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教育：黃金時代終結？
2001年「9·11」恐怖事件發生後，為了與世界更密切地接觸，美國大學招收大量國際學生或在國外開設分校，既增加了文化的多樣性，也為美國大學帶來了可觀的學費收入。國際教育蓬勃發展，進入了黃金時代。然而，2016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並提出「美國優先」的政策後，美國國際新生入學人數與海外校園數量都明顯縮減。2019年4月1日，美國《高等教育紀事報》網站刊發記者卡林·菲舍爾（Karin Fischer）的文章《國際教育的黃金時段是如何黯然失色的》（How International Education』s Golden Age Lost Its Sheen），對高等教育國際化存在的問題和發展趨勢進行了分析。
原文 ：《國際教育黃金時代的終結？》
編譯 |熊一舟
圖片 |網路
黃金時代陡然失色
2014年5月的一個星期日，來自49個國家的140名學生走到舞台上領取阿布扎比紐約大學頒發的第一屆畢業生文憑。一些學生戴著頭巾，而另一些則把頭髮染成紫色。美國前總統比爾·柯林頓是主旨發言人。但這一天實際上屬於紐約大學校長約翰·塞克斯頓（John Sexton）。他每隔一周從紐約飛到阿布扎比給阿布扎比紐約大學的學生授課。
塞克斯頓把紐約大學在阿聯酋建立分校的夢想變成現實。紐約大學在上海的另一個分校於2013年秋季開業。塞克斯頓主張教育國際化的重要性，他說：「世界已經變小了。」「世界各地的事件影響著我們所有人，無論我們如何試圖尋求孤立。」事後看來，阿布扎比紐約大學的畢業典禮正值國際教育的黃金時刻，但很快就黯然失色了。
在那個黃金時代，高等教育找到了出口其聲譽的途徑，使自己成為美國軟實力的載體，並促進了跨越國界的人員和思想交流。美國的其他大學也加入紐約大學的行列，紛紛在國外開設校園，包括在新加坡的耶魯大學和在中國的杜克大學。這些大學聘請高級管理人員來管理他們蓬勃發展的海外投資，包括學生交流、教學研究和聯合學位。
前第一夫人米歇爾·奧巴馬曾說，出國留學是「本屆政府外交政策的關鍵組成部分」。當時，白宮推出了把10萬名美國年輕人送到中國留學的計劃。中國學生在國際學生留美大潮中獨佔鰲頭。美國大學的國際學生人數增加近90%，達到110萬人。
教育國際化的黃金時代誕生於最可怕的事件：「9·11」恐怖襲擊事件。自那以後，人們認為暴力行為的發生暗示著美國需要與世界更密切地接觸，而不是更少。黃金時代的結束之日是在15年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並提出「美國優先」的政策。
儘管把當前的國際化挑戰歸咎於特朗普總統和他所營造的本土主義環境似乎言之有理，但這種解釋並不全面。畢竟，特朗普總統並沒有要求在三年時間內取消650個大學外語項目。聲稱國際化是其戰略優先事項的大學的比例，從2011年的60%下降到2017年的47%，而這與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並沒有多大的關係。
一些大學正在縮減開支，而另一些大學則試圖保持其在全球的定位。如果說過去的時代是教育帝國蒸蒸日上的擴張時代，那麼今天國際化的擁護者們正在進行防守。波士頓學院國際高等教育中心創始主任菲利普·G.阿爾特巴赫（Philip G. Altbach）說：「形勢正在改變。國際化的時代可能已經結束，也許將進入一個維持階段。」
破裂的共識與「觀望」態度
特朗普的當選揭示了一個令人不快的事實：許多人——尤其是學術界內外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所認為的共識並不是所有美國人都認同的。賓州州立大學教育政策研究部主管凱文·金塞爾（Kevin Kinser）表示，人人都應該上大學。由於科技和貿易的影響，國家邊界正在被抹去。國際化的核心原則之一是，如果畢業生要在全球化的經濟中生活和工作，高等教育有責任為他們做好準備。
然而，給特朗普投票的美國選民中有一大批人不同意這一觀點。他們並不認同美國在世界上的責任，甚至認為美國在世界上不應負擔任何責任。雖然全球化曾被視為一種能在世界各地擴大機會的力量，但現在卻被視為經濟混亂的根源，使贏家和輸家在全球化之後四分五裂。國際化當然不是全球化的同義詞。國際化是讓人們了解和適應一個更加緊密、相互依存的世界，並把全球化的觀點貫穿於大學所做的一切。儘管如此，全球化和國際教育也同樣引起了一些懷疑。
如果說上屆政府支持高等教育的全球拓展，那麼現在聯邦調查局會定期訪問很多大學，因為他們擔心外國學生可能會竊取美國的國家機密。特朗普總統的旅行禁令和一系列簽證限制使一些外國學生和學者更難前往美國。據美國國際教育協會的統計，2016年國際學生入學人數下降到了自「9·11」恐怖襲擊以來的最低水平。2017年秋這一數字再次下降。
受收縮性世界觀影響的不僅僅是即將入學的學生。在特朗普當選前的十年里，美國大學在海外開設了34所校園，而特朗普當選後只開辦了5所。奧爾巴尼大學教育學院臨時院長詹森·萊恩（Jason Lane）與金塞爾一起進行了調查。萊恩指出，「全球地緣政治動態日益不穩定」是美國大學「觀望」的原因。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立法機構削減國際教育經費或威脅要關閉海外的項目。但許多國際項目的管理人員卻已準備好接受來自立法者、董事會和公眾的更嚴格審查，並加強了他們的宣傳努力。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教育政策研究與實踐」學科的教授珍妮·李（Jenny Lee）說，特朗普利用了被「未兌現的全球化承諾」激怒的選民群體。但是，她說，「真正的、嚴重的國際化阻力並不只是來自白宮內部。」
一些批評也來自於高等教育本身。許多教育界的懷疑論者並不認為全球化是惡魔，也不反對海外接觸的原則。相反，他們要麼不喜歡大學的具體做法，要麼不喜歡大學的合作對象。例如，耶魯大學的教授們抗議該大學2013年決定在新加坡國立大學開設一個新的文科學院。他們認為，耶魯大學不應該在一個在公民權利方面表現如此糟糕的國家開設分校。
突出重圍尋找新方向
在2018年冬天舉行的國際教育管理者協會會議上，人們的情緒是陰鬱的。對於這些頂尖的國際教育管理者來說，最初的震驚——旅行禁令和國際入學人數的減少——已經過去。現在他們必須想出突出重圍的策略。在這場國際會議的與會者中，似乎形成了兩個派別。一組人退縮了，他們削減了國際擴張的野心，甚至取消了項目。但另一個大得多的群體似乎決心用更少的資源來做更多的事情。
西弗吉尼亞大學擴大了與外國大學的聯合學位項目，認為美國文憑仍然具有社會聲望，即便學生不太願意來美國獲得學位。是的，西弗吉尼亞大學負責全球戰略和國際事務的副校長威廉·I.魯斯坦（William I. Brustein）說，學生們只會在校園裡呆上一到兩年，但「他們在這裡呆一段時間總比根本沒有好」。
需求引導了新方法的採用。例如，在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國際英語中心已經啟動了一個項目，為該校的員工、主要從事家政工作的工人和非英語母語的工人提供英語指導。現在可能是教育國際化轉向新方向的時候了。「一個時代的結束，」 賓州州立大學的金塞爾說，「並不一定意味著事情會倒退。也許他們只是發生了改變。」 很多時候，大學對國際化的渴望缺乏對國際化基本要素的關注，讓人感覺它更像是一個附加的、額外的東西，由一間門上貼著「國際化」標籤的辦公室來處理的專門事務。
回首過去，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黃金時代似乎失去了一些光彩。曾幾何時，國際教育的升級融合了高尚的理想和底層的關切。但最終，雙方都不滿意。如果國際教育要向前邁進，就必須充分了解教育的發展方向。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55期第7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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