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意識與資本主義起源
轉自：商務印書館學術中心
哲學園鳴謝
這是研究資本主義起源問題的另一種思路，即認為市民意識是導致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的主要因素，儘管不是唯一的因素。
市民意識，或者說，城市精神是隨著西歐城市的興起而發展起來的。西歐之所以是資本主義發源地，正因為西歐同其他地區不一樣，在這裡最早產生市民意識或城市精神。市民們「試圖贏得他們的獨立自主。他們希望能自由支配他們的財產，並獲得一些與財產有關的特權，在那時，凡是沒有特權就被認為是受奴役的明證」。正是這種精神使當時的封建主感到震驚。12世紀一位編年史家吉伯特神父就說過：「看，這個新的並令人厭惡的字：市區……」城市的興起被視為一場運動、一場革命，「這場運動發展得十分迅猛，使歷史幾乎跟不上它的發展，以致今天人們仍然在極力探索其起因何在。但是，我們卻無法否認，這場革命是由於財富的積累和勞動力的解放而引起的。其後，財富和勞動力又利用這場革命進行了新的開拓。」
中世紀佛羅倫薩
不可否認，這確是西歐封建社會不同於其他地區的封建社會之處。在封建時代，西歐以外的其他地區也有城市，但那裡的城市不同於西歐的城市，它們不是封建勢力的對立面，不以封建社會中的對抗者的姿態出現。而西歐中世紀的城市，從開始建立之時起，就表現為一種同封建勢力相抗衡的力量。城市力求擺脫封建領主的統治，他們先爭取自由，然後爭取自治，最後爭取自立，也就是獨立於封建勢力之外。城市的居民組成了形形色色的團體，如各種手工業者組成的行會、商人們組成的商會。市民中包括各種各樣的人，其中有手工業者、幫工、學徒、商人、小販等。這些人統稱為市民，他們不同於生活在城市中的貴族和教士，因為他們沒有貴族的門第和特權，也不像教士那樣具有特殊的身份和特殊的權利，他們只是一些普通人。市民意識是一種籠統的說法，反映這些普通的城市居民的共同想法和追求。城市要求擺脫封建領主的統治，要求自由，再要求自治，最後爭取自立。這些也都是城市居民們的願望。所以市民意識反映了西歐封建社會中城市的上述要求。這種市民意識是西歐封建社會的城市中所特有的。
主要由手工業者、商人等普通人所構成的市民是靠自己的勞動和經營而逐漸積累起財產的，他們要求對自己的私有財產的確認並得到城市行政當局的保護。由於這些市民出身往往低賤，被貴族瞧不起，有些人甚至還受到封建領主的各種束縛，所以他們不僅要求自由，還要求平等。自由反映的是他們能徹底擺脫封建領主的束縛，平等反映的是他們能同城市中的那些出身高貴的人平起平坐，不受歧視。他們在生產經營過程中時常會受到各種各樣的限制，有時還受到種種干擾，包括在城市建立初期他們的同業團體所設置的有關生產經營的干擾和限制，因此他們要求取消這些干擾和限制，這些想法反映了他們的實際處境。
很難斷定市民意識在西歐封建社會的城市中究竟形成於什麼時候。要知道，逆來順受是西歐中世紀流行於社會的一種普遍的人生觀。「下層階級默認自己卑微的社會身份，不但被動地接受社會等級上的低下地位，而且還被動地接受統治集團流行的文化價值觀念。接受統治集團流行的一種觀念就意味著接受其他觀念」。剛剛聚居在城市中的農奴出身的手工業者、小商小販談不上有什麼市民意識。我們只能從城市居民為表達自己的願望而制定的各種章程以及他們為改善處境而呈遞上去的請願書的內容來判斷，市民意識是隨著城市的發展、城市居民中的手工業者、商人等生產經營的發展而逐漸形成的。各個城市的興起時間不同，市民意識的形成也有早有晚，但總的說來，市民意識的形成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那些普普通通的城市居民，從沒有明確的一致行為目標到具有較明確的一致行為目標，也經歷了相當長的過程。
中世紀的商人在地中海港口城市交易
正是在市民意識起作用的條件下，城市中那些普通的居民，逐漸凝聚在一起，有了明確的一致行為目標，終於形成一種為資本主義發展開闢道路的力量。
由此可見，把市民意識的形成和發揮作用視為推進西歐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符合西歐歷史。問題在於：能不能用市民意識來解釋資本主義的起源呢？這樣的解釋仍是很不充分的。雖然在西歐以外的地區不曾有過西歐封建社會中那樣的城市，從而也不曾產生過像西歐封建社會的城市中那樣的市民意識，但如果把市民意識作為解釋資本主義起源的依據，那麼還有若干問題需要作進一步的論述：
第一，前面已經談到，市民意識反映了城市中普通居民的要求和願望。於是問題在於：究竟是市民意識導致了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還是城市中普通居民的存在及其要求和願望的形成導致了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接著要問：城市中的普通居民是怎樣聚集到城市裡來的？為什麼他們會有自由、平等、自治、自立以及保護私有財產，取消發展生產經營的限制等要求呢？這些要求的產生肯定先於市民意識的形成。再問：西歐封建社會的城市是怎樣產生的？為什麼會吸引那麼一些人前來居住？這又同集市貿易的產生和發展有關。所以說，這一連串的環節是不能分割的，其中每一個環節都對以後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發生作用。也就是說，其中任何一個環節的作用都是應予肯定的，否則歷史發展的鏈條便會中斷。從這裡可以得到一個重要論點：對西歐資本主義起源這樣的問題，需要從歷史發展的全過程來考察，不能忽視歷史發展鏈條中任何一個重要環節的作用，不可能抽出其中一個環節（比如說市民意識的形成）作為整個歷史過程（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過程）的基本解釋。如果那樣，必然會誇大被抽出來的那個環節的作用。
第二，在西歐封建社會轉向資本主義社會的過程中，有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發生。在這些政治事件中，具體起作用的不僅有成千上萬的普通的城市居民，而且有要求制度變革的政治團體及其領袖人物，還有那些對制度變革後的利益分配有某種要求的一部分貴族。在荷蘭、英國、法國等國的歷史上都可以找到明顯的例證。無論是要求制度變革的某些政治團體的領袖人物的行為，還是對制度變革後的利益分配有某種要求的一部分貴族的行為，都有各自的社會經濟基礎。他們本身不一定具有所謂的市民意識，他們也不一定是受到所謂的市民意識的影響才參與這些制度變革的。他們之所以參與這些制度變革，各有不同的政治、經濟、社會背景，這一切都應當到各國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中去尋找答案。比如說，最早的工業企業家究竟是怎樣形成的，很難用某一類人物的財富積累或投資行為來解釋。最早的工業企業家的出身很不一樣，什麼樣出身的都有，「在工業企業家的來源方面我們發現的不是一個社會集團活動的變化，而是一個新的社會集團的半自發的誕生，它的成員來自社會每一個部門」。這意味著他們是在當時社會變動的大環境中產生的。他們自己並未意識到這一點，「也不知道自己在社會中的集體任務」。他們在一些影響由封建社會轉向資本主義社會的重大政治事件中，為了實現制度變革的要求而發揮了作用，或者為了在制度變革以後的利益分配中得到更多的好處，他們參加了這樣或那樣的活動。但其中相當一部分人，缺乏有關市民使命的意識，甚至不懂得什麼是市民的使命。不僅工業企業家如此，其他社會活動人物也如此，所以不能由此認為市民意識的形成導致了資本主義的產生。
第三，如果說市民意識對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曾經發揮過重大作用，那麼這些作用最終仍要通過反映了制度變革成果的法律、政策而體現出來，例如私有財產得到保障，工商業經營不受行政當局的干擾或生產經營者團體的限制，人身自由和社會地位平等，等等。如果缺乏相關法律、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市民意識始終只是一種市民意識，而不可能真正對實際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發生有力的作用。然而從時間上說，體現了城市中普通居民的利益和要求的法律、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主要是在制度變革以後，是漸進式的，有一個較長的過程，包括市民意識自身也在發展，也在演變。有些體現了市民要求和願望的法律需要若干代人的努力最後才被通過和實施。這也從另一個角度告訴我們，在研究資本主義起源問題時，要正確地、恰如其分地估計市民意識在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中的作用。不重視市民意識的作用，當然不對；過分突出並誇大市民意識在這方面的作用，同樣是不對的。
熊彼特
在這裡可以引用一下熊彼特對這類問題的論述。他寫道：在典型的西歐封建社會中，在經院哲學時期，「所謂『資本主義的新精神』這樣的東西是根本不存在的，也就是說，並非人們得先具有新的思維方法，然後才能把封建經濟轉變成與其完全不同的資本主義經濟」。這意味著，什麼是封建主義，什麼是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如何轉變為資本主義，都是後代人的看法，而決不是當時人的看法，不是距今數百年前生活在城市中的居民的看法。路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既然資本主義以前從未有過，那時的城市居民中，又有誰能料想到幾百年以後所發生的事情呢？熊彼特接著分析道：「封建社會包含著資本主義社會的所有胚芽。這些胚芽緩慢地生長，每一步都留下了自己的腳印，每一步都使資本主義方法和資本主義『精神』有所發展」。熊彼特不僅不同意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和托尼在《宗教和資本主義的興起》中所強調的觀點，而且也不同意對市民意識的歷史作用的渲染和誇張。他認為這種分析方法無異於先虛構一個「理想的封建人」和「理想的資本主義人」，再設想前者如何轉變為後者，但歷史實際上不存在這樣的問題。
【摘自《資本主義的起源——比較經濟史研究》】
《資本主義的起源》
厲以寧 著
商務印書館2015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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