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者廖偉棠：寫作如何成為我的職業，我在今時今日如何看待它 | 書房

廖偉棠被香港媒體稱為「001 號詩人」。

1997 年，香港新移民政策出台，港人內地所生子女獲准赴港。在得到批准的申請者中，廖偉棠是 001 號，其弟弟、妹妹分別是 002 號和 003 號。

當時的廖偉棠已經 22 歲，在珠海一家電視台工作。從七八歲申請赴港算起，廖偉棠已經排隊了十餘年。在這期間，有著香港父親和內地母親的廖偉棠都生活在廣東，很難同父親相聚。因為間隔時間太久，收到批准通知時，廖偉棠已經忘記自己曾申請排隊。

對於廖偉棠來說，1997 年是一個轉折點。在珠海時的穩定生活被打破，移居香港後的現實因素紛沓而至。面對家裡的經濟壓力，本來打算在香港短住的廖偉棠辭去珠海的工作，留在了香港，而外界對他「香港作家」身份的解讀，也都從這個時間節點開始。

初到香港時，廖偉棠在當地一家書店做店長，但很快他便辭職，嘗試給香港的報紙投稿。1998 年起，他開始在《明報》和《新報》上發表書評和藝術評論，給香港幾家報紙的文藝版面輪流寫稿。再後來，他開始發表詩、小說和散文，做翻譯和攝影師。

廖偉棠把自己早期的多重身份視為「被逼無奈」：「如果你是一個自由職業者，你必須要做這麼多東西才能生存。」

17 歲起，為了經濟獨立，還在廣東的廖偉棠開始給雜誌投稿，參加文學比賽，來到香港後，他陸續獲得香港青年文學獎、香港中文文學獎、台灣時報文學獎和聯合報文學獎。依靠紙刊稿費，他沒有再回去上班，成為職業寫作者。他四處旅行，用文字和影像來記錄自己的遷徙。

如今紙媒的黃金時代已經不再。在紙媒劇烈萎縮的當下，廖偉棠的名字轉而頻繁出現在了新媒體平台。他為許多內地的新媒體撰稿，寫評論和專欄。他每天看一部電影，每周讀兩本書，之後寫下的許多評論，會由內地新媒體發表。

新媒體時代的廖偉棠也因社交媒體而被注意。在微博上，廖偉棠觀點尖銳，數次引起爭議。廖偉棠曾說，香港作家的身份好像是個原罪，一談論什麼，馬上就會有人說你是香港人。他因此很少再寫時評，寫了更多相對安全的書評、影評和樂評。

但即便如今，公共知識分子在普通人認知里「已經成為笑話一樣的存在」，他依然認為，成為公共知識分子是每個人的責任，也依然在微博上繼續發聲。「在港台相對而言發言的自由度大一些。」廖偉棠曾說，「既然享受自由，就更應該為自由付出多一些的東西，能做多少做多少，直到做不了為止。」

廖偉棠把自己定義為沒有故鄉的人。香港不是他的家，也沒有任何地方是他的家。移居香港前，他已經在出生地新興、少年時代的珠海和求學地廣州三城居住，2001 年，他又前往北京，在北京停留了五年。他頻繁地在中國和歐美旅行，並不斷遇到同類。「七十年代出生的人，註定是屬於遷徙的一代。」他在遊記集《衣錦夜行》中寫道，「在我們的成長過程中，中國對城鄉流動的限制放寬、大學逐漸擴招，年輕人借著升學、工作的名義在一個個城市之間流動，而對於其中我等『波希米亞人』來說，根本不需要借口。」

廖偉棠把自己稱為「文化流浪漢」。他曾寫道，在香港，一個異鄉權充了故鄉，最後仍是異鄉。他不願意被稱為香港作家，更希望自己被視作用漢語寫作的人。但不可否認的是，香港文學、香港草根文化和對香港社會運動的參與，多少讓他對香港的認同不斷增多。

2018 年，廖偉棠離開香港，赴台灣一所高校任駐校作家，開始在台灣旅居。

7 月 31 日，離開香港前夕，廖偉棠寫下《賦別之一：失明症漫遊》，蘭桂坊、天后、九龍塘、荃灣這些香港地名，都在詩中重現。從 1997 年成為 001 號來港者算起，已經過去近二十一年。

七年前，廖偉棠有了兒子，兩年前，廖偉棠有了女兒。他時常談論孩子，平日的時間，也往往會被孩子佔據。他早早起床，準備早飯，送孩子上學。傍晚，他接回孩子，等到孩子入睡後，工作到深夜。

二十幾歲時，廖偉棠背著電吉他赴港，在巴黎過著「窮一點的海明威過的生活」。如今他幾乎不再離開家。留給攝影的時間銳減，寫評論的比重因此上升。他也開始在家錄製線上課程，講中國和海外的詩歌。

以下是《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對廖偉棠的採訪內容。

Q：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寫作的？有什麼具體的事情影響了寫作？

大概十四五歲時，就開始有意識地進行文學創作。當時讀了魯迅的《野草》，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還有一本日本散文詩選，叫《黃金幻想》。原來，頭腦好像一直被蒙蔽了。這三本書讓我開始反思中國人的周遭環境，以及長期以來洗腦一樣的灌輸。

具體影響我創作的，一個是 1989 年，一個是 1997 年。1997 年，我移居到香港。原來在珠海時，過著一種相對象牙塔的生活，只是單純的閱讀和寫作。但在香港，你無可避免地會接觸這樣一個非常現實的城市。這對寫作有很大改變。都市文化和底層生活都進入視野，詩里就多了很多現實主義的因素。

Q：1997年剛到香港時，是怎樣的生活狀態？

剛到香港時，本來有機會到香港的電視台，延續我原來在珠海時的工作。但有次逛書店時，突然覺得沒必要再去電視台工作。我本身並沒有那麼喜歡這個傳播媒介。

當時正好看到書店在招人，就去應聘了。書店老闆娘也是一個文藝愛好者，一個京劇票友。她問我喜不喜歡看書，我說我不但喜歡看書，而且已經寫了一本書。她看了我的書，立刻就錄用我做店長了。

我還記得她問我，你對這個工作有什麼要求。我說我就想知道工作人員買書能打多少折。她給了我一個很好的折扣，我覺得挺好。去書店工作，有一半的原因就是為了看書和便宜買書。

Q：後來如何成為了職業創作者？

我在書店就工作了一兩年，一年多後就辭職了。當時我覺得，我可以試著以一個撰稿人的方式來生活。本來工資也不高，靠稿費也能夠賺到同樣的錢，那何必再每天去上班。

1998 年，我開始嘗試給香港幾家大報紙投稿，主要是《明報》和《新報》。主要是寫書評，還有藝術評論。這兩家報紙，不可能每個星期都發你的東西，所以我就輪流寫。還有一些其他報紙。當時，香港的文藝版面還是相當多的。

到了 1999 年，我寫了很多小說。小說稿費比較多，當時發表的地方也比較多。那時我每個月靠稿費就能賺來大概一萬港幣左右。對於一個單身的、20 出頭的人來說，我覺得是夠了。我也沒有更多別的消費。大概從那時候起，就開始了專業寫作。

Q：你寫詩、寫散文、寫評論，也拍照、畫畫、做翻譯。對你來說，這樣不同的身份有何不同，又如何相互影響？

其實一開始，這些不同的身份是被逼無奈。如果你是一個自由職業者，你必須要做這麼多東西才能生存。後來覺得也挺好的。這像是把自己的腦子分成很多塊，板塊之間會互相碰撞。

而且這樣的話，寫詩時就也沒有後顧之憂。寫詩基本是沒有稿費可言的。寫評論給我賺取了生活的費用，另一方面，我覺得寫評論對詩人非常重要。你可以用理性的思維去思考，去整理自己的閱讀和生活體驗。

Q：你曾說過蘇珊·桑塔格「是一個標杆一樣的人」。你認為當下公共知識分子的責任是什麼？

現在，公共知識分子已經有些被污名化了，成為了笑話一樣的存在。現在我們都不敢自稱公共知識分子了，或者說，我們不敢認為公共知識分子是這個社會的必需。但我認為，每一個寫作者，甚至說，我們每一個人，最好都能成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這是你的公民責任。

在當下，我們這樣的人最大的責任就是繼續發聲，不要沉默。如果連發聲都做不到，那你起碼要堅持一種，「不說」。不說謊，不說諂媚的話，不粉飾太平。能夠做到這點，其實已經非常不容易了。

Q：在很多媒體上，都可以看到你的文章。如今媒體劇烈萎縮，你在哪裡找到自己的位置，又如何辨別自己的讀者群體？

讀者群體這點，我真的都沒有怎麼多想。我一直寫我自己想寫的評論，寫我自己有感而發的東西。這家媒體覺得不適合，我就發給另一家媒體。每天我幾乎都會寫一兩千字。每看一本書、每看一部電影，我也都會或多或少寫一些評論，拿去發表。基本都還能有發表的空間，所以我也從來不去憂慮這個。

關鍵在於，你得把你的文字寫好。說得通俗一點，你交出來的活是好的，自然就會有所謂的市場。

Q：數十年來，你的寫作有什麼變化？對於現在的你來說，寫作意味著什麼？

我已經寫了將近三十年的詩了。如果讓我選擇，在我所有從事的東西中，我可以拋棄一切，但絕對不會拋棄寫詩。這就像我的一個天職，我也有責任把詩寫好。詩歌給予我的東西太多了，我必須要回饋。我讀了很多好詩，也必須要寫出很多好詩。

而寫作的變化，就是從一開始受里爾克這類詩人的影響，進行冥想性的寫作，轉變為更多的現實主義寫作。十多年前，我就寫過很多批判現實的詩。

現在慢慢沉下來思考，就會覺得，寫詩和作為人類個體的我，是互相作用的。寫作時，不一定是我在塑造詩，而是詩在塑造我。我通過寫詩來探尋靈魂，看看它能夠通向哪裡。這時你就會覺得，詩歌的成品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寫作本身。它像是把自己扔到閃電之中，或者是迴旋著的巨浪里。它讓你去碰撞，也考驗著你自己，看你能不能從中穿越。對我來說，這是寫作的最大意義。

Q：跟以往相比，現在的寫作者是否面對著更多的困難或者干擾？

我覺得最大的干擾就是手機。我手機的桌面上寫著，別看我，看書。這是我手寫的幾個字。

但這真的很難做到。你的心思會不斷轉向那裡，人與人也被網路硬性綁在一起了。你必須去關心別人。對於小說家來說，這可能是件好事，但對於詩人來說，它其實消耗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如果這些都能砍掉一半，我們能看很多書，寫很多東西。

Q：你寫了很多和旅行有關的詩歌與文章，也曾說過，自己起碼用了 20 年的時間到處行走。有哪些給你留下深刻印象的旅行經歷？旅行如何影響創作？

旅行的經歷，大多數都寫到了遊記《衣錦夜行》里。其實現在回想起來，印象最深刻的有幾次旅行。一個是第一次去巴黎，在巴黎度過了一個冬天。後來我專門出了一本書，叫《巴黎無題劇照》。一個是在義大利居住的半年。另外，我曾三次去西藏，尤其去了藏南一帶。去西藏是為了探尋倉央嘉措詩歌里意象的來源，這對重新翻譯倉央嘉措有很大幫助。這些經歷後來結集成了一本書，叫《尋找倉央嘉措》。

我通常都是帶著書去旅行。我不是冒險家，也不追求雄壯的美景。我希望在旅行中接觸到另一種文明。旅行其實也是對另一種文明的探索，它在現實的腳步上進行，又同時在文本上、在紙上進行。我在哪裡都可以寫作，但最喜歡的就是在交通工具上寫作，尤其是火車和飛機。好像一飛離這個大地，就會有靈感。當然，平時沒有這麼多的機會，我隨時隨地打開電腦都能夠寫東西。

Q：可以聊聊在巴黎居住的那段時間嗎？

我是 2004 年冬天去的巴黎，2005 年春天就離開了。一開始，我租了一個留學生的閣樓。他回國了，就把他的小閣樓租給了我。後來，我又住在一個好朋友的公寓里。三個留學法國的女生，一起合租在這間公寓，我就跟她們住在一起。只能用一個詞來形容，就是波西米亞。那段日子就蠻像 100 年前海明威在巴黎的生活，窮一點的海明威過的生活。

在巴黎時，每天一大早就出去閑逛，中午吃一根法棍，喝一瓶牛奶，然後就去逛畫廊、博物館，尤其會去逛墓園。法國墓園的文學氣息很濃。你可以找一個你很喜歡的人的墓地。他可能是個作家，可能是個藝術家。你可以坐在他的身邊，跟他進行一種旁人不能知的交流。你們的交流可能會以詩的形式留存，也可能不需要以文字的形式留存。這就像是跨時空的神交。

Q：在所有居住、旅行過的城市裡，有哪些印象深刻的書店？在香港有常去的書店嗎？

我現在已經不住在香港了，未來的兩年，我想我都會生活在台灣。目前我在台灣的一所藝術類大學當駐校作家，教導寫作方面的課程。在香港和台灣時，我最常去的地方其實就是書店。香港我最常去的是庫布里克書店，台灣是唐山書店和舊香居書店。舊香居是一個舊書店。

每去一個地方，首先就是去書店。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去希臘的聖托里尼島時，看到兩個英國人在島上開的一家小小書店。裡面的詩非常多，過半都是詩和文學作品，兩個店主對詩也如數家珍。那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好像，你去了一個天涯海角的地方，卻發現那裡有一個你的故鄉。

Q：你曾提到，有了孩子之後，就開始過一種更穩定的生活。

七年前有了兒子，兩年前有了女兒。有了孩子後，生活被迫變得很穩定，你必須順應孩子的時間來生活，也不能離開家太久。有時我出去走一走，或者去參加一些朋友們的活動，離開的時間一般都不會超過四五天，真的就是兩三天就回來了。

兩個孩子不捨得我，我也不捨得他們。在他們還小的時候，共處的時光只屬於我和他們。我覺得人生那麼短暫，能夠一家人在一起的時候，就要非常珍惜。

Q：現在會如何安排一天？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七點鐘就起床，給小孩準備早餐，八點送他們上學。回來後喝個咖啡，然後就開始讀書寫作。下午四點鐘，接小的回家，六點鐘去接大的。從那個時候開始，就沒有屬於自己的時間了，完全是圍著他們轉，跟他們玩、跟他們看書、跟他們一起做功課，伺候他們各種事情。直到十點他們都睡了，我才能又開始自己的工作。十點以後，我會看書或者看個電影，開始寫東西，做一些錄音課程。我會一直工作到凌晨一點左右，每天的睡眠時間也就五到六個小時。

現在還算年輕，四十齣頭，可以堅持得了。無論是從肉體上還是精神上來說，這樣的運轉其實都蠻高負荷，但我有時也就是苦中作樂，覺得這是對自己的鍛煉。

Q：在你的詩歌里，經常出現一些樂隊和音樂人的名字，比如Tom Waits、Joy Division 和地下絲絨。音樂對你的創作有什麼影響？

影響非常大。剛開始寫作時，我自己也彈吉他、組樂隊，那時音樂主要是影響寫作節奏。我早期的詩里，都有鮮明的音樂節奏，和搖滾的叛逆。但後來，聽的音樂從搖滾轉向爵士和民謠，那時就會從音樂里感受到自由。爵士的自由和即興，民謠的坦蕩和從容，對中期的寫作影響很大。

從爵士樂里還學到了更複雜的寫作結構。相對於搖滾，爵士樂能夠提供一種更好的寫作結構，它可以像 B-Box 一樣，圍繞幾個分部、幾段旋律展開，不斷進行變奏，不同的樂器，也像是作品裡不同的聲音。這是爵士樂比搖滾和民謠都更繁複的地方，也是對寫作技巧的啟示。

Q：最近常聽的音樂有哪些？

寫作時喜歡聽爵士樂。就像剛才說的，爵士樂能讓思緒保持在流動的狀態。過去一年裡反覆聽的是森田童子的音樂，她是日本的民謠歌手。去年春天她去世時，我寫了詩和文章紀念她。她的音樂很凄厲，帶著 70 年代日本學生運動的烙印。森田童子的聲音非常孤寂，出離於世間。所以聽她的歌時，常有對一個理想主義的年代的悼念感，同時又有對虛無的認證。

Q：除了音樂人，你的詩歌里也有許多作家的名字，比如莫迪亞諾、塞林格和里爾克。有哪些對你比較重要的作家和作品？

閱讀對寫作的影響極大，我的閱讀量也很龐雜。你舉到的那幾位，都是我自己非常喜歡的作家。莫迪亞諾是我最喜歡的歐洲小說家。對我來說，他的小說已經不只是文學上的意義。從純文學的角度來說，我覺得他還沒有到大師級的水平，但他的小說還是讓我非常迷戀。我總覺得，自己記憶中的某些東西在被他挖掘。賽林格也有這種意味。不只覺得他是文學大師，同時也覺得他是一個朋友。

詩人的話，埃茲拉·龐德，里爾克。現在還活著的詩人中，美國的加里·斯奈德。這些都是對我很重要的詩人和作家。

Q：那最近在看哪些書？

最近剛剛讀完了法國圖像小說家弗雷德·帕雅克的三卷巨著，《本雅明和他的時代》。非常棒。他自己畫的畫，配上自己寫的文字。文字是介乎於散文、傳記和評論之間的一種文體，很典型的法國現代文體。最難得的是那種疼痛感。那是一個現代人面對過去 100 年歐洲的變遷、世界文明的變遷和自己成長經歷的疼痛，寫得極其好。

Q：你曾寫過，你都不知道你遭遇的什麼東西會成為你的營養，但是你可以做的是打開自己，永遠保持開放性。你寫漫畫，寫《星球大戰》，也翻譯過漫畫。對流行文化的關注，讓不少年輕讀者在你的文章中找到共鳴。流行文化如何影響你的創作？

我從小就非常喜歡漫畫，還自己畫過好幾個漫畫作品。甚至，為了讀原版漫畫，我還自學過日語。後來我看的漫畫越來越雜。除了日本漫畫，還會看很多實驗性的歐美漫畫，包括我現在翻譯的《這裡》。這一本也是很前衛的漫畫。

我是比較關注漫畫、搖滾樂這樣的流行文化。在流行文化作品裡，我都是在尋找它們不流行的因素。它們給我提供了一個平行宇宙。

Q：今年還有什麼計劃？

今年打算完成一首跟台灣有關的長詩，還要趁我現在在台灣，再走一走台灣，去一些沒有去過的偏僻地方。另外還有一個翻譯的計劃，打算在今年內把科恩的遺作詩集譯出來。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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