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話語簡史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文｜財經無忌，作者｜無銹缽

5月6日，伴隨著「魯迅語錄搜索引擎」的迅速火爆，讓這個時代關於話語的一些規則重新得到了顯露。

公元前500多年的時候，波斯帝國國王大流士一世下了一個很古怪的命令：

所有的臣子，每個人都要找一塊山頭，然後帶上自己全部的家當住過去。

從此以後，這位國王每次傳令，都只要出門喊上兩聲，附近山上的臣子就可以通過語言接力的方式，將他的政令傳遞到國家的各個角落。

這可能是有史以來，人類能動地使用話語的最早一批案例。

回顧這段歷史，我們除了感慨波斯古國的山頭之多外，不禁也要為這位國王的智慧點贊。

縱觀整個自然的歷史，除了人類之外，還不曾有哪個物種擁有著如此豐富而繁雜的語言系統。

《聖經》里講，這些語言系統甚至讓上帝也感到害怕，為此他不得不通過建造巴別塔的方式異化人類的語言，從而達到分散人類族群的效果，然而伴隨著全球化的發展，話語之間的隔離正在日漸趨近於無。

而與此同時的今天，話語以及圍繞它所構建的諸多體系，都在人類的社會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人類社會的一部文明史，本質上就是一部信息交流的歷史，也正是在這種信息的交流之中，人們得以完成對於一些事物的傳承、融合與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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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播學領域，人類傳播活動的最早兩個階段，被定義為口頭傳播階段和文字傳播階段，這意味著，同現代的智人相比，我們那些生活在樹枝上的古老前輩們，他們之間的交流效率是簡單到可以忽略不計的。

與之相對應的是，人類彷彿天生就能能熟練的掌握語言，那些還處在嬰兒時期的個體，就可以通過呀呀學語來模仿成年人的表達，而孩童嘴裡的第一句關於父母的稱謂，儘管可能是無意識間的，卻也能成為為人父母者一生中最幸福的幾個時刻。

另一方面，人類從可以自由的說話、交談，到意識到他們具備說話和交談的能力之間，還有著一段時間的過渡。

早在《禮記·禮運》中，先賢們就已經歸納出了人類與生俱來的六種慾望，分別是：生、死、耳、目、口、鼻。

但以當時的認知水平來說，六欲中的「口」這一項，更多可能只是對《呂氏春秋》中味欲的一種延展。

換句話說，對於當時的人們來說，即使他們可以做到和街坊鄰居之間日常的串門聊天，但在他們的意識里，嘴巴這個器官的功能，更主要的還是用來品嘗佳肴。（吃貨基因由來已久，笑）

直到後來，佛教學說的興盛，南北朝的梁武帝幫助老祖宗們管嚴了自己的口腹之慾，他們才一臉懵圈的意識到，原來除了吃肉之外，嘴巴還有其他的用途。

直到隋朝，一位名叫智者大師的僧人在他的著作《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真難寫啊）中，系統的歸納整理了人的情慾之後，言語聲音欲才作為話語的書面形式得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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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基礎之上，話語一直是一種難以定義的形式。

一方面，除了書面的文字，單純的話語本身是沒有任何的保存手段的，對此，大部分人能做到的只有左耳朵進右耳朵出。

另一方面，關於話語的種種實在是太深入日常生活了，以至於就像海德格爾所說的那樣，它作為一種最司空見慣的存在，已經徹底的被形而上學所拋棄了。

這種情況無疑是危險的，因為對於後來的人們來說，他們似乎都沒有意識到，彙集一代代人的智慧所建構的文明和經濟的大廈，竟然是奠基在一個他們全然未知的領域之上的。

所幸，這種情況在漫長的後世得到了改觀。

在這裡，我們要感謝閃耀在人類歷史上的三位大神學者的幫助。

他們分別是來自瑞士的語言學家索緒爾，來自前蘇聯的文藝學家巴赫金，以及來自法蘭西的浪漫天才米歇爾·福柯。

鑒於三位大神的學說都過於冗長與深奧，我們不便展開細講，不過簡單來說，你可以這麼去理解。

索緒爾明確了語言學的研究範疇。

換句話說，在索大神的眼裡，如果你是一個語言學家，那你就老老實實研究「的地得三者之間的區別」和「Be動詞後面為什麼要加ing」的問題，不要扯什麼社會歷史政治的東西。

對此，巴赫金老師實名表達了反對，他認為，語言的「真正生命」根本就不在副詞到底要不要加在動詞前面這種關係上，而是應當在於話里的人和生活。

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一個觀點，「人類的一切關係都可以被歸結成一種話語關係」，換而言之，也就是「存在即是交際」。

沿著巴赫金老師的學說體系，福柯同學更進一步，從歷史的角度闡釋了話語，他表示，從古至今，話語中都在滲透著權力的因素，與此同時，權力的概念也在不斷建構著新的話語。

「話語即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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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學者的理論都對當今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舉個例子，如果你去學一門外語的時候，發現你的老師是從辭彙、語法、句式等方面著手教你的時候，你就要感謝索緒爾的貢獻。

如果你在書店的書架上翻到一些諸如《完美溝通的十個小技巧》這樣的書，那你就該明白，這是巴赫金老師的學說體現。

如果你喜歡閱讀歷史，或者上網沒事水個帖子，那你就要知道，福柯老師的學說其實就在你的身邊。

很多人其實還沒有意識到，現代社會大放異彩的互聯網經濟，其實本質上只是話語經濟的一種體現。

換而言之，對於每一個參與互聯網世界的人來說，話語的權力，是他們能從這個虛擬的世界中所能得到的唯一權力。

我知道這樣的一種表述可能會有些聳人聽聞。

但請你想像一下，如果有這樣的一個時刻，互聯網上所有的用戶都失去了表達的權力，這個世界還會剩下一些什麼？

再想像一下，當你打開微博和抖音，發現自己的賬號被禁言了，你要怎麼證明自己其實是一個真實存在的個體？是頻繁更換頭像和簽名？還是默默地投訴每一條視頻和留言？

再深入地想一想，換頭像換籤名和投訴，本質上是否仍然還是表達的一種方式，也就是說，它仍然可以被歸類為「話語」這一範疇之中。

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可以說，互聯網的實質，是由信息和話語所構建的一個空間，而在這個空間里發生的一切權力的遊戲，本質上都是對話語權力的一種爭奪。

當然，伴隨著注意力經濟時代的到來，話語權也開始有了更多的分支體現，比如狂熱的粉絲，比如火爆的流量。

也正是在這之中，人們對於話語權的渴望，開始上升到了一個全新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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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時代，有一個長期困擾著國人的問題：「魯迅和馬雲到底說了什麼？」

在社交媒體里，隨手一搜，你可以找到各種各樣的魯迅語錄表情包，它們中的大部分出自網友的一種解構式的娛樂傾向，而對於剩下來的那部分來說，它們更多所反映的是互聯網時代話語權力的一種失衡現象。

表面上，便捷的互聯網給予了每一個用戶表達自我的權利和機會，然而事實上他們所擁有的，也只停留於機會這一簡單的層面上。

藉助丹麥哲學家克爾凱郭爾的話來說，現代的互聯網世界就好比是一個人聲鼎沸的巨大會議室，每個人都有暢所欲言的權力，但話筒只有那麼寥寥幾個。

在這樣的環境下，對於那些靦腆於聲嘶力竭叫喊的人來說，藉助於魯迅、白岩松、馬雲這些人的話筒，他們可以使自己的意見更富有表達的效果，也就是更有「話語力」。

比如說上面的這段話，其實並不是克爾凱郭爾說的，而是我自己寫的一個比喻。

這種現象並不是現代社會的產物，而是自古有之，儒家喜歡「法天王」，孔子動不動就「言必稱堯舜」，在此基礎上，先賢還為它起了一個雅緻的名字：托古。

縱觀整個世界歷史，托古現象可謂是層出不窮，有的「假冒」的名人名言，甚至一度以假亂真，比如伏爾泰的那句著名的：

「我不同意你說過的話，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

由於不堪忍受這種虛假名人名言的愚弄，國外的網友還一起建立了一個名為quote investigator 的網站，它的主要作用就是負責查證一些話究竟出自於誰。

另一邊，大洋彼岸的中國，一個由北京魯迅博物館建立的「魯迅語錄搜索引擎」也迅速地火了起來。人們可以通過這個系統在和魯迅相關的文集之中進行檢索，從而判斷出魯迅是不是真的說過這樣的話。

這帶來的結果是，僅僅5月7日的上半天，該系統的點擊訪問量就已經達到了870多萬次，以至於系統一度崩潰了十多次。

這種對於名人名言的趨之若鶩，本質上反應了人們之間普遍存在的聖人情結。

一方面，在閱讀時間愈發碎片化的今天，濃縮的金句代替了冗長的文字，成為了更受人們青睞的一種閱讀模式，另一方面，人們真誠地相信這些名人，並認為他們的一舉一動都是有價值的。

關於這一點，巴爾扎克在《人間喜劇》中所描述的更為尖刻：「偌大的一筆財產給葛朗台老頭的行為都鍍了一層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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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對於名人話語的崇拜也深深的影響著社交媒體。

兩年前的8月，今日頭條挖走知乎300大V，引起知乎強烈反應。再往前倒些日子，2012年下半年到2014年上半年，微博低潮期的背後，是一批批大V的出走。

社交媒體的用戶粘性和屬性，很大程度也取決於這之中意見領袖的層級。

所以深知此道的微博，早在十年前剛剛面試之初，就曾廣泛拉攏明星、牛人、高端人群的入駐。

而在知乎建設的初期，投資人李開復也曾親自下場參與社區建設，為其拉攏人氣。

可以說，大V們成就了這些社交媒體，然而與此同時，社交媒體也強化了大V的話語賦權。

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教授瀋陽的研究發現：在各個社交媒體之中，消息傳播的核心軸都是一個總數不超過250人的大V群體。如不能激活他們，事件就無法被深入推進。

這一現狀帶來的思考是，伴隨著技術手段的不斷進步，話語權並沒有如人們所預期的那樣，被廣泛分發到每一個個體手中，話語權之間的階級構成，依然如金字塔一般層層遞進、壁壘森嚴。

另一邊，伴隨著名人崇拜這一效應中，「名人」這一群體身份的不斷變遷，人們也相應地發出了一些質疑的聲音。

當話語權逐漸由學者、知識分子群體，向娛樂明星和資本寵兒過渡的時候，這種交接過程真的是有利的嗎？

一個比較有意思的觀點是這樣說的：「如果一個廚子做菜做的極其出色，人們是不是會由此爭相追捧他關於全球經濟局勢的見解？如果不是的話，那麼為什麼人們會如此推崇一個演技出色的演員對於在他主業之外領域的看法？」

在此基礎之上，一些人提出了一種完美的話語權世界的設想：不受財富、地位、權勢等因素的干擾，每個人得以自由的表達自己的觀點，而決定這些觀點的傳播效果的，只有觀點本身所具備的價值，而不是說話者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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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種觀點有著一定的思考意義，但相應的，也有著局限。

這種局限性就在於，它默認話語權其實應當是一種「被隱藏的權力」，然而事實是，所謂的互聯網世界，本身就只是現實世界的一種延申，它並不可能脫離現實而獨立存在。

換句話說，從貝爾發明第一部電話機開始，關於傳播和話語領域的種種技術進步所指向的，就並不是一個話語權絕對平等的世界。

因為對於話語來說，絕對的平等幾乎就意味著必然的失焦。

舉個例子，你是不是常常會有這樣的感覺，你在群聊里和朋友討論的那些話題，經常說著說著就不知不覺跑偏了？

這種話題的跑偏就是一種話語失焦的體現，它源自權力平等的話語之間的相互衝擊，在這種情況下，只要有一個人在開小差，整個話語的箭頭就無法達成準確的指向。

想像一下，如果把這個群聊擴展一百人，一萬人，乃至一百萬人，又該是怎樣的一種情景。

只有在這種情景下，我們才能明白意見領袖的重要性。

而對於整個未來的發展趨勢來說，我們也可以作出這樣的預測：話語體系的升級並不在於其核心話語權力的平均分配，而在於持有話語權力的意見領袖這一群體的分化。

換句話說，在未來，意見領袖會變得越來越多，越來越垂直，就像無窮多個發送著訊息的廣播電台一樣，它們中的每一個都串聯起來一小部分群體，而它們之間的相互串聯，將構築起整個話語的世界。

而這一場景所帶來的，也將是話語體系的完善和話語權力的充分使用。

這一過程中，社交媒體的功能將從拉攏意見領袖變成創造意見領袖，那些人們所持有的話語權力，將變成點點滴滴的流量和選票，創造出幾百、幾千乃至十萬加體量的全新領袖。

而在這一過程之中，我們和意見領袖之間的距離，無疑也將得到拉近。

你並不能直接和一個古代國家的君王實時對話，如果你打開微博詢問姚晨和鄧超今天的生活狀態，多半也並不會得到回答，因為你們之間的話語層級的對應並不允許這種現象的發生。

但是伴隨著話語體系的進步，我們都相信，能改變的，將會越來越多。（本文首發鈦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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