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大運河，就沒有「北京城」？可能還不僅於此……

大運河由京杭大運河、隋唐大運河和浙東運河三條河段組成，在長達2700公里的河段中，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點段長約1100公里，涵蓋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浙江、河南及安徽8個省市的27個城市。另外，陝西的關中平原，隋初就開鑿了與渭河平行的廣通渠，東出黃河與隋唐大運河溝通，都城長安實際上是隋唐大運河的終點，理應是大運河的重要組成部分，加上這一段，大運河長度延展到3200公里。

大運河文化依託大運河這條交通大通道，通過水運（不僅僅是漕運）、陸路（許多陸路交通線沿運河大堤而建）等交通方式，從其發生地繁衍、傳播，由此帶動沿線區域文化的發展，輻射、影響到全國乃至世界。大運河溝通了海河、黃河、淮河、長江和錢塘江五大水系，並通過這些水系與珠江水系溝通，早在隋唐時期，就已經形成了長江、江南運河、海外來的船舶從儀征、瓜洲進入運河，最終匯聚到長安的龐大水運網路，唐玄宗時曾在長安廣運潭舉行盛大的船舶貨運博覽會。

歷史上大運河是統一溝通之河，是文化寶庫、生活的家園、沿岸眾多城市的生母乳娘。隨著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的展開，其輝煌燦爛文化和豐富精神價值不斷得到弘揚，將成為展示中華文明的金名片。

演繹「多元一體」氣質

大運河文化的傳播是雙向甚至多向度的，文化傳進來，播發出去，有在運河沿線流動，有從海外傳或入流出。跨越沿線多個不同文化區域，將各區域文化串聯起來，呈現豐富多彩而又相互聯繫的「多元面貌」，將費孝通先生論述的中華文化「多元一體」「和而不同」表現得淋漓盡致。

隨著大運河的開通，南北方文化的流動頻繁，不斷強化南北聯繫，極大改變了古代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地理結構，使中國內部的東西之爭，隋唐以後逐步轉為南北對峙，元明清後走向南北統一，以南方的強大的經濟文化實力，支撐著北方的政治軍事中心，對幅員遼闊、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和鞏固起了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明初永樂帝詔令修建北京城，通過大運河將南方建材物資工匠輸送到北京，就有了「漂來的北京城」之說。北京本地雖然物產並不豐盈，可由於有了相對廉價的水運，保障了百萬京城軍民生活。沒有漕運和其他貨運，很難想像北京能夠長期成為都城。而只有定都北京，才能背燕山依太行，守長城扼塞外，才有與草原民族的大融合，形成空前遼闊疆域的統一國家。明清時期，漕糧之外的許多基本生產、生活資料、文化用品的運輸，賑災漕糧的調配，中原麥棉豆餅的南運，帝王及軍政官員的公務、士子文人的旅行，這些絕非海運可以解決，同時，廣大的京畿地區，也要通過水道陸路將物資運送到北京城，以運河為主軸的運輸通道起了重要作用。

差異鮮明又和而不同

大運河在北方很多地方的運河已經斷流，江蘇段如今是運輸繁忙的水上通道，而江南古運河則多顯小橋流水風光，不同地域呈現出不同風貌，也會帶給人們不一樣的文化感受。大運河的保護傳承利用不是貼標籤的同質化，文化帶建設一定要與地方文化的整體風貌結合。在大運河文化帶建設中，既要有對整體文化的把控，又要有展現各個點段不同階段文化經典，呈現出「和而不同」的群體文化風貌。

大運河經過的地區，既是大運河文化的發生的基礎，也是文化衍生的沃土。京津、燕趙、齊魯、中原、淮揚和吳越等，還僅僅是大運河溝通文化的主體部分。明人王士性就論述了浙西太湖與浙東沿海、浙中南山區文化的鮮明差異。江蘇省面積不大，平原比重最高，文化卻因淮河、長江、太湖等分割，呈楚漢、淮揚、金陵、吳越多元格局。直到民國，江蘇省內仍然有人提出分省要求，在蘇北建淮海省，理由是文化不同，江南人說話聽不懂，加之南北訴求迥異，開會時說不到一塊兒。在沿運省市之外，徽州文化、皖江文化、湖湘文化、楚文化等都與大運河文化互動影響。我們講漕運文化，涉及空間不僅是大運河沿線的八省市，還應該包括東南其他有漕省份，「湖廣熟，天下足」，皖贛湖廣是明清漕糧的主要供應地，所謂「江漕」並非僅指京口瓜洲間的20里長江航線，而應指上千公里的長江幹線。比漕糧更多的上江糧食大量運往江南運河沿線城鎮，更擴散到福建廣東。

便捷的水路給商幫活動帶來了極大的便利，徽商和徽州文化對大運河沿線城鎮的興盛影響很大，所謂「無徽不成鎮」，徽派建築影響無處不在。徽州商人沿著新安江、蘭溪江、富春江、錢塘江水系和古徽杭古道等，來到浙江，在杭州立足，沿大運河北上擴散，從江南運河發展到江北運河沿岸，包括上海，把茶葉、竹筍、紙張等販運到運河沿線。鹽商穈集揚州，塑造了揚州的鹽商文化、園林文化。淮安河下也是鹽商的活動地，淮北鹽場的鹽利造就了古鎮的繁華。茶商越江後在泰州經營，通泰揚古鹽運河發揮重要作用。徽州秀才科舉考試也多由江南運河在丹陽登陸，從句容前往南京夫子廟的江南貢院。而皖南蕪湖宣城的商人，則沿青弋江、水陽江向長江擴散，與南京關係更為密切。蘇州的洞庭商人，則從江南運河往長江流域分散。

奠定長三角文化基礎

「東南財賦地，江浙人文淵藪」，明清大運河的暢通給明清江蘇帶來了空前的繁榮。濟寧以北的山東段，早在1855年後就大運河因地勢高亢而淤塞斷航。美國傳教士丁韙良回憶，當時「從濟寧起，我便坐上了設施完備的住家船，優哉游哉地逐流而下，一路上我心情想著怎樣用詩意般的語言來描述這一前一後的天差地別。」「江蘇與海相鄰，有大運河和全帝國最長的揚子江從中川流而過，農業、漁業和商業都很發達，在十八行省中毫無爭議地享有『王后』的地位。」一方面，江蘇賦稅沉重、鹽稅貢獻最大，大量財富從江蘇的運河沿岸流向北京；另一方面，為保大運河而實行的挽黃保運、蓄清涮黃等措施，雖然加重了淮河流域的水患，但河道治理、漕運、鹽運等帶來的大量投入，真金白銀，江南的製造業也獲得大量皇家訂單，這都給運河城鎮注入了資金，帶來了極大的繁榮，受益最多的如蘇州、揚州、淮安等。在上海崛起之前，蘇州是全國的工商中心、水運中心和金融中心，輻射力非常強大，上海的物資要通過蘇州運往全國。明清到民國，江南運河成了湖絲的外貿通道，南潯誕生了腰纏萬貫的「四牛八象七十二金狗」湖商群體，他們走出國門，走向海外、歐洲，發財之後，回家鄉反哺文化，建造了嘉業堂這樣民國規模最大、最豐富的私人藏書樓。

1843年上海開埠之後形成了海派文化，其內生源頭之中江南文化是主流，除了本地因素之外，蘇州和寧波是兩個重要來源，這是千百年來根植於太湖流域的吳文化和寧紹平原的越文化融合發展的結晶。這兩個城市分別在太湖的中心和運河與海洋的交匯處，早就聯結著海上絲綢之路。江南文化及其大運河文化，應該成為今天長三角一體化的文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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