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隸書，先了解下漢隸、唐隸、清隸的不同

隸書，由篆書發展而來，字形多呈寬扁，橫畫長而豎畫短，講究「蠶頭雁尾」、「一波三折」。

從書法發展史來看，隸書有兩個高峰，一是漢代，二是清代，在這兩個高峰之間，有一個谷地，那就是唐代。

分析漢隸、唐隸、清隸的不同，有助於我們了解不同時代的時風及創作風格，給當代隸書的創作提供一點有益的啟示。

漢隸《石門頌》宋拓本

漢隸當來自秦隸，秦隸是什麼樣呢？吾丘衍在《學古編》中說：「秦隸者，程邈以文牘繁多，難於用篆，因減小篆為便用之法，故不為體勢，若漢款識篆字相近，非有挑法之隸也。便於佐隸，故曰隸書。即是秦權，秦量上刻字，人多不知，亦謂之篆，誤矣！」

而漢代隸書可分為兩類，一是八分，用篆筆作漢隸。二是漢隸，字皆有挑法，與秦隸名稱相同，但寫法不一樣。如果說唐人也繼承有漢隸的因素，也最多是這類情況。

石門頌

秦有隸書，但真正確立和完善卻在漢代。其在中國文字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是古體與今體的分水嶺。隸書在中國書法史上的地位，主要是筆法的革新，那就是波折和出鋒。筆法中有方筆和圓筆。隸書主要是用圓筆來表現的，而方筆是以隸書開始的。

分析秦漢隸書，有方筆也有圓筆，如南方的江淮漢簡多篆意，用圓筆表現，而西北漢簡則多方筆。到東漢以後，多用方筆。在筆勢上，出現左掠右波的特徵，這一特徵發展到唐代，則出現了一種程式化，把隸書推向了深淵，失去了生機和活力。

徐浩隸書《嵩陽觀記》（拓本一，選頁）

區別唐隸與清隸的一個顯著的標準是取法不一樣，唐人隸書以楷法書之。清代的隸書取法漢碑，這可以從清代的書學論著中找到答案。

清魏錫曾在《書學緒聞》中為初學書法者提供了一條學書道路，其說「篆取原刻《石鼓文》，原刻泰山秦殘篆十字，唐李陽冰《三墳記》，隸取漢《禮器碑》、《百石卒史碑》、《史晨碑》、《孔廟碑》、《尹宙碑》、《石門頌》數種，剪貼成冊，於此中擇篆隸各一種令習書者以油紙碑影寫，亦皆提肘回腕，羊毫濃墨日課無間。」從這段論述可看出，清人臨隸書的範本來自漢碑，且用筆是羊毫，「羊毫濃墨以振其力，使起筆不得不逆，住筆不能不到，腳踏實地，自無牽紐描畫之弊。」

史晨碑

唐隸不是取法漢碑，而是用楷法作隸書，唐代擅隸的代表書家多不通《說文》，不能取法篆書以豐富隸書之趣。造成這種現象的直接原因則是時代風氣所致。唐人並不是見不到漢碑，清人也不是只看到漢碑。從唐到明清，各代人都能見到漢人隸書碑碣。

清代考據之學的興盛，尊碑抑帖，書法家追求反樸歸真，這種尚質的風格決定了隸書在清代 書法中占重要地位，這也決定了清代隸書必然超越唐代隸書。正如清-揚守敬在《學書邇言》中說：「桂未谷馥，伊墨卿秉綬、陳曼生鴻壽、黃小松易四家之分書，皆根底漢人，或變或不變，巧不傷雅，自足超越唐宋。」

伊秉綬隸書五言聯

清代碑學的復興和發展，使人們對金石文字大加重視。帖學逐漸衰落，如何繼承和發展書法藝術，在當時的書壇上，湧現出了許多勇士。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推出了「尚質」的理論，認為書法要發展，必須從源頭處尋求變法的精神動力，也就是必須從唐碑以前的魏碑和漢碑中去發現和總結。

伊秉綬隸書

清代的隸書高手正是這種理論的實踐者，桂馥、伊秉綬、王時敏、金農、陳鴻壽、趙之謙等都是隸書高手，他們的共同特點都取法漢碑古法，都精通篆書。因此，其隸書的筆法有圓有方，面目多樣，各有千秋。尤其是金農的「漆書」與漢詔書上的隸書一致，方圓相濟，伊秉綬的隸書筆法沉雄質樸，以漢《衡方碑》額悟入，以篆書筆法作隸， 古味濃烈。從這也可看出，唐代與清代隸書在筆法上有極大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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