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炳東反思打法：風險投資的世界裡沒有保守只有更進取
他們是創業者背後的「創業者」，也是正在當打之年、陪伴創業者IPO的「敲鐘一代」——創業邦第七年連續推出「40位40歲以下投資人」榜單，旨在尋找中國最優秀的40位年輕投資人。
本篇報道是創業邦「投資名人堂」欄目的第39篇報道，採訪對象為GGV紀源資本管理合伙人徐炳東。
採訪|劉岩、歐鋒 整理|歐鋒
攝影|Miou Li圖片設計|李斌才
2018年，老牌美元機構GGV在中國才募集了第一隻人民幣基金。徐炳東是人民幣基金募資的操刀者，此前他在SIG海納亞洲的戰績包括51信用卡（A輪領投方）、喜馬拉雅FM（A輪領投方）、寶寶樹（A 輪領投方）、康輝醫療（A輪及B輪領投方）、觸寶（B輪領投方）、美柚（B輪領投方）、天天果園（A輪領投方）、返利（B輪領投方）等一眾明星項目，在GGV則投資了海豚家、環球捕手、找油網、愛庫存、衣樂倉、Soul等公司。
很多人承認GGV這些年在中國突出的投資業績，也認為幾位合伙人雖然溫和友善，但風格略微都偏向於保守。在投資生涯中，徐炳東也反思過自己，這使他從PC互聯網小TMT時代、到醫療、到移動TMT、再到新消費和產業互聯網，一直在冒險地注資在那些曾經他認為「模式都不成熟」的賽道里。
但這些還不夠。
（以下為徐炳東自述，創業邦整理）
加入與融合
當初符績勛說服我加入GGV的時候，我有點心動，卻一直猶豫，但最終打動我的，是決定前符績勛有一次見我，在浦東香格里拉酒店，他說還有一件事情，每個合伙人需要一個管理職責，我們希望你來負責我們的人民幣基金。但那時GGV還沒有募集過人民幣基金，也沒有人民幣LP。
我當時一拍大腿說，好，這個事情我來干。經過一個周末的思考，我就決定加入GGV。募資其實是很難的事情，原來我在SIG從來沒接觸過LP，外行會覺得這樣的選擇很奇怪。但是我需要挑戰。
2017年上半年開始募資。
很多焦慮並不是因為你沒有能力做好，而是你不知道能不能做好。尤其是我們這樣的人，對自己要求都還挺高的，做一件自己完全沒把握的事就更是如此。我是個沾枕頭就睡著的人，但是從那年開始，我開始失眠了，有時半夜三四點鐘醒過來就想，如果募不到怎麼辦？
一開始第一個人民幣基金的預期是6億，後來我們又商量到10億，結果真正募資的時候，發現其實可以募到30億。後來我和符績勛商量了一下，還是想實現當初給LP的承諾，第一期不要太大，15億人民幣。
在一線基金當中，我們可能是為數不多的從未募過人民幣的一家了。我們能夠完成募資工作，第一靠的還是GGV的品牌與過去的業績。在中國區進行投資的，主要是符績勛、李宏瑋和我，我們每個人都有很強的業績報表，即使我之前的業績完全不在GGV。我們每個人歷史業績的平均IRR（內部收益率）都非常高，DPI（投入資本分紅率）也是出眾的，僅過去18個月我們就給LP帶來了10億美金的現金分配。
作為一家雙幣基金，很多時候會被LP問到投資人民幣與美元的不同策略，其實我們更關注的是投到天花板足夠高的好企業，從這點來說，GGV的美元與人民幣投資哲學是類似的。但是策略會略有區分：一些退出渠道更適合在國內的、離錢近的或者商業模式已經比較成熟的高成長項目，放在人民幣來投資；而天花板高但短期不見得盈利的，多數是美元基金來投資。我們把人民幣的存續期定義為7 2，美元時間更長，是12 3。
美元LP不會依次看我們的投資項目，人民幣LP則會希望更多看到投資的項目，這跟中國的市場發展有一定的關係，並且人們還只是剛剛參與進來。人民幣目前第一期的賬面回報還是不錯的，即使開始投資的時間已經是所謂的「資本寒冬」。
GGV吸引我的地方是每個合伙人就像部門負責人，各有任務。我負責人民幣的募資，李宏瑋負責美元的募資，童士豪負責PR工作，符績勛更多是來張羅一些重要的會議以及與其他方面的溝通。來這裡，我接到的不是一個權利，而是一份責任。
我和GGV的融合速度比我想像的快太多了。我們很少會為了一個項目有特別大的爭議的。我們有兩個原則，第一是合伙人主導，因為合伙人都是有自己的判斷能力的，畢竟大家都有這麼強的業績；第二點，我們不相信一致判斷是對的。事實上一致判斷往往是拉低回報的，而不是拉高回報。你憑什麼說大家所有人都看好的項目才值得投？大多數情況下，這樣做反而會把好的項目給篩掉了。要知道，今日頭條這樣的好項目，B輪也是很少人看清楚的。
再多看，再多聊
這兩年，作為原來base在上海的投資人，我開始把一半時間放在北京。有一次我和業內的好朋友說，北京投資人比我們還是有優勢，因為我每個星期比你少一天——半天過來，半天回去。在北京的時間，基本上一天看6-10個項目，連軸轉的速度讓我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我有時候也會希望少排點會議，但會與會的間隙總是能被同事迅速填滿新的會議。
之所以看這麼多的項目，是因為我認為投資方法論的形成，是需要建立在一定項目數量的累積上的。
GGV的合伙人都有一個「錯過」清單，比如拼多多。我曾經投資了天天果園，而當時拼多多的前身拼好貨出來路演我並沒有機會見到，後來我曾經問過同行與FA,為什麼沒給我介紹，回答是我被列入了競品投資人清單。再後來加入GGV，我也跟另一位一位合伙人童士豪討論了這個項目，他提到可能當時GGV投資了小紅書，陰差陽錯的也錯過了。
還有一種錯過往往都是因為成見，當你對一個項目的理解形成思維定式在你大腦里的時候，你離錯過它就不遠了。因為好的創業者與創業公司始終是在迭代的，所以現在即使是一些原本並不看好的項目，我也很願意和創始人聊聊。
沒有量的支撐，投資判斷經常也是不能建立的。所謂的直覺，通常是建立在你的勤奮基礎上。我與GGV的另外幾位合伙人風格趨同，我們不是賽道型的打法，而是狙擊手，但狙擊手其實會比較累，要做大量的研究以及看大量的項目。記得有一次LP問我們過去十幾年失敗率的問題，我讓團隊後來統計了一下：GGV過去十幾年的失敗率還是很低的，只有5%的項目是完全做不下去的。這5%的項目對應的只有3%的投資金額。
看項目是如此，自己的職業生涯也需要階段性審視、調整。我在2007年末加入SIG，很不幸的是2008年就發生了金融危機。剛到SIG的時候，我們內部做了一個分工，因為我之前除了看TMT也看過醫療項目，大家就希望我花主要的時間在抗周期的醫療投資方向上，以平衡TMT投資的風險。那個年代看醫療的人很少，機會更少。
醫療行業非常好，但就是慢。TMT火起來的時候，比如包括PC互聯網的時代，我壓根就沒看這個賽道。後來我自己也反思過：自己入行時就是看TMT的，怎麼就輕易的離場了？在做了些不錯的醫療投資後，康輝醫療也在美國IPO退出了，從2013年開始，我決定回到TMT賽道，特別是移動互聯網。TMT項目增長快但風險高，估值也貴，但在那個時點，我看到了它不可小覷的未來。對一個人來說，也許成功的路不止一條，但每一個關鍵點位上的選擇都至關重要。於是我回到了TMT賽場，在2013年中，開始了我的第二次入行。
冒更多、更大的風險
我曾經特別驕傲於自己是一個早期投資人，我希望投便宜的公司，希望投A輪，我有這樣的野心。
但是我有段時間做過反思。
投資關鍵是天花板夠不夠高，不在於你是不是第一個投進去，也不在於你進入時點的估值絕對值夠低。2億美金夠不夠低？那對比今天的滴滴的五百多億美金是低了還是高了？
當年快的這個項目，經緯徐傳陞在主導完一輪後曾經介紹給我，我第一次見快的打車CEO呂傳偉是開車送他去陸家嘴的路上，他介紹新一輪估值大概是在6000萬美金，我們聊得不錯，第二天我們計劃再深入聊一下。第二天，我們約了午飯，一見面他就說Eric，我們這個事情有點變化。我說什麼變化。他回答，昨天跟你講估值是6000萬美金，但是我覺得不行，我們打聽了一下滴滴最近的融資，現在改變想法了，我們現在打算融6000萬美金。
他解釋道如果融資額度不夠大，快的在與滴滴的戰爭中就有失敗的風險。但這意味著估值漲了好多。
那是我第一次想讓自己突破「投得便宜」這個思維。我花了很長時間做心理建設，下決心還是想投，DD（Due Diligence ，指盡職調查 ）很順利，估值也勉強接受了，結果最後壓倒我心理防線的是一條看起來比實際重要的條款，那一刻我最終沒走出那一步。我就這樣錯過了項目。
後來我開始反思。如果按照早期投資人所謂的估值的標杆去考慮，最後你會把有10倍、20倍回報的好項目錯過。 這難道就是一個早期投資人的意義嗎？我們只投最便宜的項目嗎？
到GGV我也跟同事分享過這個案例。我們有兩個風險，一個是錯過好項目，一個是投了錯的項目，但是往往錯過好項目的風險比投到錯的項目的風險大得多。風險投資的模型是允許你投錯的，但要不錯過，這個其實更難。
在GGV，合伙人做的更多的是互相鼓勵，要勇於承擔該冒的風險。想像中，人們覺得IC（InvestmentCommittee，即投資決策委員會）只是用來剎車、互相拍磚的，但在這裡，我們很多時候會告訴對方，沒關係，你應該冒這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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