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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凌:遺體捐獻紀念牆上的一家人

撰文/袁凌,作家


在那塊捐獻紀念牆上,我找到了顧叔叔的名字。在2016年度的最底一排,和別的名字一樣是燙金的,但並不顯眼。

這是重慶的南山,墓地在山頂下面一點,高大的黃色樓閣,看上去像是宮殿,樹林下是密麻麻成排的墓碑。遺體和器官捐獻者紀念牆在火化廳後面的一塊小廣場上,四五塊圍成一個半圓形,每人一個名字,不需像骨灰那樣佔地方,又能留下一個標示,這正是李阿姨和叔叔簽字捐遺體的動機。「反正買個地方睡起也貴咯。」

捐器官的人名字在正面,位置比較寬敞。顧叔叔因為是患癌症身亡,器官沒有用,只能捐遺體做研究,所以名字在背面,位置要擠得多,就快寫不下了。李阿姨說,這兩年捐遺體的人多起來了,以後會在南泉另外立牆,你顧叔叔算是運氣好,留在了這裡,每次去看他不用跑路。等到我去世,名字就要去南泉那邊了。到時候顧穎要是去看的話,要兩頭跑了。

我問能不能夫妻寫在一塊,李阿姨說那不得行,不能搞特殊。

李阿姨和顧穎來看叔叔的時候,就是帶一束花,不用燒紙錢上香,畢竟只是一個名字。大約獻的花很快就會有人收走,我在紀念牆下面沒有看到花束。

顧叔叔過世一年多了。我是從顧穎的朋友圈,發現叔叔已經去世的。後來聯繫李阿姨,她正在處理喪事,只是簡單說了兩句,人聲音有些變。當時也沒想到她是這麼安排的。過了一段時間,李阿姨發信息給我,講了叔叔走的詳細情形。

叔叔去世在CT台上。那天清晨,阿姨像八年多以來一樣陪叔叔打的去醫院做透析。上車時叔叔的步子是亂的,阿姨想到那幾天叔叔在家喜歡拉上窗帘,呆在黑暗裡,心裡有些不安。叔叔一起做透析的病友幾乎已經全部去世了,去世之前大都喜歡這樣呆在黑暗裡。天色還沒大亮,叔叔坐在計程車上,望著外面街道的燈火,目光有些說不出的淡漠,空洞,像是眼神里什麼也沒有,或者是在很遠的地方眺望。手也是冷的。李阿姨當時覺得,叔叔的手雖然就握在自己手裡,人卻離得遠了。結婚50多年來,從沒有過這種感覺。

到了醫院,阿姨看叔叔實在邁不動腿了,讓他坐在急診室外的一張條凳上,自己去找輪椅。到了CT室,手指已經烏了。阿姨扶他走上兩步台階,在CT床上躺下,手放在頭上,護士按部就班做檢查,阿姨先出了房間。做完阿姨進去,護士正在往本子上記錄結果,叔叔躺在檯子上不動。

阿姨湊近一看,叔叔的眼仁向上翻了兩翻,人沒了意識,發了一下呆,回過神告訴護士,護士大吃一驚,立刻搶救,可是已經來不及。叔叔的眼仁向上翻了兩圈,舌頭伸出來,又縮進去,口吐白沫,然後眼和嘴都閉上,過去了。

醫生也來了,讓阿姨看叔叔的CT片,說肺上布滿了棉絮一樣的東西,已經看不到肺了,造成叔叔呼吸衰竭。讓阿姨看的意思是醫院沒有責任,阿姨也沒有去追究,叔叔透析以來,活過的年頭已經遠遠超出預期了。叔叔沒有死在腎衰竭上,也沒死在鼻子上,最終是死在肺上,這也是沒想到的事。


我十五年前認識阿姨一家人的時候,叔叔的腎還沒問題,但鼻子已經查出基底細胞癌,動過一次刀,使他的鼻樑看起來有點扭曲。在一張周正的大臉上,顯得有些奇怪。

叔叔當過鐵路局的機務段長,當時退居二線當職業學校的書記。他並沒有到退休年齡,退居二線是出於人事原因,擠兌他的還是從前最好的朋友,換成了那個人升副局長,這使得他的心境變得有點壞,鼻子也跟著壞起來。李阿姨卻不覺得叔叔非要當段長或者再往上爬不可。她是鐵路局學校的教師,當時已經病退,喜歡文藝方面的東西,叔叔對此一竅不通。

阿姨家那時在沙坪壩北站附近有一套大房子,其實衛生間比較小,主要是客廳很大,傢具都按阿姨的口味,布置成仿古的樣式,坐下來很舒服。窗戶下面放著顧穎的鋼琴。

家裡還有一個奶奶,身體很好,特別會燒菜,有時吃過了婆婆燒的菜,在長條椅上坐下來,聽顧穎彈琴。阿姨說,懷顧穎的時候老是生病,吃了些抗生素,顧穎的智力大約受了影響,沒考起好大學,從小叫她學個鋼琴,在幼兒園當音樂老師,算是有自己的一碗飯吃。顧穎的鋼琴是八級,《獻給愛麗絲》或者《聖母頌》這些彈起來都沒問題。

有時顧穎彈的是蘇聯的民歌,這也是阿姨最喜歡的,《山楂樹》《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彈《山楂樹》的時候,阿姨讓我和顧穎二重唱,我唱到「吹亂了青年鍛工,和木工的頭髮」這一句,「的頭髮」的重音位置總是唱不對,顧穎彈到這個音節時,就回頭看看我,笑一下,領著我唱過去,慢慢也就會了。這間大客廳的迴響效果似乎很好,我們的歌聲在琴聲烘托下,也變得動聽了。

還有一首歌是《小路》,以前我沒有聽過。唱這首歌的時候,阿姨會出神。她和叔叔是高中同學,叔叔高兩個年級,畢業招工到了陝北,她想叔叔了,會哼這首歌。第二年文革了,可以免費串聯,阿姨就自己搭火車去延安找叔叔,走了很遠的路,車上很擠,路上很亂,最後在延安下面一個小站找到了,叔叔很吃驚。那時候陝北下著雪,她走去小站找叔叔的時候,雪地上留下了一溜腳印,和《小路》里的情形很像。

阿姨講這些的時候,叔叔不出聲,就像對這件事不置可否。他一直不怎麼說話,但並不嚴厲。有了空閑時間,他披著一條毛巾坐在電腦前炒股,偶爾出門打麻將,這是阿姨儘力限制的。她擔心的是,叔叔退居二線後身體越來越胖了,又不喜歡運動。運動是婆婆和阿姨每天要做的事。

誰也沒有料到,叔叔的問題最先出在鼻子上。開始是長了一個小疙瘩,有點不舒服,一直消不了,去醫院一查,竟然是癌,還好叫基底細胞癌,一般不轉移,是癌里最輕的一種。原來才知道癌症還有這麼多講究。開了刀之後,叔叔多鼻樑一側就有點下陷,好在不明顯,叔叔也知道了自己的病,開始有點受嚇,後來也好了,恢復了日常的習慣,只是醫生讓他少熬夜,麻將更要少打了。這樣一來,阿姨在和叔叔的麻將拉鋸戰中就佔了上風。


叔叔的鼻子有幾年沒有大礙,鬧騰了一下安分了,讓阿姨操心的是顧穎的婚事,完全始料未及。

阿姨覺得叔叔和自己在文革期間讀書,都沒有好好上過大學,文化低,顧穎也沒上過大學,家裡缺個文化人,最好是研究生。滿足了這個條件,其他似乎都可以敷衍。最後終究找了個重慶大學的研究生小鄧。

小鄧來自農村,家境貧困,阿姨覺得這不是問題。但是小鄧和顧穎一樣性格內向,兩人結婚後相處得不好。我在那座大房間里見到過兩次小鄧,總是沉默寡言,似乎比我更顯局促,只是埋頭玩筆記本電腦。這個電腦是顧穎的結婚禮物,顧穎自己不怎麼玩。兩人幾乎不說話。有一次小鄧對顧穎說,他感到在這間客廳里,自己低人一等。阿姨之所以願意他當女婿,一個是顧穎自己條件不太好,一個是看重他身上的研究生皮皮,「沒有這張皮皮,我就啥也不是」。阿姨聽到這話很生氣。

更成問題的是小鄧的身體,阿姨覺得這是她最大的失誤,沒想到小鄧有一種骨髓瘤方面的毛病,治不好,而且體弱導致性功能不正常。小鄧和顧穎一直沒有正常的夫妻生活,顧穎也反應很遲鈍,後來阿姨問顧穎,從吞吞吐吐的回答里知道了這個,大吃一驚,去給顧穎檢查身體,子宮都受損傷了,阿姨真的後悔了當初的決定,要求顧穎和小鄧離婚。

小鄧看起來人本分,這上面卻很不好打發,說阿姨一家人欺負他,起訴到了法院,結婚買的房子,房本上寫了他的名字,其實全是顧穎這頭出的錢,為了去掉小鄧的名字,賠了他二十萬塊錢,另加十五萬治病費用。顧穎恢復了單身,但有了嚴重的婦科病。

顧穎結婚之後,叔叔和阿姨都退休了,在距離市區二十多公里買了個帶閣樓的度假小區式房子,特意要了頂層帶天台的房子,可以種花草;小區有溫泉,飲水是從山上拉來的,還有一個人工湖。沙坪壩的老屋由婆婆居住,她眷戀老地方,可以就近跳廣場舞和上教堂,不肯搬走。後來婆婆去世了,大屋子就賣掉,以後北站那一片又拆遷了。

顧穎一個人在小龍坎住,後來在那邊又談了個對象。這一次阿姨沒管,只要顧穎自己願意。對方是個包工頭,離過婚,顧穎和他也就是搭搭夥,談不上樣啥子感情,後來也沒結婚,因為怕再引起經濟上的問題。在這期間,顧穎的婦科病進一步惡化,轉成了宮頸癌,連子宮一併切除了。做手術期間,那個包工頭也沒來過,就算是分手了。

在顧穎離婚期間,叔叔的鼻子再次發病,做了第二次手術。手術之後鼻樑全然塌下去,有些破相了。看上去倒是溫柔了一些,像個老太太。

在水天花園,阿姨在屋頂天台種了幾大架葡萄,秋天收了葡萄自家釀酒。早晨起來在湖畔散散步,向附近的農民買小菜,有時也去山上走走。只是叔叔又發現了腎萎縮,而且他不按醫生的吩咐,偏要打麻將,覺得自己反正是病,不如先樂樂。不讓打還要發脾氣。阿姨管不了他,「反正我自己要弄好,心情快樂些,這幾年的事太多了,我再垮了還得了」。她微笑地說。

叔叔的腎病越來越嚴重,患上了尿毒症,不得不透析。阿姨覺得是他的麻將打出來的。接受透析之後,叔叔真的怕了,不再去熬夜打麻將,也跟著阿姨早晨散散步。脾氣也不再那麼急躁,或許是跟著身體一起衰弱了。麻將沒有了之後,股市也熊得很,叔叔的愛好轉移到了電視,各種節目都看,每周固定去醫院透析,輸液,手臂上扎出了密麻麻的針孔,後來在手上埋著針頭。人體質太虛,睡覺的時候要出盜汗,有時明明是很薄的絲棉被子,叔叔也嫌重了。

透析了好幾年,還好叔叔是百分之九十報銷,不然加上顧穎幾場病的花費,全家要拖垮了。看起來叔叔這個病殼殼還經事,不料又換上了肺癌,也有可能是基底細胞癌動了幾次刀,誘發了轉移。這次沒敢告訴叔叔,可是他自己明白。顧穎的日記里記著,有一回在醫院聽醫生說,熱水泡久些可以殺癌細胞。那天回家,叔叔洗了兩個小時的熱水澡。「爸爸聰明。」顧穎說。


顧叔叔得了肺癌之後,由於全身到處是病,動這頭傷了那頭,只能用生物療法,治好的希望很小了。阿姨打算給顧穎辦個病退,不用到學校上班,母女就能呆在一起。找了一些關係,跑了不少的路,在叔叔過世那天,剛過四十歲的顧穎病退手續批了下來。「其中有天意。」阿姨說。如果叔叔去世了,有些路子未必還通,病退就不一定辦得下來,畢竟年紀不大。

叔叔去世以後,母女倆住在一處,阿姨的心情不好,顧穎陪著她出去旅遊,大約過了一年,心情漸漸平復了。那天兩人到北京來旅遊,見到了我。說到捐獻遺體紀念牆的事,我問顧穎,你的遺體捐不捐?顧穎神情有點變,說我還這麼年輕,捐啥子遺體嘛。我說是等你老了的時候。

顧穎反應過來,說我這個情況,也不可能成家有後代了,到時候也捐獻了。只是不曉得那時候紀念牆立到哪兒去了,和媽媽得不得在一塊上面。

說到這兒,她露出了一點微笑,在國子監飄著落葉的街上,和阿姨倚得緊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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