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敢於懶惰

你如何分析學生神話學中的一個關鍵詞，懶惰？

懶惰不是神話，它是學術情景中一個基本的或准-自然的假定。為什麼？因為學校是一種約束的結構，而懶惰，則給學生提供了一種挫敗這種約束的方式。班級必然涉及一種壓迫的力量，即使僅僅是因為在那裡教授的東西吸引不到青少年的注意。懶惰可以是對這種壓迫的一種回應，一種接管某人的無聊，表明某人意識到這種無聊並因此，以某種方式「辯證化」這種無聊的主體策略。這是一種間接地回應，而不是某種公然的抗議，因為學生沒有直接對抗這些約束的手段；通過轉身離去，學生避開了危機。換言之，學生的懶惰具有某種語義學的價值，它屬於教師的代碼，屬於學生的自然的語言。

如果對這個詞的詞源進行考察，你就會注意到，piger，拉丁語中的形容詞（法語的paresse來自pigritia），意味著「慢」。這是懶惰最悲傷，最消極的一面，也即，做事情，但做得很可憐，做的事情違背個人的意志，或者說，通過給出一個答案來滿足體制的要求，但這個答案卻是一個耗時的答案。

另一方面，在希臘語中，「懶惰」對應的詞是argos，a-ergos的反義詞，含義非常簡單：它指的是「不工作的人」。希臘語要比拉丁語更坦率得多。

在這個簡短的詞源學的討論中，我們已經大致地看到，某種特定的懶惰之哲學的可能性。

我是一名教齡只有一年的中學教師。我的學院式的懶惰的概念並非來自那段經驗，而毋寧說來自我對學生時代的記憶。在當下的生活中，我有時會以一種隱喻的形式自發地向學院式的懶惰回歸，這種懶惰原則上與學童的懶惰並無共通之處；經常，這與諸如有待閱讀的郵件和稿件等那樣的，乏味或惱人的任務對抗的情況下，我會叛逆並告訴我自己，我不能做完所有的事情，就像學生不可能做完他的家庭作業那樣。在這樣的時刻，懶惰，就其為一種意志的痛苦的經驗而言，被痛苦地經驗。

在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中，你指定的——或你必須容忍的——懶惰的位置是什麼？

我很想說我並沒有在我的生活中為懶惰留下任何位置，但那本身就是一種錯誤：我感覺缺了某種東西，那裡有什麼不對。我常常陷入這樣的情景——在其中，我不得不掙扎著把事情做完。在我不做它們的時候，或者，至少在我沒有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因為一般來說工作總會做完），強加在我身上的是一種懶惰，而不是別的什麼東西。

顯然，這種可恥的懶惰並不以「沒有在做任何事情」的形式出現，而「沒有再做什麼事情」恰恰是懶惰的榮耀的、哲學的形式。

在我的生活中，有段時間我常常允許自己有少許欣快的懶惰，我在小睡後沉溺其中，直到下午四五點鐘才出離這種對懶惰的屈服。接著我會放鬆並聽命於我的身體，而在那時，我的身體通常是相當睏乏而缺少能量的。

我並不試圖工作，我只做我想做的事情。

但這是夏日在鄉下的生活。我畫點畫，四處閒蕩，就像許多法國人做的那樣。但在巴黎我會更多地陷入工作的需要與工作的困難。在這裡，我任由自己進入那種消極的懶惰的形式，任由自己分心，重複自己為自己製造的對注意力的分散：泡杯咖啡，倒杯水……而且，懷著徹底的惡意——由於與歡迎任何來自外界的分神相反，我對使我分心的那個人惱怒非常。我厭惡地忍受著電話和來訪，而事實上，這一切干擾的不過是我並沒有在做的那些工作罷了。

在這些分神之外，我還熟悉另一種痛苦的懶惰的形式，我將以福樓拜的名義來引出這種懶惰的形式，後者把它稱作「腌漬(masinate)」。在這種情況下你什麼也不做，你的思想四處渦動，你會感到有些壓抑……我常有這樣的「腌漬」，非常頻繁，但它們都不會長久地持續下去，最多十五到二十分鐘……接著，我的勇氣又回來了。

事實上，我認為我對沒有什麼也不做的自由和力量而感到苦惱。有時候我真的想休息。但正如福樓拜所說的那樣，「你靠什麼來休息呢？」

我不能把任何的懶惰放進我的生活，後者甚至也容納不下任何空閑的時間。除朋友外，我只有工作或一種脾氣相當暴躁的懶惰。我從來就不是那麼地在乎運動，但不管怎麼說，現在就算我要運動也太老了。所以如果決定什麼也不做的話，你想讓像我這樣的人去做什麼呢？

閱讀？但那是我的工作。寫作？也是，我的工作。這就是為什麼我喜歡畫畫。它是一種絕對沒有理由的活動，身體的，歸根到底是美學的，同時又是真正使人放鬆的，真實的懶惰，因為畫畫並不涉及任何驕傲與自戀——因為我只是一個業餘愛好者。對我來說，畫得好與畫得不好，結果都一樣。

還有什麼？在生命走向終結的時候，在瑞士，盧梭做著花邊。

人們可以不那麼諷刺地提出編織的問題。編織正是某種特定的懶惰的姿態，除非，這個姿態為完成某件作品的慾望所捕獲。但習俗禁止人們（男人）編織。

事情並不總是這個樣子的。五十年或一百年前，人（男人）通常都得刺繡，但現在再也沒有這樣的可能了。

也許我一生中見過的最離經叛道因此確切來說最可恥——對那些看客們來說可恥，而不是對我——的事情就是一個坐在巴黎地鐵車廂里的年輕男子從包里拿出一些編織物開始紡織。每個人都感到可恥，但所有人都什麼也沒說。

現在，編製是最低限度的、無端的、無定局的卻仍然再現/表徵了一種美麗而成功的懶惰的體力活動的範例。

我們不應認為懶惰之所是，就是現代的生活。你有沒有注意到每個人都一直在談論休閑活動卻沒有人談論懶惰的權利？我甚至懷疑，在現代西方世界是否存在像什麼也不做那樣的事情。

我記得這幅景象……在我還是個孩子，青少年的時候，巴黎可不一樣。那是在戰前。夏天天很熱，比現在熱，至少在我看來如此。在傍晚，在天熱的時候，我們經常會看到巴黎的門房——當時有很多門房，他們是種機構——把椅子拖到門前，拖到街上，他們會坐在那裡，什麼也不做。

這是一幅已經消失的，懶惰的景象。我再也看不到這幅圖景……在現代的巴黎，再沒有那麼多懶惰的姿態了。歸根結底，咖啡館是一種無副產品的懶惰：那裡有對話，一種活動的「表象」。這不是真的懶惰。

如今，懶惰很可能並不在於什麼也不做，因為我們沒有能力那麼做，相反，懶惰可能是儘可能多地切割時間，使之多樣化。這就是我在工作中引入分神的時候小規模地進行的活動。我切割時間。這是一種變得懶惰（向懶惰）發展的方式。但我渴望一種別樣的懶惰。

我總是對這首禪詩感到驚訝，這首詩，可能就是我夢想的那種特別的懶惰的詩學的定義：

Sitting peacefully doing nothing

Springtime is coming

And the grass grows all by itself.

靜坐無為

春來

草自生。

而且，這首詩表現了一種值得欽佩的錯格，一種語法構造上的斷裂。靜坐的不是句子的主體/語，坐下的不是春時。這種構造上的斷裂，無論有意還是無意，都清楚地表明，在懶惰的情境中，主體最不佔據其作為主體的持續性。他是去中心化的，他甚至不能說「我」。那，就是真正的懶惰。即在特定的時刻，有能力不再不得不說「我」。

戀人是不是最渴望這種懶惰的人？

戀人追求的懶惰並不是「什麼也不作」，它首先是「什麼也不決定」。

在《戀人絮語》中一個題為「該做什麼？」的片斷種，我說戀人，在某些特定的時刻，試圖在激情持續的張力中安排一個「微小的怠惰的角落」。

事實上我試圖描述的戀人一直想知道他該做什麼：我該打電話么？我該去赴約么？我該待在家裡么？

我對「該做什麼？」——那也許構成了我們的生命的熟思與決斷的織物——類似於佛教的業（因緣），不斷平時我們行動、作出回應的連鎖原因這個事實作出了評論。業的反面是涅槃。因此，在一個人承受大量業苦的時候，他就可以假定或幻象某種涅槃。懶惰因此也就具有了湮沒（虛無化）的層面。

真正的懶惰至多是一種「什麼也不決定」，「在那裡」的懶惰。和處在班級末端的，除在那裡外沒有其他屬性的劣等的學生一樣。

他們不參與，他們不被包括，他們只是在那裡，經歷著時間，就像蹦蹦球一樣。

這就是我們有時渴望的那種東西：在那裡，什麼也不決定。關於懶惰，道家有句箴言，我認為，它與在「什麼也不易動」的意義上「什麼也不作」，什麼也不決定。

我們也可能會想起托爾斯泰式的道德的一些誘惑，就一個人可能會懷疑在與邪惡對抗的時候人是否有懶惰的權利而言。托爾斯泰回答說是，他還說什麼也不做是最好的狀況，因為人不應以更多的邪惡來回答邪惡。

不用說，如今，這種道德已經徹底不為人們所聽信了。而如果我們要走得更遠的話，懶惰看起來可能是對惡的問題的一種重要的哲學的解決方案。什麼也不回答。但再一次地，現代社會與中立（性）的態度相處的並不是很好，它發現，懶惰是不肯容忍的，就像最終，懶惰本身，就是首要的惡那樣。

關於懶惰，可怕的是它可能是世上最平庸、最老套的東西，以及，最沒有思想的行為，就像它可能最具思想那樣。

他可能是一種自然的傾向，但也是一種征服。

這種有思想的懶惰，是被普魯斯特稱作失去的時間的那種東西么？

普魯斯特對作家的作品的態度相當特別。他的傑作，是建立在，如果不是直接以之為基礎的話，那至少也是伴隨著一種非意願的記憶的理論，一種記憶與感官向表面的上浮的理論而建構起來的。這種自由流動的記憶顯然涉及某種懶惰。從這個特別的角度來看，懶惰，就——用普魯斯特的隱喻來說——像在嘴裡緩慢地融化的瑪德琳蛋糕，這，在那個時候，就是懶惰。主體允許自己通過記憶而解體，他因此而懶惰。如果他不懶惰的話，那麼，他就會發現自己再次處在意願記憶的統治之下。

我們可以回到普魯斯特的另一個意象：折得很緊的日本紙花，在水中綻放並伸展放大。那就是懶惰：一個寫作的時刻，一個作品的時刻。

然而，甚至對普魯斯特來說，寫作也不是一種懶惰的活動。普魯斯特用另一種隱喻來只是作者，一種勞動的隱喻。他說，他寫一本書就像裁縫做一件裙子。這意味著一種無休止的，一絲不苟的，掠奪性的，建構性的，追蹤性的活動，就像普魯斯特本人從事的活動那樣。因為，歸根到底，他前半生（如果那時是這樣的話！）可能是懶惰的，但此後，在他把自己關起來寫作《追憶》的時候，他卻不是懶惰的，他一直在工作。

最後，我要說，在寫作中，可能存在兩個階段。首先，可能存在某種四處散布的時候，我們可以說，四處漫遊，為漫遊可能滋生的記憶、感觀和事故而漫遊。然後，是第二個階段，這個時候，人們在桌前寫作（對普魯斯特來說，則是在床上寫作）。

但我真的相信，為了寫作，一個人必須不懶惰，而這正是寫作的困難之一。寫作是一種愉悅，但同時也是一種艱難的愉悅，因為它必須跨越非常艱巨的工作的區域，並有著引起以下事物的危險：懶惰的渴望和威脅，放棄工作的誘惑，疲憊，以及反抗。就在一個小時之前，我還在忙著給托爾斯泰的私人日記做筆記。他是一個執著於（探索）生命的法則，日程的封閉性以及不懶惰的道德問題的人。他不斷地寫下自己的失敗。這是一場無終結的鬥爭，一場真正的惡毒的鬥爭。而事實上，如果一個人在根本上說是懶惰的，或者說如果一個人決定變得懶惰——那是完全可以被設想且相當值得辯護的——的話，那麼，人們就不能寫作。

存在怠惰的禮制么，或者說，星期天和其他日子一樣么？

是時候說，與各種各樣的職業一樣，存在多種形式的懶惰——也許，它們的數量與社會階級的數量一樣多——的時候了。儘管星期天可能是為分割懶惰而確立的，但很顯然，一個教師的星期天跟一個工人，一個公務員或一個醫生的星期天是不一樣的。

但除卻這個社會學的問題，關於休息日，還存在這樣一個歷史的問題，根據不同的宗教，這個休息日，是星期天呢，還是星期六，抑或，是星期五……我的意思是，還存在禮制化的懶惰的問題。

在像比如說，維多利亞時期的英格蘭或正統的猶太教那樣法典編纂完善的社會中，休息日過去曾為，現在也為禮儀禁止的某些行動所標記。儀式參與了這種什麼也不做的慾望。但不幸的是，看起來，只要人們被迫服從這種禁止的儀式，他們也就從「什麼也不做」那裡受苦。

由於這種懶惰是從外部強加的，它也就變成了一種折磨。這種折磨被稱作無聊。

叔本華說：「無聊的社會再現/表徵是星期天。」

在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我發現星期天是相當無聊的。我並不是真的知道為什麼，但我認為，孩子經常認為星期天是一個無聊的日子。那天沒有學校，而學校，即便對孩子來說是一種五味雜陳的經驗，卻是一種社會和情感……以及相當具有娛樂性的環境。

現在，既然我已經不是一個孩子，對我來說，星期天也就再次成為幸運的一天，在這天，所有那些在過去的這一周里使我筋疲力盡的社會要求——郵件，電話，預約——都被懸置了起來。這是一個幸福的日子，因為這是空白的一天，沉默的一天，我能夠懶惰對待，自由對待的一天。因為現代人們打心底里渴求的懶惰的形式，說到底，就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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