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瀟然：《南山》的理性定義

與亞平兄交往多年，知道他寫過小說，但那都是十年前的事了。最近幾年他在編刊的同時，一直都寫的是散文。我特別喜歡他的文風，像他的為人一樣，與人交往不爭不躁，文字也總是不慌不忙，涓涓脈脈地慢慢流淌，清逸又真誠。然而小說畢竟是一個不同的話語體系。為使人物的性格飽滿，就必須跳出自己的語言系統，跟隨人物特點的需要，匹配出相應的話語風格。而且，那種過於冷靜的敘事方式，也不利於情感衝突的準確表達。對於個性平和的亞平兄來說，小說的豐富和複雜性他會怎麼駕馭，是我最想知道的答案。然而當我打開書頁之後，所有的疑慮便迎刃而解了。

剛剛由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推出的《南山》，是現供職於《西安晚報》的著名作家高亞平的首部長篇小說。它借用一系列刑事案件偵破故事的外殼，揭示了一個基層派出所細微瑣碎的日常經歷和警察們的精神世界。其主線是坐台小姐王翠花裸死案的偵破過程，以及由此牽連出的7·23殺人案、麻醉搶劫案、綁架勒索案和李小峰初犯盜竊案。而副線則反映了草根階層在生活中的無奈，同時穿插了若干相關人員的命運線索，並藉此形成了主副線交織的豐富結構。

對於一部行業元素主打的作品來說，要讀懂其中的某些寫作意圖，還是需要了解一些相關的專業常識和那個時期的社會背景的。亞平兄在介紹他的作品時說，他初創完成後又幾易其稿，期間經過了十年左右的時間，而其中的內容又是他采寫政法新聞時積累的素材。現在來看應該都是二十年前，也就是千禧之交前後的事情了。應該知道的是，那個時間正是我們高速發展的時期，並且到了法制建設都難以適應的程度，以致直接催生了97年新刑法的誕生。而為之配套的刑訴法，也在96年完成了由公有制背景向市場特徵轉型的修訂。可見，政法工作正處於新舊交換的巨變中，換句話說其實也就是動蕩中。作品所反映的那種依賴人海戰術的刑偵工作，反映的就是那個時期，在數字型人口紅利支撐下所形成的思維慣例和工作常態。而在案件偵破上，主要就是靠人力，下笨工夫，進行撒網式摸排。如今，隨著產業的轉型升級，技術革新讓結構型人口紅利終於有了大顯身手的市場。也就是隨著新一代知識型刑警隊伍的崛起，刑偵手段也已經升級到了一個全新的階段，科技化應用已經讓案件偵破方式徹底煥然一新了。然而回顧那段不易的歲月卻仍然是大有裨益的，因為它能從司法制度改革發展史的角度，從另一個層面反映出當時的貢獻和問題所在。同時，對應著新時代的到來，也能讓我們看到發展的艱難和不易，以及履行好人民警察職責的艱辛和付出。因為歷史是社會的大線條概括，而小說則是對其細節的還原和補充。所以毫無疑問，這部作品彌補了公安志中所匱乏的這些細部肌理和邏輯脈絡。亞平兄在書中盡其所能地為過去構建它應有的生命形態，使之成為一個個警察的鮮活存在。他在為公安幹警樹碑立傳的同時，也不忘進行了一些社會層面的探索性思考。

從文本結構上看，如果說《南山》的主線勾勒了敘事堅硬的物理輪廓，而副線填充進去的則是更加豐富的精神內涵。

老黏告狀的情節是一條隱性的調節線，成為拉長文本寬度的重要內容。作品以此提出了對現實問題的應有思考，讓我們更加清楚地看清了社會救助機制的不可或缺。還有走投無路的偷車賊馬小峰，從人性執法的側面，與前者一起共同構築了作者悲憫之心和大愛之情的價值表達。還有拾荒者狗蛋與髮廊妹小芳的情感發展線，則更是作者內省心懷的抒發處，在此表達了對底層人員生活狀況的深切同情，和對於人情冷暖的應有關照。

政委胡世民的社會關係線，講述的是在那個全民經商的背景下，由一切向錢看引致的官商聯姻問題。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漸次推進，泥沙俱下的社會現實成為了那個時期不可迴避的一幕。這一人物的設計其實並不對應具體的什麼原型，而是聚焦了市場化進程中，人們財富意識覺醒後所出現的全民經商的社會現實。他以批判的視角介入，直面由此而生的社會亂象，並在人物形象的逐步轉變中，給出了走向法治的深入思考。期間又穿插著記者蘭波的採訪線，通過一個記者的筆觸，直面抨擊了投機鑽營的社會問題和道德淪喪的醜惡現象，反映了理性覺醒後所應有的警惕。

在寫作手法上，整部作品沒有刻意以情節推動情節、以懸疑設置懸疑，而是將所有精力都放在了人物的處理上，對於情感的處理下了極大的工夫。尤其是其中的情感細節，更是成為了這部作品的加分項。僅從這一點上來看，很難想見這是一部長篇的處女作，無論是整體話風所呈現的警局味道，還是故事推進過程的嚴謹性，都彷彿是一場親身經歷的記憶還原。然而在這一堅硬結構的包裹中，還潛藏著作者一顆有溫度的心，所以書中穿插了不少浪漫主義的描寫。無論是拾荒者狗蛋的愛情還是髮廊妹的傾心，讓我們都能清楚地感受到作家重情重義的內心主張。這是一種非常具有個人色彩的書寫，反映了作者對於真情的急切渴望和嚮往。如他的性格一樣，對於醜惡問題的批判，他也不會簡單粗暴地斥責。比如政委胡世民老婆經營洗浴中心中的違法問題，他就是選擇用沉默的方式，以對她出場資格的剝奪，表達出了自己的價值站位，和對她的否定與拒絕。這一反面人物經過藝術處理後，色差已經極度淡化，雖然沒有「法網恢恢疏而不漏」的慣常式結尾，但其鮮明的性格、富有時代感的代表形象，還是讓人印象深刻。

在文本的表達上，幾個案件的作案者，雖然也都造成了令人髮指的惡果，但是作者並沒有以渲染嗜血來博取眼球，而是通過深入思考，讓我們在回顧那段社會轉型期的歷史時，認識到如今的穩定多麼不易和重要。尤其是通過對犯罪嫌疑人艾美麗的悲劇式描寫，她那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怨悔，傷痕纍纍的打工經歷，還有充滿暴力的婚姻，以及一貧如洗的家庭和體現出生活的掙扎，在揭露其不可饒恕罪行的同時，也抨擊了人性的弱點，引人發省，意義深遠。

《南山》所呈現的就是，一起並不複雜的兇殺案，然後逐步挖出來了幾個並不老練奸詐的嫌疑人，以及由此而帶出的關聯者，他們都在用自己的經歷描繪著打工者進入大城市的浮世繪——由於長期的城鄉屏障，他們雖是這座城市的貢獻者，卻沒有權利去分享城市的便利與舒適，所以註定了只能是繁華背後的局外人。這些人生活粗卑簡陋，心靈空洞荒蕪，以致常常淪為了「饑寒生盜賊」的實證者。但是誰生來就是壞人，就是惡魔呢？生活的壓力撲面而來，讓人走投無路時，有人苟且偷生，有人鋌而走險，而這也正是基尼係數所揭示的倫理問題之所在，也是作者在此的思考。不僅如此，在每一件案件的偵辦中，在對待每一位當事人的態度中，都極力傾盡了作者對於正義的伸張和對於寬愛的解讀。作品就是這樣通過敘事倫理的自性再造，以平實表達了對宏大的拒絕，用素淡過濾掉了文本的浮誇，並以此建立起與讀者的深度信任，從而講述了作者心中對於和諧與溫情的定義。

來源：陝西工人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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