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應鏐：魏晉南北朝史特點論述

此文為講演稿,未刊,作於1979年,似為華東師大古籍所研究生所作報告,有1985年10月6日日記可征。

秦漢帝國建立，以公元前二二一年算起，到一八九年漢獻帝即位，大約四百年。獻帝在位的時間相當長，但他不過是個傀儡；一九六年，遷都許昌，就完全在曹操的掌握之中。這時，呂布、袁紹、公孫瓚、劉璋、孫氏父子，各據一方。二〇〇年官渡之戰，袁紹失敗，過了幾年，曹操就全有河北、山西、山東、河南。二〇八年，赤壁之戰，曹操失敗，劉備入川，孫權佔有江東，就形成了三國鼎立的局面。十二年之後，即二二〇年曹丕代漢，蜀和吳也先後稱帝。(二二一年，劉備稱帝；二二九年，孫權稱帝)

二六三年，魏滅蜀。過了兩年，司馬昭病死，他的兒子司馬炎正式代魏，建立晉朝。二八〇年，晉滅吳，統一全國。但這個統一是短暫的。晉武帝死後，西晉王室內部互相殘殺，汝南王亮、楚王璋、齊王冏、趙王倫、成都王穎、河間王顒、長沙王乂、東海王越，殺來殺去，殺了十年。三〇四年，匈奴劉淵興兵於離石，李特、李雄割據於成都(十六國開始)。三一一年，懷帝被俘至平陽。三一七年，司馬睿稱晉王，即位於建康，第二年稱帝。從二八〇年算起，至劉淵、李雄建立漢國和成國，統一局面的恢復，不過二十四年；算到三一八年司馬睿稱帝，也不過三十八年。

統一的局面分裂以後，北部建立了十六個國家。五個涼，五個燕，兩個趙，三個秦，一個夏。實際上，不只十六個。段遼、翟遼、冉魏都是建立了國家的。這些國家存在的時間，一般都不長。成國自三〇三年李特稱王，至三四三年李勢被桓溫所滅，不過四十四年。前涼割涼州，據今甘肅之地，從三一四年張寔之立，至三七六年張天錫亡於前秦，達六十六年之久，是最長的。至於那些曾經統一過北方的後趙和前秦，真是興也勃焉，亡也忽焉。石勒於三二九年攻入長安，三三〇年稱帝，三四八年石虎死，內亂即起，趙國旋即滅亡。統一的時間不到二十年。前秦三七〇年滅前燕而統一北方，但淝水一敗，即土崩瓦解，不過十三年。

東晉建立，皇帝的權力不大。歷史紀載說「王與馬，共天下」，事實上，庾亮、桓溫，都把皇帝捏在手裡，桓玄後來自立為帝，皇帝可憐得很，王家、謝家、庾家、桓家，都應當說是權門。權門和皇家，實際上是對立的。皇帝司馬氏的家世，自東漢以來，早列於高門世族之林。在南方，高門世族的統治，從三一八年算起，也不過一百年。四二〇年，出身寒微的劉裕，以武力擊敗桓玄，又從司馬氏手中取得天下，易如反掌。宋朝立國，不足六十年。六十年中，父子兄弟相互殘殺。文帝劉義隆，統治了二十九年。他是在兄弟劉義符(少帝)和義真被殺後迎立為帝的。他當了皇帝，殺徐羨之、傅亮和謝晦。徐、傅是宋武帝的功臣，少帝劉義符就是他們決定加以廢殺的。謝晦是高門巨族出身而又雄踞上游，也是眼中釘。文帝還廢掉曾經掌過大權的親兄弟劉義康；著名的詩人謝靈運因為謀反罪被殺；著名的史學家范曄因為要迎立劉義康被殺；著名的軍事家檀道濟也以威名為他所忌辦了死罪。這不也和魏晉之際、八王之亂時的情況一樣，華屋山丘之感，直迫人心嗎!文帝在位二十九年，最後是死在自己親生兒子的手中。劉劭當皇帝的好景不長，宋孝武帝劉駿在沈慶之協助之下，把他殺了。孝武帝這個人，從歷史上看，很想做一點事，例如限制佔山占澤。他不信任大臣，重視從寒門中挑選心腹，戴法興、巢尚之一時被重用。他的這一手為齊梁所繼承。寒人掌機要，成為南朝的一個特點。梁武帝看到了這樣做的一些問題，但他相信的仍是朱異、陸驗一流人物。四七九年，齊代宋，蕭道成做了皇帝。五〇二年，梁又代齊稱帝。蕭道成有個侄子叫蕭鸞，後來把蕭道成和他的兒子武帝(蕭賾)的子孫都殺光了。他什麼人都不相信。東去說是西行，南行卻宣稱北去。當然，這決不僅僅是什麼個人的特點。梁朝統治了五十五年(502—557)，實際上只有四十九年，侯景攻入台城，這個統一的南方就瓦解了。五五七年，寒人出身的陳霸先稱帝。五八九年，後主被俘北去。陳朝立國不過三十二年。

從一八九年漢獻帝立，至五八九年隋朝統一，分裂了約四百年，全國統一的時間很短暫，不過二十四年。北方四三九年復歸統一，但五二三年，六鎮起義爆發，五三四年魏分東西，至五七七年北周滅齊，北方復歸統一。同學們邀請我介紹一下魏晉南北朝史。講這一段分裂時期的歷史，我只能重點講一下這段歷史中最具特色的兩個問題：民族與門閥。

這四百年的歷史，是我國歷史上自秦漢以後一個最長的分裂時期。這種分裂，正是與民族與門閥有關的。在這四百年當中，王朝的建立與覆滅；權力的分配與再分配；民族鬥爭的劇烈和國家興亡的迅速；社會上沒有統一的定於一尊的思想，玄學、經學、道教、佛教並存而不悖。

十六國時期的石勒，把佛視為胡神。冉魏政權建立，大殺胡人，《通鑒》卷98永和五年十二月己酉條云：「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之不為己用，班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官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親帥趙人以誅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其屯戍四方者，閔皆以書命趙人為將帥者誅之，或高鼻多須濫死者半。」鮮卑拓跋部立國，對被征服的民族，採取遷其人民，迫使他們從事牧畜或農業的政策。放牧之人被稱為牧子的就是奴隸，那被稱為「新民」而「計口授田」的人，其地位和奴隸也相差不遠。這是十分明顯的壓迫政策。這些人時時企圖逃叛，北魏緣邊設鎮，以為軍事控御。過了八九十年，這些人在鮮卑在邊兵士和未南遷的「役同廝養」的國人的協助下，掀起了反抗的風暴。這是一次反對民族壓迫的風暴，匈奴　(這時稱為胡，始西河胡、離石胡等)、氐、羌(莫折大提、莫折念生)、敕勒、屠各、丁零和在邊的漢人，也都在這個隊伍中了。

我國北方的匈奴，西方的氐、羌，東面的鮮卑，東漢以來，即受到漢族的壓迫。《後漢書·段熲傳》說段熲「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馬牛羊八百萬頭，降者萬餘落」，後來又破東羌，「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騾驢駱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後漢書·西羌傳》列舉了鄧騭、任尚、馬賢、皇甫規、張煥對羌人的鎮壓，讚美段熲的功業，說他「被羽前登，身當百死之陣，蒙沒冰雪，經履千折之道，始殄西種，卒定東寇」。當然，如歷史所表明的，羌人並沒有也不可能被殺絕。十六國時期，後秦就是羌人建立的國家。對待少數民族，曹操和東漢的統治者，沒有什麼兩樣。《三國志·魏書·武帝紀》　略云：「公西征張魯，至陳倉，將自武都入氐；氐人塞道，先遣張郃、朱靈等攻破之。夏四月，公自陳倉以出散關，至河池。氐王竇茂眾萬餘人，恃險不服，五月，公攻屠之。」他征三郡烏桓，「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同上書)。當他放棄漢中的時候，「徙(武都)氐五萬餘落出居扶風」，正如《胡注》所說，諸氐便散居秦川。十六國時期建立的前秦，就是這個氏族。(《通鑒》卷68)

南匈奴自東漢之初，即入居塞內，曹操分其眾為五部，立其貴人為帥，選漢人為司馬以為監督，表面上是相安的。《三國志·魏志·張既傳》　說涼州的盧水胡反叛，曹丕派那位和少數族打交道素有經驗的張既去平定叛亂，「斬首獲生以萬數」。《通鑒》卷81說「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為民患。」忿恨是有原因的，那些入居內地的少數族人民，常常被掠賣為奴婢。《三國志·魏志·陳群傳》說他的兒子陳泰在并州做刺史，「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太原大概是有一個奴隸市場的。《世說新語·任誕》說阮孚的母親是一個鮮卑婢。《晉書·石勒載記》　說石勒被人掠賣給荏平人懽為奴，在土地上勞作。同書《王恂傳》還說太原諸郡用匈奴、胡人作田客，多的有幾千。田客是和奴隸相去無幾的。

歷史上的這些記載，充分說明了少數族人民是受漢族統治者壓迫的。根據充分的材料，江統在《徙戎論》中作了明確的論述：「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

這些「怨恨之氣毒於骨髓」的少數民族，如河西鮮卑禿髮樹機，在晉武泰始六年六月，就舉起反抗的旗幟。而此前一年的二月，西晉始置秦州，安置這些為鄧艾所納降的幾萬鮮卑人。樹機能和眾胡結成一體，經過了十年，才被鎮壓下去。泰始七年，入居塞內的匈奴，在劉猛的率領下，也曾「寇并州」。(《通鑒》卷79咸寧五年十一月條)

太康全盛之時，自塞外入居遼東的慕容部，首在昌黎為寇。大約過了一年，才被晉人打

敗，「斬獲萬計」。(《通鑒》卷81)但這個族的後人，在十六國時期，先後建立了五個國家。到了惠帝的時候，匈奴郝散，氐齊萬年紛紛起兵，江統就發出徙戎的緊急呼號了。

民族矛盾，治史者都認為是西晉滅亡的原因；舊史還把自三〇四年劉淵建立漢以後的十六國，稱為「五胡亂華」，這當然是不錯的。但西晉統治者內部的互相殘殺，使這個國家鎮壓「五胡」反抗的力量大大削弱了，不能說沒有給這「亂華」一個重要的條件。

把這個條件的提供歸結為司馬炎的「失慎於前，所以貽患於後」，是不能完全說明問題的。把這種「禍亂」之來，說是「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擾亂區夏；恵帝可廢而不廢，終使傾覆洪基」(均見　《晉書·武帝紀》的傳論)，也不過是指出了晉武帝的個人過失，而不能說明「八王之亂」之所以在這個時期歷史舞台上表演得淋漓盡致的緣由。

還是司馬光說得較為正確。《保業》云：「晉得天下才二十年，惠帝昏愚，宗室構難，群胡乘釁，濁亂中原。散為六七，聚為二三。」(《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　卷18)《謹習疏》　又云：「自魏晉以降，人主始貴通才而賤守節，人臣始尚浮華而薄儒術，以先王之禮為糟粕而不行，以純固之士為鄙朴而不用。」(《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22)溫公的這兩段話指出，西晉崩潰既跟「群胡」即民族問題有關，也因為政治浮華，這就與下面所說的門閥關聯密切。

葛洪在　《抱朴子·吳失篇》中說東吳大族，「僮僕成軍，閉門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這種情況，當然不僅是吳國如此。曹操反對董卓的時候，「散家財，合義兵」；追隨他的李典，當曹操和袁紹相持於官渡之時，能「率宗族及部曲輸谷帛供軍」，「宗族部曲三千餘家」，住在乘氏；呂虔、許褚，或「將家兵守湖陸」，或「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都不是像東吳大族那樣有力量的么？地方勢力的壯大，已經有了幾百年。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中，說東漢功臣多近於儒，從劉秀開始，一個一個數下去，鄧禹、馮異、耿弇、祭遵、李忠、朱祐、郭涼、竇融……都是能夠通曉儒學經典的人物。在那個時候，儒業一般和經濟力量與政治地位分不開的。與曹操一時稱雄的二袁，家門是四世五公，袁紹的力量在一個時期是無敵的，門生故吏遍於天下。當董卓打算廢漢獻帝的時候，他表示不同意。董卓以武力脅迫他，他毫無顧慮地說：「天下健者，豈唯董公？」(《三國志》卷6引《獻帝春秋》)劉表為「八顧」之一，是個名士。名士當時代表的是和宦官相對抗的力量。這位名士一到荊州，便和這裡的地方勢力蒯良、蒯越、蔡瑁相結合，割據了這個地方。劉備入蜀，追隋他的麋竺，是個「祖世貨殖，僮客萬人」的人物；《三國志·蜀志·董和傳》　說他在四川做官時，「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四川的地方經濟當然也是很發達的。沒有一點經濟力量，要割據以爭天下，是不能想像的。歷史記載上還說到地方豪強的情況，在青州，「萬戶者，著籍不盈數百，收賦納稅，參分不入一」(《三國志》卷6引《九州春秋》)。大族力量的雄厚可以想見。漢末分崩，曹操創屯田，足食足兵，用人唯才，對北方大族是一個有力的打擊。一個統一的帝國分裂了，其真正的原因，是地方經濟勢力足以作為在政治上和中央立異的支撐。西晉統一，一些在政治上有勢力的高門，又紛紛佔有官稻田，損官以肥私。《資治通鑒》卷79武帝泰始三年春正月丁卯條云：「司隸校尉上黨李憙劾故立進令劉友、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尚書僕射武陔各占官稻田，請免濤、睦等官，陔已亡，請貶其謚。詔曰：『友侵剝百姓以繆惑朝士，其考竟以懲邪佞。濤等不貳其過，皆勿有所問。』」(《晉書》卷41《李憙傳》「官稻田」作「官三更稻田」)這樣的事，大概是不少的，所以平吳之後，便頒行了一個以官品大小占田的制度，第一品可佔五十頃，第九品十頃。土地之外，作了占客的規定，一品、二品不得超過五十戶。

這種侵佔官田的事實，在魏末已經開始。《三國志》卷9說何晏「專政，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及壞湯沐地以為產業，承勢竊取官物，因緣求欲州郡。有司望風，莫敢忤旨。」文化士族和武力豪家就這樣在統一力量之下，逐漸變成了分裂的潛在勢力。「八王之亂」就是在這種潛在勢力下，因帝位可以窺窬，遂逾十年而不息，匈奴、巴氐遂亦因之而起。但十六國時期，這種力量在五胡云擾之中，維持生產，保全漢族文化於不墜，這就是四世紀初開始，星羅棋佈於中國北方的塢壁勢力。(參見作者《四世紀初至五世紀末中國北方的塢壁》，上海師院學報一九七九年第一期)

十六國時期統一北方的國家，一無例外依憑的都是軍事力量的控御。武力一旦被削弱，這個統一國家就立刻瓦解。淝水之戰，苻堅兵敗於淮南，鮮卑便紛紛復國，氐族也失去了共主，各自以其武裝力量實行割據，羌人旋亦隨之而起。拓跋部三八六年建立國家，用了五十多年時間，使北方復歸於一統。無論是前趙或後趙，前燕或前秦，對於漢族的塢壁勢力，只要政治上表示服從，便承認其獨立地位。魏自道武帝至太武帝，征服中原，所碰到的一個不能忽視的力量，也是塢壁。研究這一時期歷史的學者，早就注意到了漢族和鮮卑族在文化上的差異和政治上的離合，但很少注意到塢壁勢力是兩漢以來逐漸形成的以佔有土地為主的經濟實體，三十年代被稱為塢壁的力量。拓跋部在中國北方的統治確立以後，進行了一些改革，用三長法代替宗主督護制，頒布均田令，承認那些奴婢和土地的佔有者，亦即塢壁勢力，使那個以拓跋貴族為主的政權成為拓跋族和漢族高門相結合的政權。孝文帝定都洛陽，標誌著鮮卑族漢化的一個高峰，但秦漢統一帝國規模的恢復，還是姍姍來遲，竟超過了百年。

在南方，「王與馬，共天下」，世族力量在我國歷史上可以說是一個高峰。伴隨著這種力量而興起的豪家，隨著地方經濟的發展，也要求取得政治和社會地位來維護自己的利益。早在東漢末，東吳這個地方，就有能「糾合鄉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為保障」的孫靜。孫靜是孫堅的季弟，孫堅「少為縣吏」，在地方上也是很有勢力的。(《三國志》卷51《宗室傳》及46《孫破虜討逆傳》)《三國志》卷52《步騭傳》說，有個會稽人叫焦征羌的，是「郡之豪族，人客縱橫」，像朱桓那樣「部曲萬口」的豪強，看來並不僅見。被賀齊所殺的剡縣吏斯從，也是個能糾合族黨千餘和縣長對抗的大族。(《三國志》卷60《賀齊傳》)　東晉統治江東一百年，一開始，王導就採取和江東大族合作的政策。《晉書》卷65《王導傳》說王導屢次向元帝進言，說顧榮、賀循、紀瞻、周玘都是「南土之秀」，應當加以接納。他治理江東，開隻眼閉隻眼，不以察察為政。(參見《通鑒》90太興元年條)《世說新語·政事篇》云：「丞相末年，略不復有事，正封籙諾之。自嘆曰：『人言我憒憒，後人當思此憒憒。』」王氏和司馬氏「共天下」，實際上，在王氏勢力鼎盛的時候，北來世家也是和江東大族共存共榮的。

劉裕起自寒微，「以賣履為業，好樗蒲，為鄉閭所賤」。和他一道參加鎮壓孫恩起義，後來「配食文帝廟庭」的到彥之，是「初以擔糞自給」的。(《南史》卷25)那個廣開田園之業，產業累萬金，奴僮千計的沈慶之，在孫恩起兵的時候，也還不過是「躬耕壟畝，勤苦自立」的鄉巴佬。東晉在南方建國的一百年中，社會的變化是很大而且很迅速的。除去東吳以來的大族繼續發展之外，又出現了一個起自卑微的力量。這個力量依靠的，不再是王謝世家，而是掌機要的寒人了。趙翼《廿二史劄記》卷8略云：「宋孝武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能無所寄，於是戴法興、巢尚之等皆委任隆密」；「齊武帝亦曰：『學士輩但讀書耳，不堪經國，經國一劉系宗足矣』」；「如法興威行內外，江夏王義恭雖錄尚書事，而積相畏服，猶不能與之抗」；「阮佃夫、王道隆等，權侔人主」；「茹法亮當權，太尉王儉嘗曰：『我雖有大位，權寄豈及茹公？』」；「朱異權震內外，歸飲私第，慮日晚台門閉，令鹵簿儀從、警衛自家列至城門，門者遂不敢閉」；「法亮在中書，嘗語人曰：『何須覓外祿？此戶內歲可辦百萬。』佃夫宅舍園池，勝於諸王邸第」；「陳末，施文慶、沈客卿用事，自取身榮，不存國計」。趙翼在綜合史料時發了一通議論，說人主不信任大臣，轉以「群小為心臂」，是南朝一大弊端。他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這正是社會經濟政治發展變化過程中的一種必然，這種必然在南朝作了色彩濃重的反映。南朝諸君，不可能再假權於王儉這一輩人，即使像蕭衍這樣的人，「少而篤學，洞達儒玄，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廿二史劄記》卷12)，未即位之前，為南齊八友之一(《南史》卷6謂「竟陵王(蕭)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帝與沈約、謝眺、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等並游焉，號曰八友」。)也是表面上優禮士大夫，所信任的仍是朱異、徐麟、陸驗、周石珍一流人物。當他還沒有做皇帝的時候，便以為「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吏」，不能「弘獎風流」，是一件壞事。(《南史》卷6《梁本紀上》)世風的變化到了這一地步，以至台城被圍之日，外援都以保存一己的力量為得計，不論是皇上的兒子蕭倫　(邵陵王)，還是大臣的兒子柳仲禮，都不以君、父為念。《通鑒》卷162武帝太清三年三月條云：「上問策於(柳)津，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平!」統治階級中世族和寒門在政治上的分裂，必然導致觀念形態的變化，特別是道德的淪亡，這是可以作為例證的。

伴隨著江南經濟的發展，江東以外的地方，現在的江西和福建也有了發展。《陳書》卷35熊曇朗諸人傳，史臣《論》中說：「梁末之災沴，群凶競起，郡邑岩穴之長，村屯塢壁之豪，資剽掠以致強，恣陵侮而為大。高祖應期撥亂，戡定安輯，熊曇朗、周迪、留異、陳寶應雖身逢興運，猶志在亂常。……背恩負義，各立異圖，地匪淮南，有為帝之志，勢非庸、蜀，啟自王之心。」熊曇朗是豫章的著姓，周迪的宗人周續在侯景亂時，和郡中豪族共同割據地方。周續和這些豪族相處得不好，被殺後，周迪代周續為領袖，依然割據地方。周迪是臨川南城人，他割據的地方就是他的本鄉臨川。留異是東陽的著姓，在他的本鄉也是雄豪之輩。東陽就是現在浙江的金華，它的西邊，就接近現在的江西了。陳寶應的父親陳羽本來是晉安郡的雄豪，寶應和留異結親，娶異女為妻，和周迪亦同氣相求。這些人，莫不是乘梁末之亂割據地方，陳王朝建立之後，都先後和這個統一的政權為敵，在他們看來，陳王朝於他們是無恩可背，無義可負的。當他們感到利益被侵患的時候，他們就起而「亂常」了。(均見同上書卷35)

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在東漢確立之後，中央和地方勢力的矛盾日益加劇。這種力量在北方，曾經一度受到挫折，但不久仍復舊觀。西晉的短暫統一，南方王朝的迅速更迭，莫不和這個力量有關。隋滅陳，中國復歸於一統。但江南地方勢力，與這個統一政權，持敵對態度。《北史》卷63《蘇威傳》云：「自晉已來，刑法疏緩，代族貴賤，不相陵越。平陳之後，牧人者盡改變之，無長幼悉使誦五教。威加以煩鄙之辭，百姓嗟怨。」《通鑒》一七七綜述江南起兵的情況，說：「於是婺州汪文進、越州高智慧、蘇州沈玄懀皆舉兵反，自稱天子，署置百官。樂安蔡道人、蔣山李、饒州吳世華、溫州沈孝徹、泉州王國慶、杭州楊寶英、交州李春等皆自稱大都督，……攻陷州縣。陳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眾數萬，小者數千，共相影響。執縣令，或抽其腸，或臠其肉食之，曰：『更能使儂誦五教邪!』」隋朝很快地平定了這一次江南地方勢力的反抗，但攻破溪洞，「前後七百餘戰，轉戰千餘里」；沈孝徹被擊敗之後，「逐捕遺逸，前後百餘戰」，反抗之劇烈，是不言而喻的。

從地主大土地所有制的確立與發展，聯繫地方勢力和中央力量的對抗，不僅可以窺知魏晉南北朝這一歷史時期統一國家分裂的深層原因，還能洞察統治階級內部世族、寒人的盛衰及其為爭奪權力為後世史家深深譴責的不顧君父的深層原因。

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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