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為什麼南京不能當中國的首都？

我認為中央政府是一國的頭腦指導中心，頭腦該擺在冷的地方，要曝露在外，要擺在大門口，擺在前面。——錢穆

西方文化，從歷史轉動趨向言，先由希臘轉到羅馬，再從義大利移向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比利時、法蘭西、英吉利、德意志，而到今天的蘇維埃，大致是由小地面移向大地面，由溫帶移向寒帶，由低處向高爬。希臘是小區域的溫暖地帶，德意志、蘇維埃是大面積的高寒地帶，這是西方文化的地面動態。

在中國呢？這一趨向卻恰相反。從黃河流域，以長安、洛陽為中心的漸漸移到長江，再由江浙移趨閩粵，正是由大地面移向小地面，由高寒地帶向低暖地帶滑下。西方如逆流而上，中國則順流而下。這一對比是極可注意的。

只為中國地方大，經一次大變亂，人便向四面跑，舊文化移殖到新園地上，又產生出新生命。中國歷史上每一次大亂，同時總留有幾塊乾淨土，留作新文化的處女地。讓舊的人才移殖，讓新的生機萌動。你若遊歷全國各城市、各鄉村、各名勝，到處有歷史遺迹，到處有文化紀念。即如山西大同，在南北朝北魏時候，那裡是政治文化中心，曾集結了很多人物，軍人、學者、政客、僧侶，都有出色人。

這些地方在今日，是荒涼不堪了，僅作為我們憑弔之區。若大同是單獨的一個國家，單獨的一種文化，那是斯賓格勒的話確實有驗了。但在中國，各地區的盛衰興落，無害於大系統的文化之貞下起元，層出翻新。因此中國文化是勁氣內轉的，它能單獨跳出了斯賓格勒文化悲觀論的圈子外，而繼續生長，欣欣向榮，機運不絕。

但從大局面上，中國文化之從大處高處冷處轉動到小處低處溫暖處，常是順溜的滑下，不能奮力的翻上，那卻是中國文化演進值得悲觀，至少是值得警惕呀！

我在對日抗戰期間，曾為此意，寫過兩篇文章，主張抗戰勝利後，國都決不可再設在南京。江浙沿海一帶，雖是今天經濟文化之重要地區，一切人才集中，然而像一樹繁花，已經開發到爛漫極盛之時，快該凋謝了。

我們從歷史教訓上，早宜積極尋找新生命，誘導成新力量，決不當苟安姑息，只顧目前。而且一個國家，也斷不能使其內部顯然有兩種形態之對立。民國二十六年我由洛陽而長安，遊覽西北，一路看到許多農村社會的生活情況，已覺得中國大亂之將至。正如天空的氣候，一邊太熱，一邊太冷，雙方醞釀，一接觸後必然會發生大旋風。中國的內地西北和東南沿邊，在同一國家之內，卻存在有兩個絕不同的社會，經濟文化太過懸殊，這真是一大問題。

近代中國人只知沿著順勢，向東南沿海跑，這因東南沿海有許多引誘我們的東西。可是黃河中上游，大陸西北，荒蕪已久。但那地方人民的血液，還是我們古代漢、唐的遺傳，本質上並不比東南沿海的人差，或許會更好些。若我們能從經濟文化上再加培植，再加開發，一定仍能到處發揚我們北方祖先寬宏的氣魄，雄偉的精神。這是找尋我們歷史文化新生命的主要路向。我們的文化新生，決然當由我們內部自身來，不可能從外國西洋來，這是很顯然的。

當時我第一篇文章，即主張抗戰勝利後應建都西安。我認為一個國家的立國精神，應該走逆勢，不可走順勢。正如個人般，應努力向上，不該順勢滑下。中央政府在南京，全國知識分子經濟力量都集中向東南，西北本已荒廢，再加東南引誘力一拉，將更沒有辦法。在先是半身不遂，若不根治，到後必然會全體麻木。假使建都西安，由中央政府的領導，知識分子、經濟力量，便可倒拉向那一邊，逐漸移回一部分，好讓兩邊逐漸得平衡。漢、唐立國，便是如此般由東向西倒拖的，此刻則當由南向北地逆轉。

我寫此文後不久，美國華萊士來中國，他自新疆入境，他遇見中國歡迎使節，發表談話說：「別人認為我從中國的後門進，實在我是從中國的大門進的呀！我經過了你們河西蘭州一帶，便想像到我們美國當年西部的開發。」不錯，華萊士這番話，我實在非常贊同。

不久有一位朋友提醒我說，你主張建都西安，孫中山先生早曾提過了。在章太炎先生的文集里，有一篇記載著孫先生與章先生的一夕談，文中記明談話的年月日。當時孫先生說：「我們革命的首都應在武漢，此乃內陸中心，一呼百應。建國的首都應在西安，這是中國全國中心。將來要做一個亞洲的中國，則應該建都在伊犁。」孫先生這番話，實在有氣魄，有遠見。從他話里，可以指導我們有一百年以上的興奮和努力。

我們統治著偌大一個中國，總不該專門注意在天津、青島、上海、杭州、福州、廣州那些專供外國人吸血的新都巿。應該同樣注意到察哈爾、綏遠、寧夏、新疆、青海、西藏以及滇西一帶廣漠區域。不該對這些大地面視若無睹，認為無足輕重。我因此便寫了第二篇文章，再來強調我移都西北的主張。

我認為中央政府是一國的頭腦指導中心，頭腦該擺在冷的地方，要曝露在外，要擺在大門口，擺在前面。頭腦所在，全部血液都向那裡輸送，全部神經都向那裡會合。頭腦不能安放在胸腹安逸處。太溫暖是不行的。假使像宋朝般建都開封，開封如人體的腹部，頭腦放在腹里便昏昏然，血液也停滯了，不流通。

這樣便會生機窒塞。北京是契丹、金、元、滿洲建都所在，就他們講，也是站在最前線，用來控制整個中國的。明朝建都北京，因為剛打掉蒙古人，也是針對著敵人的最前線。今天中國的敵人已非日本，而是蘇聯。照對外形勢講是如此，就對內實情說，所面對的問題，也是西北重於東南，內陸重於沿海。我們該將中國經濟文化來一個大對流，南方人該盡量向北方搬，三五十年後，中國自然有辦法。

現在的中國，是血脈不流通，神經不健全，營養和神智，都堆積在一個角落裡，臃腫了，偏枯了。要使人才移流，中央政府要領頭向前跑，政府更該要接近國內大多數想接近政府而無法接近的民眾，卻不必刻意專接近蘇、浙、閩、粵沿海一帶人。他們自身有能力，自會向政府接近。目前西北是太落後了，政府又遠離他們，他們也沒有力量來接近政府，那終非好現象，終非好辦法。

我們應該知道，北方人還有潛力存在。拳匪之亂髮生於山東、河北，今天的共產黨，也是到了延安後，把種子散布到北方農村，才始壯大起來的。今天的東北人，也大都是山東人移去，他們都是強韌能動，有活力。北方人本質上哪裡會差過南方人，只是文化經濟環境埋沒了他們，壓抑了他們。

從前唐朝時，江西人開始興起，那時期從北方到廣東，都經由江西贛江流域。廣東為沿海大口岸，江西是一條南北交通要道，行人往返不絕。我們讀王勃《滕王閣序》，直到韓愈的《滕王閣記》，便可想見當時之盛。文化隨物質文明而提高，江西文化之提高，也是有它的背景的。但物質文明發展到一相當階段，文化便不再在此地滋長。所以成為政治中心如北平，商業中心如上海，在那裡便不大產生人才，僅只是各地的人才匯向政治商業的中心跑。其地成了中心，便不再出人才。即小可以見大，可見一地區發展到某一階段便易停滯不前。人才也萎靡了，機運也窒塞了。

又如，一個人總不可住在十字街口衝要去處。理想的居住地應在郊區。交通要便利，容易去熱鬧處，而回來又有安靜環境休歇，如此可以刺激見聞，創辟事業。若住得太僻了，和繁盛地區遠隔了，往返不便，即成孤陋寡聞，也不行。唐代的江西，便是退可安、進可動的好環境。黃巢造反，也是走這條大道，直去廣州。直到五代，中國亂，四方人士逃避上廬山的很多，正因其在鬧中取靜，近交通大道而又僻陋可安，一時廬山成為避難的文化中心，影響到北宋。清代去廣東的南北通道，不再經江西，而轉由湖南，於是湘江流域變成交通要道，這樣，在那邊又產生了不少人物。

據此一例，可見地靈則人傑，文化和人物興起是有它的外在條件的。今天的西北大陸，只是地理上的氣運變了，不是在那邊人的本質上有何弱點。地理氣運是人事形成的，不是先天命定的。一個民族，最重要的是求其能「動」又能「安」。今天中國，全為西方商業吸引，大家都跑向海邊。但一到海邊，便沒有地方可走，粵人便向南洋海外跑。這亦是一種開創精神，對國內經濟並有甚大助益。但究竟在外國境，非自己的殖民地，政府不能好好護養培植，如是則不免把民族精力在許多處浪擲了。許多天生的人才也白費了。

實在今天的中國人，應該拉過頭來，向內地跑，跑向內地，一樣有發展，而內地人連帶興起刺激。而且中國人今天向內陸跑是主動的，向海邊跑是被動的。在國家的立場，至少該用些力量，引導文化經濟逆轉的跑回黃河流域，由此繼續向西北前進。在這裡，我們一定可以得到新刺激，一定可以產生新力量，並使國內各方面發展平衡，而得到竟體壯健的現象。

清朝到末年，西洋勢力已侵入沿海一帶，所以在國內平衡上還沒有出大弊病，還是依賴當時的考試製度。例如甘肅省，毎年仍有十五至三十個進士定額，配給他們參加政府，這樣還可維繫當時甘肅人在全國的比重。民國肇建，孫中山先生雖亦提倡考試製度，實際此制度已不復存在。於是文化愈落後的地區，愈不出人才；人才愈不出，文化愈落後。而那些地區的經濟也遂更無辦法。人才、經濟均集中東南一角，於是中國的真病，乃逐漸由遠離東南的西北地區暗滋漸長，由甘肅蔓延向陝西、河南，而逐步侵蝕皖南，到蘇北，像一個箭頭，由西北大陸向東南沿海發射。依此一條線，再向兩旁推廣，愈推愈廣，幾乎布滿了中國整個的大陸內地。國家從不注意這現象，這趨勢，不想法使西北與東南發生對流，力求平衡。文化、經濟都隨著足定，無法通流。一個舞台已崩倒了半個，在那半個舞台上酣歌醉舞的，卻不知快要整個的垮台了，那真是怪事！

近代歐洲人，正為發現了新大陸，不斷向外跑，天天有新刺激，所以天天發生新力量，到今天全地球各地區都給他們跑遍了。歐洲人從發現新大陸以來的這一股力量，現在也慢慢兒要衰頹了。今天中國積衰積弱，不可能向國外跑，中國的將來，決不可能追隨已往的西洋成為一向外侵略的帝國主義。中國的新天地，就在中國之本身內部，回過頭來，向內地跑，不僅如華萊士所說的像美國人開發西部般，我們卻還兼帶了恢復歷史上漢唐精神的一種更要的意義。那是迎接中國文化新生一條唯一可走的路。

長江一帶，尤其是長江下游，氣候暖，地方小，人口多，那是今天我們的十字街頭，一切像在動、在亂、在擁擠、在衝撞，已像無轉身餘地，不容易再產生大氣魄、大力量的人。只是開著窗口，接受一些外面空氣是適合的，卻沒有元氣淋漓。不能希望在此地區來旋乾轉坤，挽回氣運。我們該再來複興北方，重新開闢黃河水利，來解除今日黃河的災害，黃河就可重成為中國之大利。北方人便可再跑上舞台扮演新腳色。

再舉一例言，黃河在包頭的一段，很早便是中國人的活動區。秦時包頭附近，便辟有四十三個新縣，大量移民，引水灌田。上流的水利用了，下流的災害也自然減少了。以後中國歷史上，很可以看得出，包頭在中國人掌握中，黃河的水害就小；包頭在匈奴乃至蒙古人掌握中，黃河的水害就比較大。這原因不難想像。長江所以沒有大災害，因為四川是一個農業區，四面引水灌田，水在上流即疏散了。逮其過三峽後，又有洞庭、鄱陽等水庫存儲，泛濫自少。此刻試問，目前的包頭，何嘗不可大大振發呢？

再如經徐州到開封，今天是一片荒涼，從前卻很繁盛，這是隋唐運河的經流地帶。這一地帶從古出過許多的奇才異能，大哲學家莊周、老子，大政治家張良、謝安之類，這是無人不知的，其他的例很多。正為古代在這一帶是湖澤水流，交錯歷落的。黃河、淮水，都可藉以蓄泄。現在則乾枯了，再不是文化人才的理想園地了。但試問目前的這一帶，又何嘗不可大大地振興呢？今天的中國，如此般荒蕪的何啻一大半。長江、珠江流域的人，素質上實不及較古的黃河流域，無論體魄毅力均遜。近代的中國，由南方人沿海人領導，至少該使北方人內陸人追隨。到得他們追上了，那就是中國之又一度的文化新生，那即是新中國新生命之再度成長，至少也是為目前中國弭息災亂急需注意的現實問題。

所以今天而後，中國只要上軌道，中國人一定該把力量推向落後的內地去。

如孫中山先生的預言：從武漢到西安，再從西安到伊犁，必須解決此北方西北方落後的間題。唐代的敦煌文物，不是我們現在仍在向世界誇耀嗎？魏晉南北朝時西域出了幾許佛學大師名德高僧，可見新疆人也不是沒有出息的。若我們自已在鄙視自己人，中國將永不得安寧。縱使沒有外患，依然仍會有內憂。中國的現實問題，主要的顯然在內地，不在外國。中國的歷史教訓，主要的也同樣在內地不在國外。大家往內地跑，文化可以流動，個人精力也可以發泄。在文化集中地區，毎個人重現實，少想像，不大會引生大理想。到一個落後新地區去，才有想像，才能創造，才能發展。今天的中國，實在是只有沿海一圈，沿江一帶。

田園將蕪胡不歸，讓我們自己認識了自已的舞台，再來扮演自己的腳色吧！

（摘自錢穆《中國的歷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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