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之大事以仁義為本，不專恃火器」——明末大臣劉宗周如是說
1626年正月，席捲遼東的後金大汗努爾哈赤再度起兵，兵鋒直指扼住遼西走廊咽喉的明寧遠衛城。此戰中，袁崇煥督師明軍，以火器對抗滿洲精兵，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史稱寧遠大捷。
據明清鼎革時期著名的史學家計六奇《明季北略》記載，「城內架西洋大炮十一門，從城上擊，周而不停。每炮所中，糜爛可數里」。這處記載為我們認識明末的火器發展水平提供了非常關鍵的信息。此戰中，守軍以「閩卒發西洋巨炮，一發而決血渠數里，傷數百人」，令滿洲兵馬膽寒。宋應星記載的西洋火器威力更加誇張，「西洋炮」可以「半里之內，人馬受驚死」，「紅夷炮」則「飛激二里，膺其鋒者為齏粉」。雖其威力不至恐怖至此，但其對國人的震撼則可想而知矣。這批「閩卒」所發之「西洋巨炮」究竟來自哪裡呢？
傳統的觀點認為，這些火炮來自被稱為「紅毛番」的荷蘭人，故稱「紅夷大炮」，在與荷蘭軍隊的作戰中，明軍繳獲了這些火炮。該說法原自《明史》的《兵制》。近幾年，台灣「中研院」院士黃一農教授以翔實的史料證明了在寧遠城大放異彩的這十一門西洋大炮是自沿海西方沉船上打撈上來，經千里運輸至京師後調撥寧遠的。明朝自萬曆末年即開始仿製西洋大炮，但仿製品的質量遠遜於進口貨，在首次施放便有不少炸了膛。無奈從澳門進口大炮，而澳門的鑄炮產能亦十分有限。故只能打起在沿海沉沒的西方商船所載火炮的主意。這些商船的自衛火炮並非西方最高水平，然而進入中國後立刻成為有價無市的神器。
圖：黃一農教授
可見，早在明末，中國的火器技術已經落後於西方不止一點，並非一些文藝作品宣稱的那樣，「從北宋至明末，中國一直引領者世界火器發展的潮流」。如果真是如此，明朝何必要仿製歐洲的佛朗機炮，又何必千方百計進口西洋大炮呢。中世紀晚期以來，歐洲騎士被步兵方陣吊打，恩格斯稱之為「步兵的復興」，火器功不可沒。滿洲騎兵的裝備還不如歐洲騎士，如果明軍火器真的比西方還先進，明清戰爭斷不至於是這個局面。
圖：步兵的復興
明朝火器怎麼扛不住滿洲騎兵？很簡單，因為明朝的火器不行。射程二十米的武器，面對騎兵衝鋒只有一秒鐘的反應時間，這怎麼擋得住？讓我們看看明軍的本土武器和戰術吧：
發生在明朝永樂年間的中歐胡斯戰爭，已經用戰車克制騎兵
在明末引進西洋大炮之前，明軍此前使用的國產火炮，有佛郎機銃、將軍炮、滅虜炮、虎蹲炮等幾種。其中佛郎機炮也源自西方，經國內自行試製成功，是一種早期後膛裝填的小型速射火炮。單兵火器主要以鳥銃、三眼銃為主。天啟年間，大學士孫承宗督師薊遼，經略遼東戰事期間，曾仿效戚繼光鎮守薊門的經驗，設立「車營」，以車為營壘，將遭遇戰變為防禦戰，可以有效防制騎兵往來突馳造成的部隊士氣崩潰。該編製每營六千一百一十五人，配置大炮十六門、滅虜炮十八門、佛郎機兩百五十六架、鳥銃三百五十六門，三眼銃兩千七百二十八桿，其餘是冷兵器。該編製源於茅元儀的記載，茅元儀是當時有名的知兵之士，督師時隨護孫承宗左右，故其記載可信度相當高。以手推車、馬車承載火器，圍成營壘對抗騎兵是中西方通行的有效戰術，15世紀初的胡斯戰爭期間，捷克名將傑士卡將這一戰術運用到極致，美國西進運動時期拓荒者還用這種戰術對抗印第安騎手。
從編製上看，明軍車營最主要的單兵火器是三眼銃。
三眼銃經過一些文藝作品的宣傳，往往被一些觀眾們視為「神器」。特別是某紀錄片製造了一桿復原的三眼銃，經過測試，得出了「威力不容小覷」的結論。然而，在該紀錄片的復原過程中採用了現代的無縫鋼管和工業化生產的黑火藥，導致復原三眼銃槍管可以承受的膛壓遠大於歷史上的鑄鐵產品，彈丸初速也更大，簡言之，復原品的威力和射程要遠大於歷史上的三眼銃。饒是如此，復原三眼銃也僅能在二十米內取得良好的殺傷效果，若使純粹使用明代工藝，則勢必要在此射程上打折扣，更不用說鑄造砂眼可能造成炸膛等事故了。
即使是二十米的射程，騎兵僅需一秒多便能衝刺到射手面前，在這一秒多鍾內，射手需要左手持銃，右手持捻，對準火門，瞄準發射，其作戰效能可想而知。
況且三眼銃槍管短小，沒有抵肩的槍托，其彈丸散布相當大，精度很低。可見，三眼銃是一種一鎚子買賣的武器，必須依靠大量射手近距離齊射，其三根槍管並聯的用意也在於此，完全不考慮再裝填問題。至於有人認為三眼銃可以掄起來當鎚子用，簡直太機智了，可那實在是射手的無奈自保之舉，和某些手機可以砸核桃一樣，屬於不務正業的奇怪優點。總體看，三眼銃較之軍事博物館收藏的元末至正神飛銅銃並無太多技術進步。
（那把斧頭明明卡在槍管中間，你說這玩意怎麼轉？如果這玩意不會轉，那不就是增加了兩個眼的三眼銃么。玩意
明人趙士楨《神器譜》記載的「迅雷銃」或茅元儀《武備志》記載的「五雷神機」或「迅雷銃」，因裝有五根槍管，其看上去很厲害的樣子而受到文藝作品追捧。這兩種被文藝作品吹捧為「最早的左輪手槍」的武器，實際上就是裝了火繩槍機的三眼銃威力加強版，進步有限，從未見過哪國左輪手槍裝五根槍管的。
明代官僚的保守無知，自以為是，較之清朝毫不遜色。崇禎朝的工部侍郎沈演，為避免試炮炸裂（前任工部尚書侍郎都因此罷官），不再鑄炮，而給京營的御林軍裝備了「火轉城、火獅車、虎飛沙迷目箭、木人火馬天雷炮、鐵汁神車」等迷之「神器」，除了名字酷炫之外，沒見到什麼實戰價值。崇禎末年，有人上書請傳教士湯若望指導鑄造西洋大炮，左都御史劉宗周冠冕堂皇地宣稱「國之大事以仁義為本，以節製為師，不專恃一火器」，「若堂堂中國，止用若望（按：湯若望）鑄炮小器，恃以禦敵，豈不貽笑邊方？」與清代守舊官僚的「禮義干櫓，忠信甲胄」那套說辭如出一轍。
圖：劉宗周
1625年開始，魏忠賢閹黨興風作浪，掀起多次大獄，打擊東林黨人。隨著孫承宗遭到魏忠賢閹黨排擠去職，其經略遼東的幕僚，如鹿善繼、孫元化、茅元儀等了解火器的人士陸續被罷官。此時西洋大炮的引進、訓練都仰仗西方傳教士，故徐光啟、李之藻等皈依天主教的士大夫在其中發揮了巨大作用，而這批信天主教的士大夫又在科舉考試中結成了很綿密的人脈關係，故往往與東林黨人親近，此時也一併遭到貶斥。臨危受命的孫承宗於遼東數年的苦心經營，天主教士大夫們為引進火炮動用全部人際關係的竭誠努力，至此全部化為泡影。在袁崇煥堅守寧遠城時，引進西洋大炮的工作已經趨於癱瘓。即使在創造了寧遠大捷之後，袁崇煥仍然遭到罷官。1631年，孔有德等人的叛變又給大明的火器部隊以一記重創。
圖：明末茅元儀《武備志》記載了很多火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