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逸煒：近代歷史教科書中的「第二次鴉片戰爭」

「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1860年）是影響近代中國歷史進程的重要事件，《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的簽訂，標誌著條約體系的形成和「中國進入國際大家庭」的起點。學界關於這場戰爭的研究多從政治、軍事、外交史等角度切入，積累了相當多的研究成果。本文旨在通過對近代歷史教科書中涉及「第二次鴉片戰爭」內容的梳理，觀察中國人對這場戰爭的基本認知，思考教科書與近代知識的創出、流轉之間的複雜關係，最後指出「第二次鴉片戰爭」在近代歷史書寫中的位置問題。

一

戰爭爆發之原因

近代中國的歷史教科書受日本影響甚大。桑原騭藏1898年完成的《中等東洋史》，提及「第二次鴉片戰爭」。次年，樊炳清的譯本以《東洋史要》為名，由上海東文學社印行，其中「卷四?第三篇英人東漸?第三章阿片之戰」所涉及的相關內容如下：

自五口通商以來，罪徒多受雇於外船，冀免逮捕。日本歷二千五百十六年（咸豐六年），有掛英國旗之商船名亞羅者，清廷官吏登船搜索，捕清人十二名以去。香港知事巴篤斯怒，訴於兩廣總督，不得要領。會法國教士亦於廣西為清民所殺，其翌年英法兩國，乃合軍陷廣東，更北上，入白河，逼天津。

……

當清廷苦內亂之時而英法之軍逼天津，於是清廷於天津暫立草約，退兩國兵。其翌年批准交換之際，清廷以炮擊英法使臣，故兩國兵復逼白河，清將僧格林沁防之，大敗，大沽天津北京皆陷。文宗幸熱河（直隸承德府），使皇弟恭親王與二國議和，時俄國公使衣固那邱甫在北京，斡旋於英國公使額爾金，與法國公使古祿士之間，遂左約和成，實日本歷二千五百二十年（咸豐十年）也。

一償英國金一千二百萬兩，償法國金六百萬兩。

二許英法兩國遣公使及領事駐支那

三許耶穌教徒得自便布教。

四南京條約所指五口之外，更開牛庄、登州、潮州、台灣、瓊州、九江、漢口為商埠。

桑原筆下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不是一個獨立、完整的歷史事件，附屬於「阿片之戰」的主標題，具體文字則以時間順序分兩部分展開，一為在廣州附近發生的「亞羅號事件」前後在廣東發生的衝突，二為英法軍北上至《北京條約》簽訂。兩部分敘事各成一體，其間穿插有涉及太平天國的敘述。作者沒有專門深究戰爭原因，而是在不同階段的敘事中略加涉及。就前一階段而言，「罪徒多受雇於外船，冀免逮捕」是事件發生的大背景，船「掛英國旗」、清方「捕清人」和英方申訴無果、法國教士被殺也均以陳述事實的筆法寫就，沒有作者個人的價值判斷。至於後一階段的原因敘述也呈現同樣特點。

中國人自編的教科書則將「第二次鴉片戰爭」看作一個獨立事件加以敘述。富光年《簡易歷史課本》（1906年）第五十四課「英法陷京及內地傳教」史實部分的文字雖然簡約，卻構築了一個完整的故事。「當發捻大亂時，英法合兵陷廣東，虜總督葉名琛，更圖北犯。朝廷與訂和約未成，英法又率兵犯天津，官軍屢挫，遂陷京師，焚圓明園。文宗幸熱河，派恭忠親王與各國議和。償金千二百萬兩，開通商口岸凡八埠，約中又許傳教內地。」在敘事中討論戰爭原因，斥英法之非。與之類似，同時期沈恩膏《本朝史》（1908年）和章嶔《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1908/1911年）分別以「英法入寇」和「挨羅船事件及天津條約」「北京協商及天津追加之約」為題進行獨立敘述，他們既能簡單陳述戰爭的原因和進程，亦通過遣詞造句的選擇表明自己的價值判斷。

汪榮寶《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本朝史》（1909/1911年）可能是第一部詳細敘述「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教科書，在第三編第二十五章「英法同盟軍之入寇」中，他不僅用近7200字的篇幅勾勒了戰爭的全過程，而且章節體的結構設置也把對戰爭原因的分析追溯至 1856年之前的中英關係，在行文中通過「廣州紳民之排外」和「葉名琛之外交政策」兩小節展開：

廣州紳民之排外：鴉片戰爭之終局，中國政府，許以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為英國通商之地，又許英國政府，得派遣領事官住居五處城邑，專理商賈事宜，既略如第二十三章所述。福州、廈門、寧波、上海，既以次建設領事館，英人得自由出入，以時與地為官相見。而廣州紳民自三元里決戰後，與英人積嫌已深，乃堅執乾隆朝通商舊制，合詞訴大府，請毋許英人入城。時耆英督兩廣，知所請與江寧條約不相容，置不答。紳民乃傳檄遠近，大起團練，不支官餉，亦不受官約束，駸駸與官為仇。而英人方以條約為詞，數請入城，不得，則貽書誰讓……

葉名琛之外交政策：名琛亦頗能選將募兵，擊平境內土匪及群寇之闌入者。五年，拜體仁閣大學士，名望日隆。名琛益自負，常以雪大恥尊國體為言。凡遇交涉事，馭外人尤嚴，每接文書，輒略書數字答之，或竟不答。顧其術僅止於此，既不屑講鄰交之道，與通商諸國聯絡，又未嘗默審諸國之虛實強弱，而謀所以應之。香港總督包冷，性剛愎，與名琛已積不相能。咸豐六年，英政府以巴夏禮H.S.Parkes任廣東領事。夏禮尤負氣，好爭小節，既與名琛爭入城約不得，則日夜思構釁……

在汪榮寶的分析框架內，自鴉片戰爭後中英雙方圍繞廣州入城問題而漸生嫌隙，紳民排外情緒高漲，加之時任兩廣總督葉名琛與英國在華官員的個性齟齬，共同構成了戰爭爆發的遠因；而「亞羅號事件」只作為「釁端」，是戰爭爆發的導火索；此外，改訂商約、法國教士被殺、公使駐京、換約構釁等要點則作為影響戰爭不同階段的具體原因，依戰事的展開而鋪陳。以上三部分構成了一個完整的關於戰爭原因的分析模式。清帝遜位與民國肇建後，歷史教科書在「本國史」的脈絡下，敘述內容沒有出現明顯變化。

敘述內容發生明顯變化出現在1929年。承襲「國民革命」和「國恥」言說，1929年頒行的《初級中學歷史暫行課程標準》寫道：「研求中國政治經濟變遷的概況，說明近世中國民族受列強侵略之經過，以激發學生的民族精神，並喚醒其在中國民族運動上責任的自覺。」同年頒布的《高級中學普通科本國史暫行課程標準》也強調「注意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之經過」。此後，關於「第二次鴉片戰爭」原因分析，要點雖然與之前大致相同，但在具體行文時卻將其置於一個新的敘事邏輯下，即強調戰爭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產物。如何祖澤《新亞教本?初中本國史》（1933年）指出，排外情緒的產生是由於「原來鴉片戰爭，粵人受帝國主義的壓迫，最先感覺苦痛」，因此戰爭原因是「英人終於不肯罷休，為要完成他的東方侵略政策，便借端開釁」。再如朱栩新《新課程標準初中本國史》（1932年），雖然承認入城問題和排外情緒的存在，但其均是由於「野心勃勃的英、法、俄諸國，就趁此作進一步的侵略」所導致。在王鍾麒、宋雲彬《開明中學講義?開明中國歷史講義》（1934/1937年）中，這種敘事邏輯更為明顯：

鴉片戰爭以後，帝國主義者已看破了中國的弱點，便處處挑釁，乘機侵略。同時中國雖受帝國主義的武力壓迫，締結了不平等條約，但政府與人民的排外傾向，並不因此而衰退。以此之故，當太平天國及捻回之亂髮牛時，又有英法聯軍攻入北京的事情。

將戰爭爆髮根源歸於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故作者對「亞羅號事件」的看法是：「其實這是借題開釁，假使中國強盛，或外國不敢引起國際戰爭時，即使把他們的領事無端殺卻，也只好隱忍的。」

抗日戰爭期間，「國統區」和「淪陷區」出版的一些歷史教科書出現弱化「帝國主義」色彩的傾向，關於戰爭起因回到汪榮寶教科書的敘述模式中。如中等教育研究會《高中本國史》（1938年，北京）以為：「自從鴉片戰爭失敗，逼成城下之盟。民眾對外的反感，因憤激而加深，遂致發生感情的冒昧的排外舉動。列強方面已經窺破中國武力的薄弱，與內政的腐敗，乘太平天國捻回諸亂事繼續抗清之際，以武力肆行侵略，而掠取多量的權利」。教育總署編審會《高中本國史》（1939年，北京）與之基本一致。馮趾祥《本國史綱要》（1943年，成都）將戰爭原因歸納為「廣東紳民之排外」「徐廣縉葉名琛之虛矯，不諳外情，處理交涉不當」「亞羅船事件」和「廣西殺死法教士」等。其餘如朱翊新《本國史綱》（1938年，上海）、周景濂《本國史》（1938年，長沙）、教育總署編審會《初中本國史》（1939年，北京）等書，在承襲上述觀點的基礎上，大幅減省文字，只留下寥寥數語。以上六部教科書無一存在「帝國主義」之類似表述，如果說「敵占區」教科書編寫受到日本控制而有意為之的話，但「國統區」的情況卻與國民政府1940年《修正初級中學歷史課程標準》提出的「近代所受列強之侵略與其原因，尤宜充分說明，以激發學生復興民族之意志與決心」要求相左。

要之，以1929年新學制頒布為標誌，教科書中關於「第二次鴉片戰爭」原因的敘述發生了明顯變化，這種情況直接影響到史實表述。如戰爭「釁端」—「亞羅號事件」，自桑原教科書始，就筆者目力所及，各教科書大多站在中國立場，斥英國主動「啟釁」。在以下四方面敘述中，教科書著者的立場不斷傾斜。其一，船隻屬性。1929年前的教科書或直述船屬英國，或僅言「船掛英旗」，或雲「中船英旗」，三種觀點散見，但英方始終在場；而1929年後，前兩種表述大幅減少，持「亞羅號乃中國船」論者甚眾。其二，登船原因。1929年前，僅少數教科書確認船上載有罪犯，大多教科書或隱而不言，或語含懷疑，如章嶔《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1908、1911年）稱「水師弁兵以是船為清所有，疑為通番」、汪榮寶《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本朝史》（1909、1911年）稱「巡河水師千總見之，疑為奸民托英籍自護者」，等等；但1929年後，更多教科書確認船上載有「海盜」「奸商」，以此強調清方登船的合法性。其三，肇事原因。「船入粵河」是指責英方侵犯主權在先的有力論據，持此論者在1929年後顯著增加；「拔旗」看似中方不當之舉，1929年前的教科書大多予以承認，如沈恩膏《本朝史》（1908年）指出「西例以失旗為大辱」；1929年後，教科書雖不迴避此事，但多加以回護，或視之為偶然事件，如金兆梓《新中華本國史》（1929、1932年）「偶拔去英國國旗」、趙鉦鐸《初級中學適用·本國史》（1932年）「偶拔去所懸英旗」；或以船隻屬於中國、「不知外國禮節」等原因開脫。筆者暫時無意在此考辨「亞羅號事件」的本相，但1929年學制改革之於近代中國歷史教科書編寫的重要性已毋庸置疑。

可見，從桑原騭藏的分期敘事到中國人自編教科書把「第二次鴉片戰爭」看作一個整體，從汪榮寶確立的「三段式」分析框架到1929年後「帝國主義侵略」言說，其間的斷裂與延續甚為顯明。特別是在對「亞羅號事件」的分析上，教科書編者在既有史實的基礎上，通過有選擇的表述既貫徹了個人的價值判斷，亦使之影響著讀者歷史認識的形塑。

二

葉名琛與「火燒圓明園」

如何在教科書長篇敘事中捕捉編者的核心思想與要旨所在？葉名琛和「火燒圓明園」這兩個影響戰爭進程的關鍵點是值得深究的，前者反映了國人對這位兩廣總督的「自我」認知，而後者則刻畫出作為「他者」的英法聯軍形象。

教科書對葉名琛的描寫最初僅僅涉及到「亞羅號事件」中他對英方訴求的忽視。樊炳清譯桑原《東洋史要》（1899年）提到「香港知事巴篤斯怒，訴於兩廣總督，不得要領」。章嶔《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1908/1911年）也主張葉名琛的不作為是導致英國「遂與清構兵釁」的直接原因。相比早期教科書的簡略，汪榮寶《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本朝史》（1909/1911年）勾勒出一個複雜多面的葉名琛形象。著者首先回到1856年之前，以「名琛之外交政策」單獨成節，深究葉名琛與戰爭爆發的內在聯繫，在肯定葉名琛能力與功勛的同時，也指出官名俱增使其愈發自負，與對手包冷、巴夏禮存在諸多齟齬（見上節引文）。「亞羅號事件」發生後，葉名琛的行為則有頗多可商榷之處：其一，捕人後面對巴夏禮的詰問，「名琛謂此小事不足較」「顧絕不為戰備」；其二，英方攻擊黃浦炮台後提出入城面議之請，「名琛堅持前約，又心憚英人詭譎，慮既見而受辱，遂不許」；其三，與額爾金交涉時，「名琛謂其語狂悖，置不理」；對法美居間調解的要求，「名琛謂彼皆比周以脅我也，遂不聽，顧亦不設備」；其四，不僅性格有缺陷，「名琛狃前功，蓄矜氣，好大言」，而且篤信扶乩，「一切軍機進止，咸取決焉」。簡言之，汪榮寶對葉名琛的描寫伴隨事件進程而具體展開，評價相對全面，雖指責他的自負、固執與不作為，但亦有為其辯解之語。

一如前述，此後教科書承襲汪榮寶對葉名琛的分析框架，但其中的批評卻日益尖銳。傅運森/夏廷璋《師範學校新教科書?歷史》（1915年）指向葉的外交知識貧乏和性格自負：名琛無外交學識，惟憑盛氣以陵駕外人，趙玉森《新著本國史》（1928年）更以「葉名琛糊塗」為題直言著者不滿。

評價的轉變還體現在對廣州城陷後葉名琛被俘至印度一事的表述上。早期，尚有教科書用「執」字（如「執總督葉名琛，送加爾加達」），稍稍顧及了這位清朝總督的顏面；此後則多用「虜」字，暗含不屑與諷刺。關於葉名琛客死他鄉的表述，較早的教科書無太多評價，甚至給人以悲愴之感，趙玉森補訂陳慶年《中國歷史教科書》（1912年）寫道：「由香港至印度，猶賦詩見志，日誦呂祖經不輟，自是廣州為聯軍佔領者凡三年，名琛遂於印度客死焉。」但1920年後的教科書則將被俘一事看作葉名琛恥辱的極點，如李岳瑞/印水心《評註國史讀本》（1926年）專設「葉名琛被虜」一節詳加敘述：

名琛走匿左都統署，同盟軍大索得之，挾以登舟。從者以手指河，勸之赴水。名琛瞠目不語。事聞，褫名琛職，以侍郎黃宗漢代之。名琛被虜至香港，後又被挾至印度之孟加臘，幽之於鎮海樓上，日誦《呂祖經》不輟，年余病死。時人惡其辱國辱身也，為之語曰：「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負，古之所無，今之罕有。」

趙玉森《新著本國史》（1928年）有「葉名琛被虜」一節，內容如下：

「海上蘇武」，是誰的別號？便是這喪師辱國葉名琛的別號。名琛初被挾至香港，仍每日作書畫，應洋人的請求，便題上列的四字。你想蘇武是漢朝有名的人物，出使匈奴，被匈奴留下，在海上看羊十九年，沒有失了漢節，這是何等的節操！名琛如何能比他？可算是無恥已極了！」

針對葉名琛被俘被囚的事實，教科書的批判達到頂峰。前者認為「六不總督」是「時人惡其辱國辱身也」，後者認為「海上蘇武」更是葉名琛無恥的自稱。教科書的如此論述或與《清史稿?葉名琛傳》不無關係，其表述為：

名琛既被虜，英人挾至印度孟加拉，居之鎮海樓上。猶時作書畫，自署曰「海上蘇武」，賦詩見志，日誦呂祖經不輟。九年，卒，乃歸其屍。粵人憾其誤國，為之語曰：「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負；古之所無，今之罕有。」

編撰於1914—27年間的《清史稿》並非教科書所本史料的最早出處，其來源可以追溯至薛福成《書漢陽葉相廣州之變》一文（1887—1888年間整編入《庸庵文續編》）。該文對葉名琛在戰爭前後的行為多有記錄，諸多片段被教科書直接採用，「六不總督」之說亦始於此文。不過薛福成雖然有感於「時人讀其詩，未嘗不哀其志，而憾其玩敵誤國之咎也」，「六不總督」乃「反言以嘲之雲」，但他也意識到葉名琛處境之艱：「葉相相見林文忠、裕忠節諸公，或以挑釁獲重咎，或以壯往致撓敗，而主和之人，又皆見擯清議，身敗名裂。於是於可否兩難之中，別創一格，以蘄所以自全者。高談尊攘，矯托鎮靜，自處於不剛不柔，不競不絿之間。乃舉事一不當，卒至辱身以大辱國。」顯然，薛福成對葉名琛的進退失據既有批評，亦有無奈，這與教科書中「時人惡其辱國辱身也」之說並不相同。需要指出的是，薛福成並非「亞羅號事件」的直接見證者，《書漢陽葉相廣州之變》也是在兼采《洋務續記》《中西紀事》等書的基礎上完成。通過上述分析，不難看到教科書在知識生產與傳布中的層累性與選擇性。

在1929年後的教科書中，有關葉名琛的敘述只圍繞其外交決策失誤展開，此前生動的人物刻畫與尖銳批評卻不多見。筆者以為原因或許有二：其一，從薛福成《書漢陽葉相廣州之變》到《清史稿?葉名琛傳》，再加諸多教科書對「海上蘇武」和「六不總督」的批判，葉名琛的「恥辱」形象已成定式，無需多言。其二，在以「帝國主義侵略」為主線的敘事模式下，遠在廣東的「亞羅號事件」與葉名琛只是一系列衝突的起點，在京畿發生的亘古未有的「火燒圓明園」事件顯然更有衝擊力。

汪榮祖曾梳理過「由晚清士人延續到現代中國知識分子」關於圓明園的痛苦記憶，以及由此轉化而來的「民族主義式的歷史書寫」。與之略有不同，教科書關於「火燒圓明園」的敘述反映出一定的差異性。「火燒圓明園」一事與聯軍攻入北京、皇帝避居熱河相連。在記述咸豐離京時，清末教科書多遵循中國傳統史籍的書寫方式，用「幸」「狩」「獮」等字樣；這種用法在民初雖偶見，但「走」「奔」等中性辭彙已是主流；1929年後，數十部教科書使用「倉皇幸」「倉皇出狩」「倉皇卒」「避」「（出）走」「（出）奔」「逃奔」等字樣，只有白進彩的2部教科書使用「北狩」一詞。

不難理解，清末教科書頗有「為尊者諱」的考慮，如汪榮寶將咸豐離京描述為一件主動選擇的審慎之舉，「上知禁兵不足恃，京師不可守，遂決北狩之計」，而「火燒圓明園」也被看作巴夏禮被釋放後的泄憤之舉。民初教科書既無為清室掩飾之責，也能相對客觀地陳述圓明園被焚之原因。趙玉森補訂陳慶年《中國歷史教科書》（1912年）如是寫道：

奕?允開門延入，而前此與巴夏禮同執見羈獄中者，比釋放時，已監斃至十餘人，蓋中國爾時監獄之黑暗，及管理之無狀，舉為泰西人所未聞睹。英人檢遺骸，驗刑其，咸大憤，復擾海淀，火三日夜不絕，揚言將犯禁城。

「火燒圓明園」雖是英人「大憤」之舉，但其根源在於清朝監獄黑暗導致被囚英俘的非正常死亡。與其指責英法聯軍的野蠻行徑，不妨反思清朝政制的腐朽落後。1929年後教科書關於「火燒圓明園」的敘述愈發模式化。絕大多數教科書對「火燒圓明園」的原因避之不談，只是通過生動的文字敘述其經過、結果，以此激發國人的愛國情懷和對侵略者的仇恨情緒，如傅緯平《復興初級中學教科書?本國史》（1933/1934年）描述了如下場景：

到十九日黃昏，全園俱燃，殿座牌坊，亭台樓閣，千萬個火舌爭吐，黑煙羃天，聲若雷吼。英記者有在旁的，記此事雲，「當時火光之下，吾等彼此相看，宛如魔鬼。」一霎那間，雄壯美麗的建築，並掠剩的物件，概付之一炬，化為灰燼了。這園創自雍正帝，歷乾隆到咸豐，費一百數十年的經營，今只有瓦礫場了。

此外，不少教科書還配有圓明園遺址的實景圖片，進一步深化帝國主義者的殘暴形象。

圖片來源於網路

回到同治十年（1871年）的春天，王闓運在重訪圓明園後寫下長篇敘事詩《圓明園詞》，以「百年成毀何匆促，四海荒殘如在目」感嘆「廢宇傾基君好看，艱危始識中興難」；徐樹鈞為該詞作序時候回顧了圓明園罹難的經過：

十年六[八]月十六日，上方園居，聞夷騎至通州，倉卒率後嬪幸熱河，道路初無供帳，途出密雲，御食豆乳麥粥而已。十七日，英夷帥叩東便門，或有閉城者，聞炮而開，王公請和，和議將定。十九日，夷人至圓明園宮門，管園大臣文豐，當門說止之，夷兵已去。文都統知奸民將起，環問守衛禁兵，無一在者，乃自索馬還內，投福海死。奸人乘時縱火，入宮劫掠，夷人從之，各園皆火發，三晝夜不熄，非獨我無官府詰問，夷帥亦不能知也。

清末進士李光漢《前海疆?戰北京》一詩是對上文的簡化：「通川[州]烽火逼，倉皇幸熱河。密百惟豆麥，宮禁滿兵戈。守卒開門揖，奸臣意若何？劫灰猶未冷，鑾馭淚珠多！」皇帝出幸、餐食豆麥固然可悲，但縱火劫掠的是「奸人」，開門迎敵的是「守卒」和「奸臣」，相較於此，「夷人」之過尚在其次。面對著同樣的殘垣斷壁，痛苦或許只是國人關於圓明園歷史記憶的一個面相，教科書歷史書寫的流變也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歷史認知的改變。

三

兩次鴉片戰爭的比較

事實上，教科書中葉名琛、「火燒圓明園」敘述變遷的背後，反映的是不同時期教科書編者對「第二次鴉片戰爭」歷史定位的不同認知。需要指出的是，對此問題的考察離不開與「鴉片戰爭」相比較。

就編寫體例而言，梳理教科書中的近代（世）史開端是思考這一問題的起點。首先來看歷次課程標準的相關規定：1929年前諸課綱均未對此予以明確，直至1929年《初級中學歷史暫行課程標準》方劃定「自明季至清季即自十六世紀初期至二十世紀初期」為近世史，並確定「東西新航路的發見與歐人的東來」為起點，同年的《高級中學普通科本國史暫行課程標準》與之保持一致。1932年和1936年兩次《初級中學歷史課程標準》以「中西交通之漸盛與西學之輸入」為起點，《高級中學歷史課程標準》以「明清之際」為起點，要求開篇討論「歐人之東略」和「基督教與西方科學之輸入」。1940年《修正初級中學歷史課程標準》和《修正高級中學歷史課程標準》將近代史的開端定在「清初」，1948年《修訂初級中學歷史課程標準》無相關規定。

相較課綱流變的簡單明晰，教科書的歷史分期與兩場鴉片戰爭的定位問題則略顯複雜。那珂通世《支那通史》（1889年）將中國歷史分為上世、中世、近世三期，其中近世又可分為三段，上段自蒙古始興至元惠宗北遷，中段自明太祖至毅宗，下段自清世祖始。然而該書實際出版內容迄遼宋而止，缺少元明清部分。桑原騭藏《中等東洋史》（1898年）將近世期看作「歐人東漸時代」，其開端是「清之初葉」。這種觀點在1929年前似為主流，如1909年清朝學部審定的陳慶年、汪榮寶教科書的歷史分期與桑原一致，民初教科書大都也強調清初的重要性。其中，兩次鴉片戰爭被置於「清之中葉」或「清之外交」的主題下，只表明時間之連續，卻無意突出戰爭之影響。不過，以元初為近代（世）史起點的兩部教科書略顯特殊，趙懿年《中等歷史教科書·本國之部》（1913年）「今代史」始自嘉慶，呂思勉《新學制高等中學教科書·本國史》（1924/1927年）「最近世史」是中國受外力壓迫及其反應的時代，始自清朝全盛後的西力東漸，兩場鴉片戰爭的地位似乎有所拔高。

1929年後諸教科書大抵符合課綱要求，以明亡清興為限斷，但兩次鴉片戰爭已不局限於「清之中葉」這類歷時性框架，如以明季為開端的兩部教科書，鄭昶《新中華語體本國史》（1931/1934年）將之納入「不平等條約的締結」的主題，周予同《開明本國史教本》（1931/1934年）將之納入「帝國主義侵略的開端與不平等條約的締結」和「西歐列強的乘機侵略與不平等條約的締結」的主題。

最明顯的是出現了若干直接以鴉片戰爭為敘事起點的作品，如：高博彥《中國近百年史綱要》（1927/1932年）、孟世傑《中國近百年史》（1931年）、吳貫因《新建設時代·高中中國近百年史》（1933年）、馮趾祥《本國史綱要》（1943年）、施瑛《簡明近百年本國史》（1947年）。

此外，金兆梓《新中華本國史·初級中學用》（1929/1932年）雖以宋初為近世開端，卻認為《江寧條約》的簽訂是「滿清外交失敗第一聲」。一些無明確分期的教科書同樣突出了鴉片戰爭的特殊性，陸東平/朱翊新《新主義教科書·高中本國史》（1929年）強調鴉片戰爭是「帝國主義者侵略的開始」，沈味之/朱翊新/朱公振《初級中學教科書·初中歷史》（1929年）將「拒毒之戰」與「英法聯軍」放入「帝國主義的對華侵略」的脈絡；金兆梓《新中華本國史·高級中學用》（1933/1934年）上下編以「不平等條約締結」為界，兩場戰爭同屬「始作俑之不平等條約」的序列；鍾月秋《高中本國史》（1932年）非編年體著作，但亦將鴉片戰爭看作「清代外交失敗之第一聲」。簡言之，1929年後，兩次鴉片戰爭多被納入「帝國主義侵略」或「不平等條約締結」的敘事體例，由此，作為起點的鴉片戰爭之重要性得以凸顯。

從具體行文來看，在1929年前後，教科書中關於兩次鴉片戰爭影響的表述也出現逆轉。早期教科書於戰爭影響的討論著墨不多，桑原《中等東洋史》（1898年）沒有相關表述；幸田成友《東洋歷史》（1902/1903年）沒有提到鴉片戰爭的影響，只是在敘述完《北京條約》後簡單提及：「大清既與佛國和，專從事征定長發賊」；他將兩場戰爭的影響作整體描述，「以前後二次之與外戰，知歐洲火器之優勝，清人乃招留在上海之外人，於是英米佛三國之人，內向效用」，太平天國內亂亦平。清末自編教科書關於影響的評述大多隻針對「第二次鴉片戰爭」所簽訂條約而展開，如富光年《簡易歷史課本》（1906年）關注條約引發的民教衝突，「咸豐時，傳教載入約章，由是交涉日繁，民教之禍，歲有所聞矣」。沈恩膏《本朝史》（1908年）強調條款內容「皆含有利益均沾之語意，我國始窮於應付矣」。

汪榮寶《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本朝史》（1909/1911年）「鴉片戰爭」一節的結尾從兩方面思考了戰爭影響。一方面，條約中「確認諸國為平等敵體之友邦」和「公文照會，禁用夷字」的規定使朝廷為清議所挾；另一方面，條約沒有解決導致戰爭爆發的鴉片問題，且產生了嚴重後果：

朝廷不得已，至咸豐九年，遂公然弛禁，以洋葯之名，徵收關稅。由是吸食鴉片之弊風，不啻為法律所默許，而諸外國人反從而醜詆之，或且攜我國一二粗製煙具，陳諸博物院，以為我國民風俗之代表矣。

該段文字成為1929年前諸教科書關於鴉片戰爭影響的主要表述，多部教科書直接採用該說。在「英法同盟軍之入寇」一節結尾，汪榮寶將兩場戰爭合而論述：

蓋自道光朝禁煙啟釁以來，以一省之地，牽掣全局，事變百出，而始終實一線相承，至是始一結束，且為後來東亞辟一新世界焉。

「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結束，意味著「新世界」的開端，影響波及東亞。之後，教科書中關於「第二次鴉片戰爭」影響的表述多從積極角度出發，如：趙玉森補訂陳慶年《中國歷史教科書》（1912年）認為，總理衙門的設置「蓋中國自是始知外交之關涉重要雲」；普通學書室《增訂普通新歷史》（1913/1915年）指出：「自此役以來，有識之士，洞見外事，曾左諸人開其先，故船政局製造局招商局方言館等，漸次創辦，遣學生出洋，聘外人為顧問，歐洲文物，相接日近，無不為此等之大辱所致也。」此外，趙玉森/蔣維喬《共和國教科書·本國史》（1913/1924年）、趙玉森《師範學校新教科書·歷史》（1914年）、傅運森/夏廷璋《師範學校新教科書·歷史》（1915年）、陸光宇《新撰初級中學教科書·本國史》（1925/1928年）等書也持有類似觀點。顯然在民初教科書中，「第二次鴉片戰爭」的重要性要高於鴉片戰爭。

對兩場戰爭影響評價的偏移出現在李岳瑞/印水心《評註國史讀本》（1926年）。作者認為，「鴉片之戰，為西力東漸之第一著；而同盟軍之役次之。自此中國國民之柔弱易欺，歐人已洞見之矣。」他將兩次戰敗與「國恥」敘事相連，前一場戰爭後的鴉片不絕是「辱國病民，不亦甚哉」，而後一場戰爭中的皇帝出逃、城下之盟更是「辱國甚矣」。

隨著1929年前後「帝國主義侵略」敘事模式的成型，對兩場戰爭影響的表述完成逆轉——鴉片戰爭的重要性得以凸顯，而「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影響則有所下降。如高博彥《中國近百年史綱要》（1927/1932年）將《南京條約》視作「中國劈頭第一次大損失」，並從國際、國內兩方面分析戰爭影響，國際影響有四：「（一）英國爭得國際平等地位。（二）荷，比，葡，普，班均派遣領事來粵。（三）法美諸國，援例締結通商條約，交涉遂日多。（四）訂舟山不割讓他國之條件，啟各國劃定勢力範圍之先聲。」國內影響同樣有四：「（一）開近百年中國事變之原。（二）粵民嚴拒英人入城，伏後日廣州事變之機。（三）戰爭主要之禁煙問題，戰後漠然不問，咸豐八年且公然弛禁，流毒至今不已！（四）鴉片戰爭中國在國權上之損失。」

在最後一條「國權損失」中，著者又詳細討論了「居留地之起原」「裁判權之讓出」「關稅協定之開始」和「最惠國條款之定訂」四個要點。然而，該書對「第二次鴉片戰爭」影響的討論只集中在「英法聯軍之役中國在國權上之重要喪失點」一個角度，具體涉及修訂商約及其帶來的「居留地之擴大」「領事裁判權之擴張」「新稅則之規定」和「內河之開放」。著者對於兩場戰爭影響的分析維度與文字權重都存在較大差異，由此反照出的歷史認知也不言自明。

1929年後教科書的相關表述已無需贅言，作為「帝國主義侵略」開端的鴉片戰爭顯然被賦予了更重要的歷史意義；「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影響也只是根據條約內容來分析對中國主權的侵害，不少教科書甚至在完成戰爭過程和條約簽訂的敘事後便止筆不談。如周景濂《本國史》（1938年）強調「鴉片戰爭是打破中國幾千年來閉關獨立的第一件大事」，《南京條約》「凡割地、賠款、開港、貿易自由、干涉關稅，都已包括在內，以後的不平等條約，不過從此延擴罷了」；對「第二次鴉片戰爭」只談及領事裁判權、關稅協定、內地遊歷和傳教等具體條文。再如周予同《本國史》（1948年）專設一節討論「南京條約和他的影響」：「從此以後，外患內亂相逼而來，不僅清廷的黃金時代一去不返，就是中國民族也因此日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了」；對《天津條約》只有「從這以後，所謂內河航行權、領事裁判權和關稅協定權等，都被英、法等國奪取了」一句；對《北京條約》更無隻字評論。

至此，不妨討論筆者一直小心使用的專有名詞——「第二次鴉片戰爭」。出於對既有認識的考慮，筆者在文中統一了名詞的用法。然而在本文所有涉及到的教科書中，關於這場戰爭的指稱絕大多數為「英法聯軍（之役）」。檢索相關資料庫亦不難發現，「英法聯軍（之役）」是民國時期的主流，而「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用法不僅出現較晚，而且數量有限。本節的梳理不難為這兩個專有名詞的更替提供一種解釋：1929年以前教科書對鴉片戰爭的評價多為負面，但對「英法聯軍（之役）」的重要性則多有提及，因此無需用「鴉片」來勾連二者；1929年後，這種認知發生逆轉，「英法聯軍（之役）」的用詞雖是定例，但對其影響的評述卻愈發減少，作為鴉片戰爭延續與附屬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之觀念漸成主流。

四

餘論

從以上戰爭原因、關鍵人物/事件、以及戰爭影響三個層面檢視了清末民國歷史教科書中有關「第二次鴉片戰爭」的表述。就教科書所反映出近代國人對「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基本認知而言，以樊炳清譯桑原《東洋史要》（1899年）為代表的日譯教科書是中國近代教科書之發端，它們以歷時性敘事為主，「第二次鴉片戰爭」被割裂為不同階段，與其他事件一道鋪陳，其中既少有對原因和影響的分析，也無著者的價值判斷。受其影響，清末自編教科書雖仍將原因、影響的思考寓於敘事，但「第二次鴉片戰爭」已成為一個獨立的歷史事件被完整敘述，且著者對清室多有回護。經清廷審定的汪榮寶《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本朝史》（1909/1911年）具有重要意義，不僅建構了關於戰爭原因的分析框架，對兩次鴉片戰爭「前者抑後者揚」的評價也直接影響了1929年前的諸多教科書。1929年之後，「帝國主義侵略」成為教科書敘事主線，戰爭原因被歸諸此脈絡，鴉片戰爭作為近代史起點而受到格外關注，「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影響則漸漸被忽視。在半個世紀出版的近百部教科書中，兩次鴉片戰爭歷史定位的此消彼長，也昭示著國人歷史認識的起伏跌宕。

就教科書與近代知識體系建構的關係而言，1929年後關於戰爭過程敘事的連續性仍在，但是國民革命後的「反帝」「國恥」言說影響了教科書的敘述模式。因此，政權鼎革或許並不會直接作用於教科書編寫，真正的變革往往發生於爭取民族獨立、構建現代國家訴求高漲的時刻。在論及教科書在知識生產中的作用時，有關葉名琛和「火燒圓明園」敘述的變遷提供了理解之素材。葉名琛形象演變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清末知識人在思考戰敗原因時，既無法歸咎於皇帝，也沒有強調西方入侵，被俘的總督只好成為「替罪羊」——薛福成《書漢陽葉相廣州之變》將民間的「集體記憶」轉化為士人精英的「個體知識」，經由《清史稿》採納成為學術化與國家化的「專門知識」，最後通過教科書的吸納與傳布成為被廣大國人所接受的「大眾知識」。同樣的轉化也出現於「火燒圓明園」的表述上，清末知識人回護了被迫出逃的咸豐皇帝，也沒有直接苛責於英法聯軍，其問責對象是國內的「奸人」；民初教科書亦能從清朝政制腐朽的視角加以反思；時至「反帝」情緒高漲的1920年代，圓明園的瓦礫不僅是「國恥」的見證者，更是鼓舞民族自強的利器，於是，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的罪行成為每個國人不可忘卻的歷史記憶。簡言之，教科書作為近代知識體系建構過程中的重要環節，不僅是反映國人歷史認知的最大公約數，更是國家意志與政治權力實施的知識裝置。

教科書對於讀者的影響雖不易衡量，但對「第二次鴉片戰爭」歷史書寫的梳理有助於加深對此問題的理解。筆者曾對20世紀三四十年代學界關於「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研究進行過系統考察，在陳恭祿、蔣廷黻所開創的「近代化話語」和李鼎聲、范文瀾所代表的「革命話語」的相關論述中，都不難找到清末民國歷史教科書的影子。跨越1949年的時代巨流，無論是大陸如范文瀾、胡繩等強調「三大高潮、八大事件」的馬克思主義史家，還是台灣以郭廷以為代表、繼承蔣廷黻「近代化史觀」的南港學人，甚至美國「哈佛學派」費正清提出的「衝擊一反應」模式，他們旨在突出鴉片戰爭的近代意義，「第二次鴉片戰爭」的重要性卻隱而不顯。這種評價模式與1929年後的歷史教科書敘述一致無二。在文中我們已經看到，這種模式的構建非一日之功，從「咸豐庚申之變」到「英法聯軍」再到「第二次鴉片戰爭」，這場戰爭的事實依舊，關於戰爭的歷史書寫的分量卻在不斷下降。

來源：史學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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