太子李誦繼位，改元永貞，即順宗。順宗即位後，重用王伾、王叔文等人。柳宗元由於與王叔文等政見相同，也被提拔為禮部員外郎，掌管禮儀、享祭和貢舉。此時，在王叔文周圍還有許多相同政見的政治人物，包括韓泰、韓曄、劉禹錫、陳諫、凌准、程異、陸質、呂溫、李景儉、房啟等人，他們形成了一個政治集團。
王叔文等掌管朝政後，積極推行革新，採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史稱永貞革新。主要採取的革新措施有，抑制藩鎮勢力，加強中央的權力；廢除宮市，罷黜雕坊、鶻坊、鷂坊、狗坊、鷹坊的宦官稱為五坊小兒；貶斥貪官污吏；整頓稅收，廢除地方官吏和地方鹽鐵使的額外進奉，並試圖收回在宦官和藩鎮手中的兵權。隨著順宗的病情加重，以俱文珍為首的宦官集團，朝臣聯合外藩聯合反對改革派向朝廷施加壓力，要其引退。
公元805年（永貞元年）4月，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立廣陵郡王李淳為太子，改名李純。5月，王叔文被削翰林學士一職。7月，宦官，大臣請太子監國。同月，王叔文因母喪回家守喪。八月五日，順宗被迫禪讓帝位給太子李純，史稱「永貞內禪」。李純即位，即憲宗。憲宗一即位就打擊以王叔文和王伾為首的政治集團。8月6日，貶王叔文為渝州司戶，王伾為開州司馬，王伾到任不久後病死，王叔文不久也被賜死。永貞革新宣告失敗，前後共180多天。
永貞革新失敗後，9月，柳宗元被貶為邵州刺史，11月，在赴任途中，柳宗元被加貶為永州司馬。王叔文政治集團的其他人也被貶為遠州的司馬，後稱「二王八司馬」。到職後的柳宗元暫居在龍興寺。經過半年，柳宗元的母親因病去世。
公元815年，柳宗元離開永州，生活在永州的10年中，柳宗元在哲學、政治、歷史、文學等方面進行鑽研，並遊歷永州山水，結交當地士子和閑人，他寫下《永州八記》（《柳河東全集》的540多篇詩文中有317篇創作於永州）。
公元815年（元和十年）1月， 柳宗元接到詔書，要他立即回京。2月，經過一個多月的跋涉，柳宗元回到了長安。在長安，柳宗元沒有受到重用，由於武元衡等人的仇視，不同意重新啟用。3月14日，柳宗元被改貶為柳州刺史。3月底，柳宗元從長安出發，赴柳州，六月二七日抵達。
公元819年（元和十四年），憲宗實行大赦，憲宗在裴度的說服下，敕召柳宗元回京。十一月初八，柳宗元在柳州因病去世。享年47歲。
公元1158年（紹興二十八年），宋高宗加封柳宗元為文惠昭靈侯。
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詩文作品，文的成就大於詩。其駢文有近百篇，古文大致為六類。
（一）論說：包括哲學、政論等文及以議論為主的雜文。
筆鋒犀利，論證精確。《天說》為哲學論文代表作。《封建論》、《斷刑論》為長篇和中篇政論代表作。《晉文公問守原議》、《桐葉封弟辯》、《伊尹五就桀贊》等為短篇政論代表。其哲學思想中具有樸素的唯物論成分。其政治思想主要表現為重「勢」的進步社會歷史觀和儒家的民本思想。但也受佛教影響，尤是政治失意時，往往向佛教尋找精神上的解脫。
（二）寓言：繼承並發展了《莊子》、《韓非子》、《呂氏春秋》、《列子》、《戰國策》傳統，多用來諷刺、抨擊當時社會的醜惡現象。
推陳出新，造意奇特，善用各種動物擬人化的藝術形象寄寓哲理或表達政見。代表作有《三戒》（《臨江之麋》、《黔之驢》、《永某氏之鼠》）、《傳》、《羆說》等篇。嬉笑怒罵，因物肖形，表現了高度的幽默諷刺藝術。
（三）傳記：繼承了《史記》、《漢書》傳統，又有所創新。
代表作有《段太尉逸事狀》、《梓人傳》、《河間傳》、《捕蛇者說》等，有些作品在真人真事基礎上有誇張虛構，似寓言又似小說如《宋清傳》、《種樹郭橐駝傳》。
（四）山水遊記：最為膾炙人口，均寫於被貶後，以永州之作更勝。
典範之作為《始得西山宴遊記》、《鈷潭記》、《鈷潭西小丘記》、《至小丘西小石潭記》、《袁家渴記》、《石渠記》、《石澗記》、《小石城山記》。作品中既有借美好景物寄寓自己的遭遇和怨憤，也有作者幽靜心境的描寫，表現他在極度苦悶中轉而追求精神的寄託。至於直接刻畫山水景色，則或峭拔峻潔，或清邃奇麗，以精巧的語言再現自然美。
（五）詩詞騷賦：獨具特色，代表作《懲咎賦》、《閔生賦》、《夢歸賦》、《囚山賦》等，均用《離騷》、《九章》體式。或直抒胸臆，或借古自傷，或寓言寄諷，幽思苦語，深得屈騷精髓。
《天對》、《晉問》兩巨篇，則為另一種類型，形式仿照《天問》、《七發》，造語奇特深奧。
柳集中也有不少有關佛教的碑、銘、記、序、詩歌等作品，對禪宗、天台宗、律宗等學說有所涉及。
柳詩現存140多首，均為貶謫後所作。前人把他與王維、孟浩然、韋應物並稱王孟韋柳。其部分五古思想內容近於陶淵明詩，語言樸素自然，風格淡雅而意味深長。另外一些五古則受謝靈運影響，造語精妙，間雜玄理，連制題也學謝詩。
但柳詩能於清麗中蘊藏幽怨，同中有異。柳詩還有以慷慨悲健見長的律詩。如《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為唐代七律名篇，《江雪》《漁翁》《溪居》在唐人絕句中也是不可多得之作）。
（六）作品集：劉禹錫始編柳集《河東先生集》。
宋代注本較多，韓醇《詁訓柳先生文集》為現存柳集最早本子。明蔣之翹輯注有《柳河東集》。事迹見韓愈《柳子厚墓志銘》、新、舊《唐書》本傳、文安禮《柳先生年譜》。
柳宗元是一個政治革新的人，推崇「古文」運動。柳宗元的哲學論著中，對漢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說持否定態度。他反對天諸說，批判神學，強調人事，用「人」來代替「神」。柳宗元把對神學的批判變成對政治的批判，用唯物主義觀點解說「天人之際」即天和人的關係，對唯心主義天命論進行批判。
柳宗元的哲學思想，是同當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自然科學所達到的水平相適應的。他把古代樸素唯物主義無神論思想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是中唐時代傑出的思想家。
柳宗元的哲學論著有《非國語》、《貞符》、《時令論》、《斷刑論》、《天說》、《天對》等。在這些論著中，柳宗元對漢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說持否定態度，並反對天符、天命、天道諸說，批判神學，強調人事，用「人」來代替「砷」。柳宗元還把對神學的批判變成對政治的批判，用樸素唯物主義觀點解說「天人之際」即天和人的關係。
柳宗元所寫的一些關於社會政治的論著，是他的政治思想的具體反映，是他參與政治鬥爭的一種手段。柳宗元認為整個社會歷史是一個自然發展的過程，有其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發展的必然趨勢。他的言論從折衷調和的立場，來對儒、法、釋、道等各家學說作調和的解說。
柳宗元一生好佛，他曾說：「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這三十多年大致可分為幼時的盲目、為政時期的附會時尚和貶官後的自覺三個階段。 他在長安應舉和為政時期，曾與文暢等出入官場文壇的僧侶結交，很欣賞晉宋以來名家人與和尚支道林、釋道安、慧遠、慧休的關係，並極力稱讚那些與自己同時代人的那種「服勤聖人之教，尊禮浮圖之事」的亦儒亦佛的生活。 柳宗元認為「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於物外而恥制於世者，則思入焉。」這正是他改革失敗後被貶永州的真實心理狀態。於是，「自肆于山水間」，更有意識地從自然山水中尋找慰藉，以排解心中的鬱結。
柳宗元對待人生的態度是積極執著的。他雖然好佛，但他的思想基本上還是儒家的。他一生有兩項重大活動：一是參與永貞革新，一是領導古文運動。這二者都與他復興儒學、佐世致用的思想有關。他既身體力行了「勵材能，興功力，致大康於民，垂不滅之聲」的政治理想，又明確提出「文者以明道」「輔時及物」 的主張和以儒家經典為「取道之源」的原則。
柳宗元的詩，共集中140餘首，在大家輩出、百花爭艷的唐代詩壇上，是存詩較少的一個，但卻多有傳世之作。他在自己獨特的生活經歷和思想感受的基礎上，借鑒前人的藝術經驗，發揮自己的創作才華，創造出一種獨特的藝術風格，成為代表當時一個流派的傑出詩才。
現存柳宗元詩，絕大部分是貶官永州以後作品，題材廣泛，體裁多樣。他的敘事詩文筆質樸，描寫生動，寓言詩形象鮮明，寓意深刻，抒情詩更善於用清新峻爽的文筆，委婉深曲地抒寫自己的心情。不論何種體裁，都寫得精工密緻，韻味深長，在簡淡的格調中表現極其沉厚的感情，呈現一種獨特的面貌。因他是一位關心現實、同情人民的詩人，所以無論寫什麼題材，都能寫出具有社會意義和藝術價值的詩篇。
柳宗元的辭賦繼承和發揚了屈原辭賦的傳統。他的辭賦，不僅利用了傳統的形式，而且繼承了屈原的精神。柳宗元的「九賦」和「十騷」，確為唐代賦體文學作品中的佳作，無論側重於陳情，還是側重於詠物，都感情真摯，內容充實。
柳宗元的散文，與韓愈齊名，韓柳二人與宋代的歐陽修、蘇軾等並稱為「唐宋八大家」，堪稱我國歷史上最傑出的散文家。
唐中葉，柳宗元和韓愈在文壇上發起和領導了一場古文運動。他們提出了一系列思想理論和文學主張。在文章內容上，針對駢文不重內容、空洞無物的弊病，提出「文道合一」、「以文明道」。要求文章反映現實，「不平則鳴」，富於革除時弊的批判精神。文章形式上，提出要革新文體，突破駢文束縛，句式長短不拘，並要求革新語言「務去陳言」、「辭必己出」。此外，還指出先「立行」再「立言」。這是一種進步的文學主張。韓柳二人在創作實踐中身體力行，創作了許多內容豐富、技巧純熟、語言精練生動的優秀散文。韓柳的古文運動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遊記、寓言等方面，柳宗元同樣為後世留下了優秀的作品。「永州八記」已成為我國古代山水遊記名作。這些優美的山水遊記，生動表達了人對自然美的感受，豐富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領域，從而確立了山水記作為獨立的文學體裁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因其藝術上的成就，被人們千古傳誦、推崇備至。
除寓言詩外，柳宗元還寫了不少寓言故事，《黔之驢》、《永某氏之鼠》等，也已成古代寓言名篇。「黔驢技窮」，已成成語，幾乎盡人皆知。有的寓言篇幅雖短，但也同他的山水記一樣，被千古傳誦。
《種樹郭橐駝傳》作品介紹
《種樹郭橐駝傳》這篇文章是柳宗元早年在長安任職時期的作品。郭橐駝種樹的本事已不可考，後世學者多認為這是設事明理之作，此文是針對當時官吏繁政擾民的現象而為言的。
中唐時期，豪強地主兼并掠奪土地日益嚴重，「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僅有一點土地的農民，除了交納正常的捐粟外，還要承受地方軍政長官攤派下來的各種雜稅。據《舊唐書·食貨志》記載，各地官僚為鞏固自己的地位，競相向朝廷進奉，加緊對下層的盤剝，於是「通津達道者稅之，蒔蔬藝果者稅之，死亡者稅之」，民不聊生。
柳宗元在參加「永貞革新」前兩年，即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至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曾任監察御史里行，是御史的見習官，可以和御史一樣「分察百僚，巡按郡縣，糾視刑獄，肅整朝儀」，可以到各地檢查工作，民事、軍事、財政都可以過問，品秩不高而許可權較廣。這篇文章，可能就是在此期間寫的，是針對當時地方官吏擾民、傷民的現象而作的。這篇《種樹郭橐駝傳》可以看成是柳宗元參加「永貞革新」的先聲。
《種樹郭橐駝傳》是一篇兼具寓言和政論色彩的傳記文，也是一個諷喻性極強的寓言故事。郭橐駝種樹的事迹已不可考，後世學者多認為這是設事明理之作。此文針對當時官吏繁政擾民的現象，通過對郭橐駝種樹之道的記敘，說明「順木之天，以致其性」是「養樹」的法則，並由此推論出「養人」的道理，指出為官治民不能「好煩其令」，批評當時唐朝地方官吏擾民、傷民的行為，反映出作者同情人民的思想和改革弊政的願望。
《種樹郭橐駝傳》題目雖稱為「傳」，但並非是一般的人物傳記。文章以老莊學派的無為而治，順乎自然的思想為出發點，借郭橐駝之口，由種樹的經驗說到為官治民的道理，說明封建統治階級有時打著愛民、憂民或恤民的幌子，卻收到適得其反的效果，仍舊民不聊生。這種思想實際上就是「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的老莊思想的具體反映。
唐代從安史之亂以後，老百姓處於水深火熱之中，苦不堪言。只有休養生息，才能恢復元氣。如果封建統治者仍借行政命令瞎指揮，使老百姓疲於奔命，或者以行「惠政」為名，廣大人民既要送往迎來，應酬官吏；又不得不勞神傷財以應付統治者攤派的任務，這隻能使人民增加財物負擔和精神痛苦。
《種樹郭橐駝傳》先寫橐駝的命名、橐駝種樹專長和種樹之道，然後陡然轉入「官理」，說出—番居官治民的大道理。上半篇為橐駝之傳，目的是為下半篇的論述張本；下半篇的治民之理是上半篇種樹之道的類比和引申，前賓後主，上下相應，事理相生，發揮了寓言體雜文筆法的藝術表現力。
全文共五段。一、二段介紹傳記主人公的姓名、形象特徵，以及籍貫、職業和技術特長。這二段看似閑筆，卻生動有趣，給文章帶來了光彩色澤。
柳宗元不僅在文章的主題思想方面繼承了《莊子》的觀點，連人物形象的刻畫也靈活地吸取了《莊子》的寫作手法。橐駝即駱駝，人們稱這位主人公為橐駝，原帶有開玩笑，甚至嘲諷性質。但這位種樹的郭師傅不但不以為忤，反欣然接受。柳宗元在這裡不著痕迹地寫出了這位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的善良性格。這種描寫實際上也體現了老莊學派順乎自然的思想，即認為「名」不過是外加上去的東西，並不能影響一個人的實質，所以任人呼牛呼馬，思想上都不致受到干擾波動；相反，甚至以為被人呼為牛馬也並不壞。
寫郭橐駝種樹的特點有二：一是成活率高；二是長得碩茂，容易結果實，即所謂「壽且孳」。作者在後文沒有寫郭橐駝種樹的移栽易活的特點，只提到栽了樹不妨害其成長的這一面。其實這是省筆。蓋善植者必善移樹，只有掌握了事物發展的內部規律才能得到更大的自由。所以這裡為了使文章不枝不蔓，只點到而止。在這一小段的收尾處還布置了一個懸念。即「他植者雖窺伺效慕，莫能如也」。讀者從這兒必然急於想知道郭橐駝種樹到底有什麼訣竅。而下文卻講的是極其平凡而實際卻很難做到的道理：「順木之天以致其性。」可見郭並不藏私，而是「他植者」的修養水平和掌握規律的深度太不夠了。從這裡，作者暗示了一個道理，即「無為而治」並不等於撒手不管或放任自流。
第三段是郭橐駝自我介紹種樹的經驗。郭橐駝正是順著樹木的自然性格栽種，從而保護了它的生機，因而收到「天者全而其性得」的理想效果。這正是郭橐駝種樹「無不活」的訣竅。事實上，橐駝的「勿動勿慮」，移栽時的「若子」，種完後的「若棄」，正是最佳的管理，沒有像疼愛孩子那樣的精心培育，就不會有理想的效果。他植者不明此理，思想上不是撒手不管而是關心太過，什麼都放不下，結果適得其反，「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仇之」，壓抑了甚至扼殺了樹木的生機。柳宗元的觀點同老莊思想還是有差別的。柳是儒、道兩家思想的結合，他並不主張一味聽之任之的消極的「順乎自然」，而是主張在掌握事物內部發展規律下的積極的適應自然。他要求所有的種樹人都能做到認識樹木的天性，即懂得如何適應樹木生長規律的業務。把種樹的道理從正反兩面講清楚以後，文章自然就過渡到第四段。
四、五段是正面揭出本旨，實為一篇之「精神命脈」。作者通過對話，運用「養樹」與「養人」互相映照的寫法，把種樹管樹之理引申到吏治上去。對「養人」之不善，文章先簡要地用幾句加以概括：「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這與上文「他植者」養樹管理之不善遙相呼應。接著用鋪陳的手法，把「吏治不善」的種種表現加以集中，加以典型化，且有言有行，刻畫細緻入微，入木三分。如寫官吏們大聲吆喝，驅使人民勞作，一連用了三個「爾」，四個「而」和七個動詞，把俗吏來鄉，雞犬不寧的景象描繪得淋漓盡致。作者最後以「問者」的口吻點出「養人術」三字，這個「養」字很重要。可見使天下長治久安，不僅要「治民」，更重要的還要「養民」，即使人民得到休生養息，在元氣大傷後得到喘息恢復的機會，也就是後來歐陽修說的「涵煦之深」。這才是柳宗元寫這篇文章的最終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