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第一次鴉片戰爭，嘗到西洋槍炮的苦頭，但清朝官員對西洋武器卻有不同看法，有的抱殘守缺，對西洋武器有一種蔑視的心態，但又有一種恐懼心理，這種矛盾心理既有一種封閉傳統思想作怪，又有一種逃避僥倖的心理。有的人前後認識不一樣，從排斥到接納，觀念轉變較大。後來清朝購買並使用西洋武器，依然擺脫不了落後挨打的命運。讓我們從晚清三個階段不同官員對西洋武器不同認識，來探尋晚清政府落後的「密碼」。

從輕視到重視

清朝林則徐是接觸洋人最多的一個官員。因為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林則徐便率領清軍與英國軍隊作戰。在這次鴉片戰爭期間，林則徐對西方的槍炮有一個轉轉變觀念的過程。因為林則徐本來就是一個接觸新事物最多的一名官員。

第一次鴉片戰爭前，林則徐對西方的槍炮有過這樣的評價：「豈知彼從六萬里外遠涉經商，主客之行，眾寡之勢，固不待智者而決。即其船堅炮利，亦只能取勝於外洋，而不能施伎於內港。」林則徐認為西方國家堅船利炮也只能適用於海上，到了陸地就沒什麼作用了。而廣東有諸多門戶和可險，完全可以堅守內江，可確保廣東無事。

林則徐指揮清軍擊沉英國一艘運鴉片的躉船後，又說：「向聞英夷譏我中國船是紙的，炮是磁的，此番轟沉夷船一隻，死傷數十，又燒毀空躉一船，紙耶？磁耶？當必有辨。弟但期上足以崇國體，下足以攝夷情，使鴉片永不敢來，犬羊永不敢逞，則雖身遭重譴，亦無惜焉。」在這裡林則徐說出西方國家的船隻也不過如此，清朝船隻也能打過英國的船隻。他隨即向道光皇帝奏報，表奏清軍奮勇殺敵，大挫其鋒。林則徐卻不知道，他打掉的英國那艘躉船，實際只是一艘商船而已，而且他太高估清朝的裝備，而看不起英軍的實力。

戰爭打響後，林則徐才真正感受到英國人大炮威力。1840年8月21日，林則徐說：「英逆由九州乘潮放大船三隻，近關閘約十里內，其火輪船一隻，三板十餘只，齊放飛炮。我兵回炮多不能及，波參將與守備陳宏光額皆受傷，波輕陳重。聞惠州協船在隔岸亦發數炮，被夷炮將船打傷，兵勇率多走避。」這段記述，讓林則徐感受到英國人的大炮威力太大。

雖然林則徐感嘆英國人的兵器，便林則徐卻依然固執認為失敗並不是在武器，而在於清軍的能力不行，軍紀渙散，有的清軍甚至臨戰脫逃，他曾說：「可恨者，披堅執銳之人，無非豫存棄甲曳兵之想。此間惡習，陷溺已深，不獨連州之軍傳為笑柄。今若驟加峻法，奈罰不及眾何！」當林則徐的打算整頓軍紀時，清朝要和談了，林則徐也被撤職。

沒有官職的後的林則徐一直不明白，英國武器為什麼這樣厲害？特別是英國的船隻在海上飄來飄去，讓清軍防不勝防。林則徐研究後認為，應該改善清軍的船隻和大炮，組建海軍，才能與英國交鋒。如果船一時造不過來，可以租用外國船隻，購買西洋火炮。林則徐曾這樣寫道：「要之船、炮、水軍斷非可已之事，即使逆夷逃歸海外，此事亦不可不亟為籌畫，以為海疆久遠之謀，況目前驅鯨屏鯨，舍此曷濟？」林則徐的思想開始發生變化，認為建設清朝海防迫在眉睫。林則徐還把自己的建議呈報給清朝皇帝，「前年獲咎之後，猶以船、炮二事冒昧上陳」，但並沒有引起清朝政府的重視。

林則徐從無視或者輕視西洋武器，到重視採購西洋武器，是一種思想的轉化。這是一個睜眼看世界的變化，對清朝的軍事發展有很強的作用。正是這種認識上的變化，林則徐後來積極主張購買西方武器。

林則徐在總結清軍與英軍的差距時，曾有八字要訣：器良、技熟、膽壯、心齊，他認為這是「剿夷」之招。在器良與技良方面，林則徐看到雙方的差距很大：「彼以無定攻有定，便無一炮虛發。我以有定攻無定，舟一躲閃，則炮子落水矣。彼之大炮遠及十里內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內地之放排槍，連聲不斷，我放一炮後，須輾轉移時，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林則徐認為技不熟，實則器不行。因為英軍炮可以連發，但清軍炮實現不了。對於英軍炮，林則徐也深入進行過研究，還專門制了《炮書》給好友看，他的意見是，遵循洋人製造方法，仿造火炮，他曾說「此器不可不備，尤不可不精……其大要總在腹口寬，火門正而緊，鐵液純而潔，鑄成之後，膛內打磨如鏡，則放處快而不炸」，一個清朝高官對鑄炮如此深入研究，可以看出清朝有識之士的危機感。

林則徐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引起清朝的重視，他曾寫信給好友李星沅：「海上之事，在鄙見以為船炮水軍萬不可少。聞當局多有詆此議者。然則枝枝節節，防之不可勝防，不知何以了事。負疚之人，曷敢多所饒舌。知閣下志在澄清，姑妄及之」，其迫切心情，以及對清朝不重視此事，想讓好友多呼籲。「當局果能師其意，同心協力而為之，雖一時造船緩不濟事，而泉、漳、潮三處，尚未嘗無可雇之船，其槍炮手亦皆不乏。惟大炮須由官造，必一一如法乃可得用……果有大船百隻，中小船半之，大小炮千位，水軍五千，舵工水手一千，南北洋無不可以徑駛者。」林則徐把如何制炮，誰來制炮，海軍的編製建設都說出來了，足以看出他的思想轉變到了具體操作。

從猶疑到反對

在封建王朝任何一個新事物轉變都不可能向現在這樣一蹴而就，雖然林則徐思想轉變了，但並不代表其他官員思想變化。對於西洋武器，林則徐之後，清朝官員並未立即引起重視和採購。但已經使一些官員認識有所提高，但千人千面每個人看待新事物都有自己的看法。

太平天國起義後，為剿滅太平軍，清朝也想了很多辦法。期間有一名叫李泰國的英國稅務司向蘇松太道藍蔚雯推薦使用英國的小火輪炮船，李泰國對藍蔚雯說，英國用此船打敗過俄國。李泰國為了讓清朝買英國船，甚至立下軍令狀，願意到清軍中服役，甚至把英軍打敗俄軍的作戰圖都描繪出來。但兩江總督怡良、江蘇巡撫吉爾杭阿知道此事後，對於李泰國更改各國條約章程很擔心，他們怕清軍將來受制於英國，因此拒絕了李泰國的請求。

但李泰國並沒有放棄，他依然堅稱英國火輪船輕巧而且打得准，穿行自如，是剿匪利器。但怡良和吉爾杭阿認為沒必要，清朝武器足夠剿匪了，也不需要向外國借兵，又回絕李泰國。

既然不買英國火輪船，可以租用船隻。1856年，順天府尹曾望顏泰認為英國火輪船很大，火力較強，可租用四艘到長江打擊太平軍的船隻。這次怡良、吉爾杭阿又出來拒絕了，他們認為：「查火輪船無分風水順逆，迅疾如飛，誠為外夷之利器。力主捐雇入江助剿之說者，已不止一人。奴才等因火輪船雇價極昂，吃水甚深，長江之深淺不一，上游多石磯，下游多暗沙，能否無礙於輪，未經試驗。且英、美、法三國夷酋，曾於咸豐四年在上海瀆請入江助剿，求於鎮江、江寧、漢口等處設立馬頭，當經奴才遵旨駁飭。若仍僱用輪船，即不能不雇夷人，縱系紳商捐資報效，而有雇募之名，即屬藉資夷力。設彼藉以有詞，復理前說，則內寇之能否蕩平，尚不可知，而外夷之乘機肇釁，難保必無，是以不敢冒昧奏請，致貽後患。 」

怡良與吉爾杭阿認為，如果租用外國的火輪船，就是藉助洋人勢力，必定受洋人挾制，因此反對曾望顏泰的建議。這兩位清朝官員認為紅單船也很厲害，就向朝廷建議用租洋人輪船的費用，租用紅單等船隻。不過怡良等人知道輪船的更厲害，就建議江浙兩省商家用兩艘火輪船用於保障清軍，並不是作戰，只是提振清軍的威名。這樣就解決不僱傭洋人船隻的名聲，洋人也不會挾制清朝，民眾也不會反對。由此可見，怡良、吉爾杭阿並不是不知道洋船的厲害，只是怕丟面子，怕受洋人制約，但內心還是想用。

從接納到製造

對於西洋火器的重視於應用，隨著時間的延續，清朝官員的思想也發生了更為不同的變化。同治皇帝繼位後，西洋的彈殼武器已經在西方國家廣泛應用，此時進入清朝的只是前裝滑膛槍。這種槍精準度只是比鳥槍、抬槍要強，但彈殼不是金屬，而裝填時太複雜，射速射程也不行，而且這種老式槍修起來也麻煩。此時清朝官員對西洋槍炮的認識依然有不同的看法。

1862年5月，曾國藩給弟弟曾國荃送了100支洋槍，他對弟弟說：「余不甚喜此物，蓋其機最易壞，不過打二三十槍即須修整。弟與各將弁試用一二十次，識破其短處，當以余言為然也。」把洋槍的短處告訴了弟弟。不久曾國藩又寫信給曾國荃：「洋槍機括，弟營既善於收拾，又勤於擦洗，余當令筱泉於粵厘項下購買。然我軍仍當以抬鳥刀矛及劈山炮為根本。譬之子弟於經書八股之外，兼工詩賦雜藝則佳，若借雜藝以拋棄經書八股，則浮矣。至囑！」從這次寫信來看，在曾國藩眼裡，對洋槍洋炮還有偏見，認為大刀長矛才是老祖宗留下的武器，什麼時候都不過時。

據史料記載，曾國藩與太平軍作戰中，對洋槍不太喜歡，但他對洋炮卻很喜愛。因為洋炮殺傷面積大，快捷有力。因此，他曾建議葉名琛購買洋炮，「現已先後解到六百尊來楚，皆系真正洋裝、選驗合用之炮。湘潭、岳州兩次大勝，實賴洋炮之力」，

1854年，曾國藩給清政府上書請求繼續購買西洋槍炮：「惟原奉諭旨購辦千餘尊，現止來六百尊，尚屬不敷分配。且江面非可遽清，水師尚須增添，尤須有洋炮陸續接濟，乃能收愈戰愈精之效」。從這則記載看，曾國藩其實對西洋兵器並沒有多大熱情，從當時湘軍裝備來看，西洋火炮裝備並不多。

但李鴻章卻表現出對西洋武器的熱愛，他擔任淮軍首領時，曾於1862年率淮軍進駐上海，這期間李鴻章經常接觸到西洋武器和外國軍隊，對他的思想產生很大變化。他認為太平軍都使用洋槍，為什麼清軍不能用呢？但質量上乘的西洋槍支需要及時配備清軍。

1862年11月3日，李鴻章曾說李秀成洋槍多，在戰場上佔有優勢地位，因此建議多買洋槍對付太平軍。此時李鴻章有200支天字型大小洋槍，在清朝是先進的，但在洋人看來並不是上等槍支。不過李鴻章認為天字型大小就不錯了，因此他托哥哥李瀚章到廣州買了三千支天字型大小槍，還購買了西洋火藥。李鴻章曾給曾國藩寫信稱：「師門始不深信洋槍、火藥為利器，望諄請飭下粵東厘局多為購辦，並行鮑、張各軍，均效洋人步伐，操練洋槍隊，平中國之賊固有餘矣。」

對於李鴻章用洋槍的事，左宗棠曾不屑一顧。其實李鴻章也算是一個對西洋武器有正確認識的人。左宗棠的譏諷也只是與李鴻章的個人恩怨。

李鴻章不僅大量使用洋槍洋炮，而且還大力讚揚西洋武器的厲害，他認為清軍與太平軍作戰中，由於使用了西洋火器，使太平軍害怕。他對清朝官員程學啟、郭松林等人對西洋火器的抵制進行批評。1863年，程鎮與戈登率軍進攻太倉不久，李鴻章又對曾國藩說，戈登的西炮厲害，而且威力巨大，打得太平軍無處可逃。他認為清軍必須用西洋武器：「西洋炸炮重者有數萬、數千斤，輕者數百、數十斤，戰守工具，天下無敵。鴻章現雇洋人數名，分給各營教習；又募外國匠人，由香港購辦造炮器具，丁雨生即來監工；又托法、英提督各代購大炮數尊，自本國寄回，大約今年底可漸集事。每思外國兵丁口糧貴而人數少，至多以一萬人為率，即當大敵。中國用兵，多至數倍，而經年積歲，不收功效，實由於槍炮窳濫。若火器能與西洋相埒，平中國有餘，敵外國亦無不足。俄羅斯、日本從前不知炮法，國日以弱。自其國之君臣卑禮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槍炮輪船漸能制用，遂與英、法相為雄長，中土若於此加意，百年之後，長可自立，仍祈師門一倡率之。」

李鴻章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勸曾國藩要向西方學習新式武器的應用，並且大量購買西洋武器，既能打敗太平軍，還能與西方國家抗衡。曾國藩接到李鴻章的信後，他也改變了以前的想法，他給兄長寫的信中可以看出「渠極言洋槍之有用，並求飭粵東厘局多為購辦，行之鮑、張各營，藉以平中國之賊。此論亦實有見地，祈採納為荷。」

太平軍攻陷蘇杭後，也獲得大量的西洋武器，讓清軍死傷無數。曾國荃對曾國藩彙報軍情時說：「至於今年賊情，亦迥非昔比。查忠酋等會議於蘇州，悉各路之精悍，先薈萃於援金陵一路，傾蘇、杭所得之西洋火器，會並於此一枝。計在鯨吞我軍，以固偽巢……刻下陣亡及受傷者千數百人，皆系洋槍之為害，此仇何可不報。」他給李鴻章也寫信說：「蘇、常來援之賊，洋槍最多，且力能及遠。聞忠酋身邊護將尤多槍炮，我必以此物御之，方有把握。」

可見李秀成率太平軍攻下蘇杭後，使用了大量西洋火器，壓制了曾國荃的清軍，曾國荃曾感嘆：「賊之火器精利於我者百倍之多，又無日不以開花大炮子打壘內，洋槍隊多至二萬桿，所以此次殞我精銳不少，傷我士卒不少，最堪憫惻。」

清軍大量傷亡，而且一度與太平軍作戰中處於下風，曾國荃開始意識到西洋火器的重要性，他勸曾國藩改變對西洋武器的看法：「兄諭在人不在器之說，乃至當不易之理。弟求以利器禦侮，即所以代目下人少之苦，亦確有此情景。」請曾國藩把李鴻章購買的洋槍及彈藥快速運到南京使用。曾國荃還對曾國藩支援西洋武器不到位埋怨過兄長。由此可看，西洋武器已經使清軍與太平軍戰場上形勢轉變，清軍迫切需要洋槍洋炮。

現在我們再盾晚清那段歷史，不得不承認李鴻章對西洋武器有其自己的獨特見解。1864年，他給清朝總理衙門寫過一封信，能看出他的見解很深：「承詢外國火器洋槍、火藥、銅帽等，其最能制勝者，乃系炸炮。伏查泰西各國，明於制器尚象之理而得其用，所憑藉以橫行海外者，尤以輪船與火器為最。火器之得力者，尤以炸炮為最。鴻章自抵滬以來，購買外洋各種軍火，盡心研究，略知端倪……至如英、法近來新出之炮，有炮尾開門，決去螺旋，以受彈者。其炮腹亦有螺旋，葯然則彈子旋轉而出，勢最猛烈而及遠，名日來福炮。又炮腹有火藥房，比長炮較短，而比短炮較長，名日蒿勿惹炮。又有無雙耳、腹下有一圈，此乃及近所用，名日加鸞炮。此皆妙品，外國不肯輕售與人，亦最難仿製。」

李鴻章在信中詳細介紹西洋武器的構造以及威力，還對清朝如何仿造西洋武器提出見解。李鴻章對西洋武器要求很高，他知道最先進的武器西方不會賣給清朝。他曾說：「夫器不精，則有器與無器同；用不審，則有精器與無精器同。炮不能施放，彈不能炸裂，此製造者之過也。彈之遠近疾徐，炮之高下緩急，此用炮者之事也。其中皆有至當一定之理，非可淺嘗而得。」李鴻章認為，日本之所以不敢被西方欺負，主要還是日本自己研製仿製西洋武器，因此他建議清朝必須向洋人學習，讓這些人到國外學習槍炮製造技術，然後清朝自己製作。他甚至要求清朝專門設立武器科招收人才，這一點值得肯定。

1865年，李鴻章與曾國藩籌建了江南製造局，開始了武器偽造工作，也標誌著我國開始吸收西洋武器了。

從晚清清朝各類官員在與西方接觸中，他們對西方武器看法及見解和思想的變化，以及最後轉化為仿製，這都是一個很大進步。因此，清朝並不完全是閉關鎖國的一個朝代，有識之士很多。雖然李鴻章有賣國嫌疑，但在接納西洋武器方面，值得歷史肯定。一個時代的變革，首先受其害、得其利，才能真正觸動敢於改革。晚清想通過器物實現改革，雖然沒有取得翻天覆地的變化，但觀念變化這一點就不錯了。

至於後來打不過日本，並不在於「器不如人」，武器先進了，人不先進也照樣打不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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