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無法形容的倫敦

土豆泥餡餅店。

一個無法形容的倫敦

文/曹然 攝影/山姆·格雷格（Sam Gregg）

一塊焦黃的肉餡派和一塊土豆泥，澆上一大勺綠油油的醬汁，再用搪瓷碗盛上幾片沒有去刺的鰻魚肉，搭配一小杯奶茶——這就是你在倫敦百老匯市場的土豆泥餡餅店能獲得的全部食物。倫敦東部曾經有數百家這樣的小店，而存活至今的只有六家。

「東倫敦已經是保存倫敦傳統最好的地區。」山姆·格雷格很快就將眼前的那份土豆泥和派吃得乾乾淨淨。他來自北倫敦，那裡如今只剩下一家土豆泥餡餅店。當這位90後倫敦「土著」攝影師想重新認識自己的故鄉時，他不得不來到東倫敦，深入其中，甚至走進她的黑暗面。

「老實說，我不知道到底什麼才是『舊倫敦』，也不知道能在哪裡找到它。也許我找錯了地方，也許我找對了地方。也許我會在薯片包裝袋下發現它，也許我終將在一杯茶渣里與它相遇。我現在所做的，只是儘可能找到它。」

馬賽克瓷磚與百事可樂廣告

沒有人知道「東倫敦」的邊界。在倫敦地鐵運營圖上，它是一片環線之外的邊緣區域；在倫敦警察局的網站上，它是犯罪率高發的危險地帶。從倫敦金融城東北方的利物浦街車站往東，不到十分鐘的路程，高樓漸漸稀少，老舊的連排別墅群隱約可見。三三兩兩的青年操著東倫敦口音的英語走過，饒有興趣地看著中國人——這裡少有外來面孔。

東倫敦街景。房屋潔白的牆壁上，紅黃藍色的窗子整齊分布，很有上世紀荷蘭藝術家蒙德里安的抽象風格，斑駁的樹影打破了寧靜。

衣著時尚的山姆同樣與這裡格格不入。從倫敦大學學院法語專業畢業後，熱愛攝影的他受美國攝影師斯蒂芬·麥考瑞（Steve McCurry）影響，深入泰國曼谷的貧民窟完成了自己的第一個系列作品；之後移居義大利那不勒斯，探索「犯罪之城」的黑暗文化，並由此在圈內成名。

一路走來，山姆突然發現自己成了家鄉的「局外人」，似乎再也無法認識英國。「我離開倫敦太久，甚至忘了什麼才是倫敦的感覺。」山姆切開眼前的肉餡派，「我似乎一直難以和家鄉文化形成『聯繫』。所以當我回到倫敦安定下來，我決定重新認識這座城市，同樣也是認識自己。這或許是每一位攝影師都會做的。」

居住在東倫敦的愛爾蘭移民，但似乎他們還需要一段時間來融入社區。

山姆追尋的是自己的「倫敦記憶」，那時北倫敦和東倫敦的街區還保留著「二戰」前的舊模樣，國際品牌未曾大面積進駐。當他將鏡頭轉向家鄉時，飛速發展的城市早已淹沒了二十年前的記憶。絕大多數土豆泥餡餅店已經關門，星巴克、Costa和刻意復古的咖啡館遍布倫敦的每個角落，夜店代替了傳統的英式酒吧。

於是，「追尋自我」成為一場漫無邊際的旅程。一個扛著照相機和三腳架的「局外人」漫遊在人跡罕至的小巷，沒有規劃，也無從規劃。

出現在鏡頭中的，也許是一面英格蘭旗，也許是酒吧里的一個標靶，也許是一朵紋在臉上的玫瑰，也許就是走在街上的一位老者……一切圖景既有關又無關。「有些照片甚至是我在酒吧喝醉之後拍的。」山姆笑道。

土豆泥餡餅店的食客，在土豆泥餡餅店，人們的狀態往往很放鬆。

項目甚至沒有一個確定的名字。「Blighty是俚語『英國老家』的意思，指整個英國，但事實上我被限制在了倫敦。」山姆說。他曾摘取歌德的語句為那不勒斯的攝影項目命名，如今「我的每個項目都有一個令我滿意的名字——除了Blighty」。

現在，形容倫敦的題目依然沒有找到，但在東倫敦的街巷裡，山姆似乎終於發現了自己的「倫敦」。這裡有「二戰」前的倫敦平民區：沒有超高層建築，也沒有復古風格的華麗咖啡館，家族經營的土豆泥餡餅店內布滿馬賽克瓷磚，藍綠色漆的吧台上懸掛著店主留著誇張大鬍子的照片。老人們靜靜地坐在長條木凳上吃著派，偶爾和店員說幾句閑話。

「當然，這裡也多少有些當代商業的痕迹。」山姆對我說。在他身後，老舊的馬賽克瓷磚上貼著百事可樂的廣告。最後的「舊倫敦」正被新一輪城市化快速吞噬。年輕的攝影師在土豆泥餡餅店外抓拍了這一動態過程：一名老人靜靜坐在空蕩蕩的店內，櫥窗上已經貼了「關門」的通告，而玻璃反射的則是街對面一家大型商超開業的宣傳語。

位於英國倫敦東部的一家土豆泥餡餅店，一位熟識這座城市掌故的老者坐在窗邊。

「我不是說一定要保留下這家小店，但我希望我們不會關掉所有土豆泥餡餅店。」山姆強調Blighty的主旨並不是「反城市化」，而是追求高速發展與傳統保持間的平衡。「走進這裡能感受到家的氛圍，能感受到歷史的氣息，你的精神會變得充實。但走進星巴克能感受到什麼呢？一切都是指向消費主義的。」

這是一種難以具象化的感覺，但它顯然不只源於那些陳舊的瓷磚。簡單化的「保護」，只會孕育城市化的畸形兒。一家土豆泥餡餅店被轉手給中餐館，但地方法律要求餐館經營者不得改變室內「具有歷史價值的裝飾」，其結果是「你走進一家中餐館，卻看到老倫敦的樣子，這是荒謬的」。

「我們需要星巴克。相比肉餡派和土豆泥，我也更喜歡日料和中餐。但我們也需要留下一點自己獨特的痕迹。」

玫瑰紋身的殺人犯和被歧視的愛爾蘭人

吃完派和土豆泥，我們在著名的London Field公園的古樹下坐定。草坪上不時有遛狗的人經過。「如果我去找他們拍照，他們多半是不會同意的。」山姆苦笑道。他熱衷於拍攝人像，捕捉陌生人「眼神里展現靈魂深處的瞬間」。

倫敦人不喜歡和陌生人交流。山姆自嘲道：「倫敦人從來是懷疑一切人的。」相比金融城裡的銀行家們，東倫敦的工人階級居民更開放友善，但當山姆拿著相機向路人發出攝影邀約時，95％的人都拒絕了他。「這不只是我遇到的問題。」他和許多同行溝通過，包括一些非常有名的攝影師，「他們都感慨倫敦人的冷漠、拍攝的艱難。」

東倫敦地區的學生。

只有東倫敦的年輕人例外。但他們又過於熱情，對攝影師糾纏不休，好奇地追問自己的面孔將出現在哪些社交媒體上。對山姆來說，更糟糕的是這些年輕人並不知曉倫敦的過去，「只愛通宵泡吧和玩手機」。他要找有本地故事的人，「酒吧里刺滿紋身的顧客總比西裝革履的銀行家更有故事。」

東倫敦，酒吧里的刑滿釋放者。

這些「有故事的人」已不再是倫敦的主人。「很難說他們被徹底邊緣化了，但「二戰」後倫敦改變了很多。」山姆說，「世界變化得太快，他們所處的社會已經與他們記憶中的景象完全不同。」

這樣的人不常能在大街上遇到——除了一位老將軍。他掛滿勳章，正準備去參加一場戰友聚會，被迎面走來的山姆攔下。於是路邊的歷史建築成了背景，宏偉而破敗的拱門下，老人精神抖擻地站著，如同參加受勛儀式。「一切彷彿刻意安排，實際上卻非常偶然。」

東倫敦，一位參加紀念活動的退役將軍站在一棟歷史建築下留影，看似刻意，實際一切都是巧合。

「我更愛發掘光明的反面。」在山姆的故事裡，將軍只是過客。走進舊倫敦的街巷，也就走進了倫敦的黑暗面。這裡不只有熟知當地掌故的老人，也有刑滿釋放的殺人犯。他坐在酒吧里，臉上刺著一朵象徵英格蘭的玫瑰。

「我在監獄裡待得太久了。」後來這位曾經的囚徒給攝影師寫了一封信，「現在我期待能永遠自由，還有平安和幸福。」山姆相信他，「你可以從眼神里看到他的悲傷，他的故事。我相信他已經改變了。」

邊緣的社區還有更邊緣的群體。一個愛爾蘭移民家庭邀請山姆拍攝他們的家庭活動。因為姓氏中有愛爾蘭特色的「O』」，他們在東倫敦的日常生活中屢遭歧視，在餐館訂位時都會因為姓氏被拒之門外。東倫敦的傳統酒吧也拒絕他們進入，僅僅是因為「愛爾蘭人有酒品不好的口碑」。

參加宗教儀式的愛爾蘭移民。

這也是倫敦故事的一部分：被邊緣化的東倫敦人，自身也是其他群體被邊緣化的驅動者。許多人支持保留土豆泥餡餅店，也是基於這些小店是本地人的產業，而星巴克的僱員多是移民。在三年前的脫歐公投中，東倫敦的工人們是這座大都會中極少數支持脫歐的群體之一。

東倫敦街頭的老者。

我們不自覺地向南望去：五英里外，泰晤士河畔正在見證一場有十萬人參加的「反脫歐」大遊行。山姆拾起一根雜草，在泥土上深深划了一道：「這就是巨變的時代，多麼值得記錄啊！」

「移民也是這個城市的一部分。」採訪過程中，為曼谷貧民窟拍過紀錄片的山姆一遍遍提起「平衡」，「我相信倫敦的青年一代知道自己需要什麼：不是要讓倫敦『英格蘭化』，不是要脫離世界。對我而言，倫敦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其多元性。我們只是需要更好地平衡不同的文化。」

也許，近年來這座城市裡唯一的團結時刻是2018年俄羅斯世界盃。英格蘭隊殺進四強，創造了28年以來最好的成績。那天山姆照例帶著相機出門，記錄了滿城歡慶的場景，英格蘭的旗幟在每一棟建築上飄揚。他拿起當時的作品：「我已經記不得這是什麼地方，但這顯然很倫敦。」

「很難說我喜歡這樣的倫敦，我也不為自己是倫敦人而驕傲。」山姆望向東倫敦的遠方，「但拍了這些照片，我覺得自己多少理解這座城市了。我和倫敦終於建立了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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