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不懂，公眾為什麼不支持轉基因？

作者 | 洪廣玉（資深媒體人）

實驗田裡的黃金大米（攝於菲律賓）

轉基因食品在今天的中國成為巨大的爭論話題，不僅反對者焦慮，支持者也很困惑。反對者不理解轉基因的安全性問題，而支持者的困惑在於，一旦你自己搞懂了某個知識點或邏輯問題，往往就「回不去了」——不再理解「他為什麼就不懂呢」，其狀態類似於給孩子輔導作業的家長，看著孩子對簡單的數學題都不會，講了幾遍後就氣得要跳起來。

這個問題看起來是無解的。孩子會升入高年級，而我們面對的成人早就畢業了。何況，反對轉基因的人或許覺得他們才是那個「家長」呢。

尤其值得思考的是，對於轉基因的支持與否，不僅是科學知識掌握多少的問題，它還取決於整個社會的信任程度。信任問題會在兩個層面發揮作用，第一層面是它影響著科學知識傳播的有效性，因為如果一個人不信任你，哪怕你說得天衣無縫也不管用。無數的「實戰」也證明，如果沒有信任，關於轉基因的交流就會變成抬扛。

另一個層面就是，轉基因技術是要應用的，因此就涉及到人的參與——是人對知識和技術的應用，所以是否信任人，也影響了對這項技術的支持程度。

2015年鳳凰網舉辦的一場轉基因辯論（網路圖）

信任問題具有兩面性。既然有些人會由於不信任科學家而反對轉基因技術，當然也會有人因為信任你，即使他不完全理解轉基因也會接受轉基因食品，只不過這種情況可能是少數。

顯而易見的是，當前社會在科學傳播和社會信任方面都面臨著困境。很多專家在談到食品謠言、轉基因相關問題時，都會引用一個數據：截至2018年，中國具備科學素質的公民比例為8.47%。我認為，這個數據對於反映科學知識的普及程度(尤其是趨勢方面)有一定參考價值，但並不能反映中國公民的科學素養(涉及公民科學素質基準和問卷調查問題，不細說)。

科學素養除了掌握科學知識，還應該具備科學思維、方法和精神。科學思維是一種非常可貴、稀缺的能力，因為它時常是和我們的經驗相悖的。對於99%的中國人來說，在其整個教育生涯中，哪怕是學理科的大學生，都沒有接受科學思維的熏陶——我在工作中接觸過很多教授、研究員、博導，在自己的專業領域無疑是專業的，但他們也許並沒有科學思維。

在談到轉基因問題時，科學思維尤其重要，因為大部分人都不可能了解涉及轉基因的所有細節知識——也沒有這個必要，而具備相當科學思維的人(即使不是分子生物學專業)，能夠在非常龐雜的信息中找到核心而可靠的信息，比如利用自己的信息搜尋和歸納能力，找到權威科學機構的聲明，識別行內科學家的觀點，辨析研究論文的可靠性，排除低級謠言的干擾，而這些工作會讓他得到至少不反對轉基因的觀點。

我們的現狀的是，絕大部分人無法從體制內的教育中去建立起科學思維，對他們影響更大的是「日常習得」。什麼是「日常習得」?就是從對待日常接觸到的事物的觀點中去揣摩和學習，然後轉化為自己的觀念。其中影響最大的無疑是圍繞衣食住行領域的觀點，因為它們和人們的生活關聯性大，同時接觸頻率高，諸如：我們如何看待不合格的食品?如何看待藥品的療效和安全性?如何看待飛機失事?如何看待化工污染?通過對此類信息的觀察和理解，人們慢慢建立和鞏固自己的思維方式。

某些超市設立轉基因食品專櫃（網路圖）

那麼，哪些方面的行為會對人們的「日常習得」產生影響呢?顯然包括政府機構、媒體和親友，而傳統習俗會成為觀念構成的背景因素。這其中，政府對人們思維的影響是最大的，政府不僅決定媒體報道的範圍和尺度，更重要的是政府決定了產品的合法性和可靠性，是一種質的影響。

舉例來說，在衣食住行中，「食」對人們的影響又是最廣泛的。根據騰訊的統計，微信朋友圈裡食品類謠言佔到了接近一半。在中國的網路上，被討論最多的話題就有食品、中藥和保健品，因為中國有「葯食兩用」的傳統，中醫實際在藥品和食品兩個領域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它們交叉的產物就是中藥類保健品。這三者產生的信息量遠遠超過轉基因。

那麼，如果觀察政府對食品、中藥和保健品的政策法規，我們會得出一些不太樂觀的結論。我將政府在這些領域的做法稱為「雜糅式」的——它總是試圖將科學和作為經驗或玄學的傳統調和起來，但其核心的部分是非科學的。

比如監管部門對中藥保健品的態度，一方面根據傳統認為其有功效，為了顯示科學性，在功效描述時又採用了現代科學的術語，那麼以「陰陽五行」等理論為基礎的中藥是如何達成科學術語上的功效，沒有人說得清楚;為了顯示科學性，監管部門也出台了一些功效評價方法和標準，但可操作性不強，換句話說，在保健品最核心的部分：產品功效的科學依據上是缺失的。

中藥說明書上常寫著「不良反應：尚未明確」（網路圖）

在中醫藥領域也是如此，政府是支持還是反對中醫實際上並不值得爭論，關鍵在於政府有沒有對於具體中藥建立一套嚴密的、邏輯自洽的評價和管理體系，通過這個體系可以客觀評價「這種藥品」(或者說評價一根草、一個石頭)，如果評價的結論是有效，那麼就支持，評價的結論是無效，那麼就不支持。

很可惜的是，當前對中醫藥的政策法規在邏輯上是不自洽的。只舉一例，按照最新的法規，屬於「中藥經典名方」目錄的藥品可以不經過臨床實驗驗證功效就上市(此舉不代表其它中藥就做了嚴格的臨床實驗)，那麼哪些可列入「經典名方」呢?其標準是「目前仍廣泛應用、療效確切、具有明顯特色與優勢的清代及清代以前醫籍所記載的方劑。」邏輯稍好的人都能看出，這是典型的循環論證，即「它為什麼是經典名方?」「因為它有效。」「為什麼它有效?」「因為它是經典名方」。顯然，它迴避了「如何確定它有效」這個核心問題。

業內人士能理解政府為什麼這麼做，因為這種管理方法中既有深厚的歷史沿革，也有強大的民意和現實利益支撐，政府很難「壯士斷腕」，但我們期待政府能加快改革步伐。

總而言之，因為食品、藥品和保健品對公眾生活有著強力而深刻的影響，而政府在這些領域的非科學的政策——至少是沒有徹底地貫徹科學，導致它很難幫助公眾建立起一種嚴密的、自洽的思維方式——而這恰恰是科學思維的精髓。相反，它還時不時給媒體和公眾傳遞矛盾的、混亂的觀念，甚至是給這種觀念做「官方認證」。

如果換位思考一下，就比較容易理解在這種治理狀態下的民眾為什麼理解不了轉基因了。比如，我們經常科普「轉基因食品經過了嚴格的安全性評價」，但想想，在他們日常接觸的中藥、中藥保健品上，食葯監管部門並沒有傳遞出要做什麼「臨床研究」「評價實驗」的信息，怎麼能期望他們突然理解轉基因的「安全性評價」?你還稱「嚴格的……」?

保健品的功效一直被質疑

進一步觀察，政府的非科學的政策不僅僅是對塑造公眾的科學思維不利，還將在社會公信力等方面產生直接或間接的負面影響。

很明顯，社會信任的關鍵節點仍然是政府，因為政府具備最強有力的背書能力，政府失信的代價也很大，在正常的情況下，政府應該是可信的，至少會比其它主體更可信。不過，中國的情況要複雜一點，因為當我們雖然談到「政府」，但每個事件中要面對的往往是具體的官員，或者是政府的某一個部門、某一些做法。很多人並不知道所面對的那個人或那個機構是否足夠可信。

中國的人群分化太嚴重，很難用一兩句話概括所有人。如果籠統地說，我認為大多數人對待政府的態度是「部分相信」或「選擇性信任」，或曰「對自己有利的就信任，不利的就不信任」。

之所以會是這種狀況，需要回到社會信任的基礎問題。套用一個簡化的框架，我們把影響信任的要素分為橫向和縱向兩個坐標，橫坐標上的是指各種社會文化因素，包括制度設計、經濟發展程度、言論自由度、傳媒影響，縱向的則是自國家產生以來所發生的各種事件以及對這種事件的解釋。那麼，這些因素既有是正面影響，也有負面影響的，比如中國在持續改革，經濟發展、生活改善都會有助於建立信任，而司法獨立和言論自由上的問題不利於公眾信任的心理建立，政府人員缺乏風險交流的技巧也會直接扣分。

對於公眾來說，對熱點事件的記憶——不確定它對信任的產生是最重要的，但它確實是最容易表現為輿論上的社會信任度，因為它是公眾最容易參與和表達的。以「三聚氰胺事件」為例，10年過去了，奶粉中早就沒有了三聚氰胺污染的問題，但它被作為一個「文化符號」在網路上持續流傳，其象徵意義遠遠大於實際意義。在諸如此類的事件上，我們很容易觀察到社會信任是如何累積的。

三聚氰胺事件已經被符號化（網路圖）

也許很難對當前社會的信任狀態達成共識，比較容易取得共識的是：當前的社會信任狀態還不太穩定。對於每個人來說，決定他是否信任政府和陌生人的因素太多了，很多時候是不同的、矛盾的信息交織在一起。在這種情況下，比較好的策略應該是「一事一議」，套用轉基因領域的術語就是「個案評估」，但是對於絕大部分普通民眾，他既不具備這種「個案評估」的能力，也不具備所需要的信息資源。所以，很多人對於政府和社會的信任狀態，最後往往變成了按照自己的價值觀和階層立場進行選擇性相信。

再回過頭來看，政府違背科學的政策和行為，很可能會通過事件的形式爆發出來，最後損害了政府的公信力。比如2018年鬧得沸沸揚揚的「鴻茅藥酒事件」，鴻茅藥酒拿著中藥的批號，打著擦邊球的廣告，做著保健品的生意，引起滔天的輿論，但監管部門還拿它沒辦法，因為它的批號是真的，產品是合法的。在這種事件中，政府的失信不僅是事件爆發的那一刻，更在於事件後有關部門並沒有糾錯手段。

政府任何時候的不科學做法都會付出代價，無非顯現得早晚的事，其原因並不是說科學就永遠正確，而在於科學是保證政府不同部門、不同層級行為一致性的基礎，也是協調各方利益、維護公平性的有力工具。

政府沒有建立公信力，直接的影響是讓支持轉基因的觀點在邏輯上也不那麼堅實。簡單來說，就是我們拿去說服別人的那些話，往往都能找到反例。比如有人質疑轉基因的安全性，我們說「政府怎麼可能會批准不安全/無效的產品去害民眾呢?」那麼有人就問「龍膽瀉肝丸事件是怎麼說?保健品怎麼說?」(註：該葯曾導致數以萬計的人得腎病)，我們將很難回答。

事實上，正反兩方的說法都沒有錯，我們在談論大多數問題時，都要區分一般情況和特殊情況。但如果政府公信力受損，公眾區分這兩者的成本將會急遽增加，甚至於根本無法區分，以至於大部分只能依賴原有的觀念偏信一種。

在現實中，我們常聽到有人說「我不信任轉基因的科學家(公司)」或「轉基因技術是好的，但我不信任中國的轉基因食品」，看似很簡單的一句話，但其背後所暗含的東西要複雜得多。由於我們對他個人所擁有的能力和背景未知，過去哪些事件影響了他也不清楚，所以很難用一個「偏見」來描述他。

因此，整體上了解科學思維和社會信任在轉基因議題上的影響，明晰我們的處境，有利於我們以一種平和的心態開展轉基因交流。因此對於長期浸泡在轉基因行業里的人來說，很容易產生一些關於轉基因在社會信息流中所處位置的錯覺——你天天接觸轉基因信息，朋友圈也是如此構成，但別人並不是，這種錯覺會導致我們不能找到正確的人、使用正確的技巧進行科學傳播，同時對科學傳播的效果產生錯誤預期——科普當然是必要的，但它是著眼於長遠的工作。

顯然，我們也想清楚哪些是可改變的，哪些是難以改變的，因為資源有限，也要評估「成本收益」的問題。對於整個社會來說，公眾的科學思維能力在短期很難有大幅度提升，而改善信任度的關鍵在於政府。不過，對於某些群體和個體來說，還有很大機會改善其對轉基因技術的信任度，比如那些容易產生信任的人，以及那些擁有較好的能力和資源評估焦點事件的人。

對於政府來說，則需要看到，轉基因議題只是民眾科學思維能力和信任狀態的折射——行話叫「背黑鍋」，而不是轉基因技術給政府添麻煩。

那麼，對於決策者來說，有兩點值得考慮，第一：你既可以把轉基因看作一個問題，也可以不把它看作問題——因為它只是其它問題的派生，比較好的做法其實是回歸轉基因的技術本質，當技術被合理應用並造福社會時，所有圍繞它的問題自然破解;第二是「快刀斬亂麻」，雖然等待本身說不上錯，但隨著時間的推遲，類似於「偷種」這種事件，會不斷腐蝕政府的公信力，讓轉基因議題越來越偏離原有的軌道。

最後，本人製作了一張「反轉流派一覽圖」（點擊可放大），純供大家娛樂。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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