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起源——城市、文字、冶金術為文明的標準，不適用於中國

最新 05-12

「文明」，是我們常常可以見到的。在街道的宣傳語中，在小區的圍牆上；甚至，在你用過的大多數的公廁里。「文明」總在指手畫腳，命令你該去怎麼做，不能怎麼做；然而，我們卻從未被告知：「文明」到底是什麼？

當我們去探尋「文明的起源」；首先，我們應該先明確「文明」是什麼？

文明是一種風格，是一種品質。當這種風格、品質的特徵，以物質文化的形式出現在最初的文明社會裡時，就是我們在考古發掘中所見到的，宏偉建築、以及與宗教祭祀相關的器物。

比如，在我們考古發掘中，當我們發現了城市（或宗教場地）的基址、文字、冶金術，我們就說，在這個遺址上的，是一個文明的社會了。當然，考古界之所以選擇這一系列的元素，作為文明社會出現的標準是有「可靠」的理論支持的。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詳盡地分析了人類由野蠻到文明的發展進程。他以希臘人、羅馬人和德意志人的發展實例，去探索氏族制度瓦解的內在規律，以及最終將氏族制度消滅了的經濟條件，從而指出「文明時代的基礎，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剝削。」

我們的問題是，基於恩格斯從西方社會的發展歷程中總結出的這一套理論，而提出的以上幾個文明產生的基本要素，當我們去探索我們的文明的起源的時候，是不是也一樣適用呢？

文明的三要素，不適合我們的國情

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生產關係的變革，是由生產力的提高、生產工具的進步所推動的；這是我們在中學的課本上學到的。當我們將這個「辯證法」，套用到導致文明起源的那一次生產關係的大變革時，我們卻發現：

進入文明社會前後的很長一段歷史時期，我們的生產工具、生產技術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變化；對比我們在考古發掘中所得的器物，這是顯而易見的。我們確實具備了極發達的青銅冶煉技術，卻只用來冶煉了與祭祀相關青銅器、酒器等；像後來我們最先發明了火藥，卻更喜歡拿來做了絢爛的煙花，和一飛衝天的「鑽天猴兒」。

以至於，直到殷商、西周時期；青銅農具在考古發掘的過程中都是極為罕見的，甚至幾乎沒有。那時的人們在日常勞作的時候依然在使用，用石頭、木頭、獸骨或貝殼製作的工具；這與文明出現之前幾乎沒有任何改變。

可見在我們的古代社會中，文明的出現是與生產力、生產工具沒有多少關聯的；至少不像被恩格斯作為實例的希臘人、羅馬人和德意志人，他們在野蠻上建立起文明的國家時，發揮的作用是那樣大的。如此一來，在考量我們文明的起源時，「文明的三要素」就不那麼重要了。

中西方「文明」特質的不同

那麼，在我們的古代社會中文明的起源，為什麼會與西方國家有這樣的差異呢？首先，我們不妨先認識一下這兩種「文明」有著怎樣不同的特質：

如果我們將對比的眼光指向，「文明」的曙光初現，國家剛剛建立起來的時候。我們不免會發現：我們的祖先，會將他們的都城看作和它周邊的環境一樣，都是整個按照一定的秩序運行的宇宙的一部分；人也並沒有比其他動物高出一個「檔次」，都是在靠天吃飯而已。在這種觀念上，他們創作了「陰陽理論」，演習八卦，匯成了《易經》；以至後世「天人合一」的理念，都是源自這一古老的宇宙觀（學術上稱之為：「薩滿教」的宇宙觀）。

而歐洲人的看法則是另一個樣子的：他們認為自己是「超脫」於周邊的一切的。他們圍起了城牆，建起了城市，並將它看作文明的產物。正如他們的宗教中，他們的「神」創作了一切；他們的這種觀念也被傳承了下來，以宗教、法律制度的形式。

到這裡，我們已經能夠隱約地覺察到，這兩種不同地「文明」特質，必然有相去甚遠地更為久遠地文化底層。對於西方「文明」的文化底層，「先生們」未曾講過，錢君也不曾琢磨過；慶幸的是，張光直教授為我們指出了我們古代文明發生的文化底層。

我們古代文明發生的文化底層

張光直，美籍華裔，哈佛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兼系主任；台灣中研院副院長。

張光直教授在其《中國青銅時代》一書中詳盡地闡述了，「薩滿教」的宇宙觀（原始社會，每個部落都會有一個「巫」，我們俗稱巫婆；由「巫」主持的對「天」的祭祀，所體現出的便是：「薩滿教」的宇宙觀），在我們古代文明出現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時，同時也提出：「宗族制度在中國古代文明社會裡面，是階級分化和財富集中的一個重要基礎。」

張光直教授所談到的「薩滿教」的宇宙觀，正是我們在上文中所提及的我們古代文明發生的文化底層。大約在兩萬年前，當現代印第安人的祖先從亞洲大陸抵達美洲時，他們已經帶去了他們在亞洲的祖先所創造的這種「薩滿教的宇宙觀」；由此看來，當歐洲人說著「古德拜」，扭屁股走人；我們與印第安人的祖先向他們揮一下手；那至少已經是兩萬年之前的故事了。

即便如此，這種「薩滿教」的宇宙觀與我們古代社會中的階級分化，又有何關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