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觀念在美國不斷變化，隨之而來的性解放對同性戀群體意味著什麼｜石牆 50 年

1969 年 6 月 28 日凌晨 1 點 20 分，西摩爾·派恩（Seymour Pine）決心不再等待。

紐約警局副警督在這個夜晚的目標是紐約格林威治區的一家名為石牆的同性戀酒吧。明面上，派恩希望藉此打擊控制著酒吧的黑手黨，以及他們經營的賣淫和販酒等有組織犯罪。暗地裡，他承認，逮捕酒吧中的同性戀顧客可以提升警方的業績。「逮捕這些客人是很輕鬆的事情，他們從來不會讓你陷入麻煩。」

四天之前，派恩剛剛搜查過石牆酒吧，逮捕了酒吧的負責人，並且查封了酒吧中所有的烈酒。在他準備離開之時，酒吧的所有人之一對派恩說，「如果你想鬧出點動靜，那麼你隨意，但我們明天會照常開門。」派恩被激怒了。這一次，他做好了充足準備，請來了各個政府部門的官員，以便徹底關停石牆酒吧。幾個小時以前，四位採集證據的便衣警官已經潛入酒吧。現在，他對守在門口的另外四個同伴說，「我們走，夥計們。」

派恩以為這一次行動會和以往多次搜查同性戀酒吧一樣順利。事實上，就連酒吧中的顧客也是這樣想的。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發起人之一，藝術家、劇作家埃利奧特·台伯（Elliot Tiber）就是當晚身處石牆的兩百多名顧客之一。「起初，這不過是石牆酒吧又一個聚會的夜晚而已……從慢慢變得激憤的混亂內部，有人呼喊道，今天晚上我們要反抗。我驚呆了，這可從來沒有發生過。我們習慣了搜捕。現在，突然間，空氣中有了革命的味道。」

酒吧中的空氣開始變得緊張，許多人拒絕向警方出示自己的身份證。而當警方安排顧客依序離開時，人群逐漸在酒吧外聚集起來。一個星期之內被兩次搜捕讓人難以忍受，更何況在此之前整個紐約地區的同性戀酒吧有著多年被侵擾的歷史。在警方將黑手黨押上警車之時，一些人開始唱起那個時代最出名的反抗歌曲。肢體衝突開始出現。一名女性同性戀者與警察扭打在一起成為了最終的導火索。

「就在那一刻，騷亂開始了。」紐約新聞周刊《村聲》記者盧奇恩·特魯斯考特（Lucien Truscott）這樣寫道。

石牆當晚的情況 圖 / nola.com

石牆騷亂持續多日，聚集人數也從第一個夜晚的五百多人增加至幾天後的數千人。抗議的對象也從警方逐漸擴展到控制酒吧的黑手黨。一些原本就在為同性戀權益奔走的組織迅速介入。次年，紀念石牆騷亂的克里斯托弗街解放日正式舉行，並在日後逐漸發展成為驕傲月活動。

1970 年代，在將雙性戀、跨性別等其他性少數議題納入其中後，LGBT 權益運動快速發展。

1980 年代，美國民主黨宣布支持 LGBT 權益。美國各州反同性戀的索多瑪法案依次被廢除。

2015 年，美國最高法院賦予 LGBT 全體婚姻權。

時至今日，對於 LGBT 群體的看法可能是美國人在過去 50 年中經歷的最大轉變。根據芝加哥大學主導的社會綜合調查（General Social Survey）的數據，1988 年僅有略高於 10% 的美國人支持 LGBT 婚姻，而到了 2014 年這個比例上升至接近 60% 。認為與同性保持性關係完全沒有錯的美國人比例也從 1987 年的 12% 增長到了 2014 年的 49% 。石牆騷亂是這一切的轉折點。

2004 年，派恩參加了由美國歷史學會主辦的一場關於石牆騷亂的論壇。他承認在 1969 年，警方對於同性戀者懷有偏見。觀眾中有人要求派恩為當年的事件道歉，他如是照做。歷史學者大衛·卡特（David Carter）曾引述派恩的話，派恩說：「如果我的所作所為幫助了同性戀者，那麼我很高興。」

正值石牆騷亂髮生 50 周年，《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將用一組文章，回顧社會、文化等多個因素如何促成了這一事件。如今看來，石牆騷亂的發生似乎充滿偶然性，但在各個層面上，當時的美國社會都已經做好了接納這一個群體的準備。

就算沒有石牆，這一切也會很快到來。

西摩爾·派恩於 2010 年去世 圖 / towleroad

「在 1960 年代尾聲，同性性行為在全國除伊利諾伊州以外的所有地區都是非法的。沒有一部法律，無論是聯邦的、州的、還是地方的，會保護同性戀的男男女女不被槍殺或者剝奪住處。當時並沒有公開承認自己同性戀身份的政客。沒有任何一部電視節目有任何能被識別的同性戀角色。當好萊塢製作一部擁有同性戀角色的電影，這個角色要麼被槍殺，要麼自殺。沒有公開自己同性戀身份的警察、公立學校教師、醫生，或者是律師。也沒有任何一個政黨擁有一名同性戀議員。」

歷史學者大衛·卡特在其著作《石牆》一書中這樣描繪在石牆騷亂髮生前美國社會中同性戀者的生存狀態。在當時全美通行的性悖軌法是造成這一情況的主要因素。它繼承自殖民地法律，又被稱為索多瑪法案（Sodomy Law）。

索多瑪一詞來源於《聖經·創世錄》中索多瑪和蛾摩拉的故事。在原初的教義中，索多瑪和蛾摩拉只是兩個普通的罪惡之城，但在公元一世紀猶太哲學家斐洛將索多瑪被上帝懲罰歸因於城市之中的同性性行為。此後的很多年內，這一謬誤被教會保留，許多宗教人士因此援引這部分的內容，並作為懲罰同性戀者的道德基礎。

同性性行為在歷史上並非始終被列為禁忌。人們如今熱衷於強調這是一種自然的行為，被銘刻於人類的基因當中。在古希臘、古代中國等多個歷史時期，人們都視其為社會中的一種正當行為，也免受社會或顯性或隱性的懲罰。不過，在基督教成為中世紀社會最主要的力量之後，同性性行為開始被認定為一種不正常的人類行為，並因此被管制起來。

現在的學者們都相信，教會之所以將這則聖經故事用作社會規範，撇開宗教上的原因，更多是因為統治者相信這一條教義有利於社會的管控。在中世紀基督教會看來，性作為一種自然驅動的慾望，與上帝所代表的靈性相悖。鼓勵性無助於人們追求上帝，而只有壓制性，才能讓人們臣服於上帝，臣服於以上帝之名散播福音的教會。

「由於性與罪惡等同，禁慾與德性等同，這使得只有一種關於性的表達能夠被容忍，那就是人們只能出於生育的需求去表達並且實踐性。」獨立歷史學者詹姆斯·內爾（James Neill）在《同性關係在人類社會中的起源和角色》一書中這樣寫道。

這種觀念隨後也被漂洋過海帶到了美國。早期願意從英國前往北美殖民地定居的居民大多是清教徒。他們雖然並不贊同天主教會繁複的宗教儀式，但仍然繼承了天主教會的家庭和婚姻觀念。清教徒們相信人不應該遵循激情的衝動，而應該在德性的指導下生活。

「大部分前往新英格蘭地區的早期移民都希望能夠建立一個以家庭為中心的神性社區。」在這種觀念的引導下，北美在十七和十八世紀最終形成了一種嚴格的性行為規範。研究性別歷史的美國歷史學者約翰·德米里奧（John D』Emilio）和埃斯泰爾·弗里德曼（Estelle Freedman）稱之為「家庭中心的，以生育為目的的」性關係系統。「家庭是性唯一可以接受的出口，而它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生育合法的子嗣。」

一切生育之外的性行為都是不被允許的。這也是為什麼索多瑪法在北美被廣泛採用的原因。嚴格意義上來說，任何非常規的性行為都可能會被認定為是非自然的性行為，而被納入索多瑪法的限制範圍之內。口交就因為沒有生育能力而被列入其中，包含有暴力的性行為也被索多瑪法所禁止。部分法律文件也認為，索多瑪法並非是特意針對同性性行為。然而作為一種不能生育的性行為，同性性行為自然也是其打擊的對象。

索多瑪法的庇護下，警方可以輕易拘捕、起訴同性戀者。「便衣警察兩兩配合成一組。一個扮作誘餌，站在便池邊暴露自己，或者穿著緊身褲帶著鑰匙晃來晃去。另一個則遠遠地跟著，作為目擊證人出現。」美國作家阿諾·卡倫（Arno Karlen）這樣描述當時警察的執法情況，並稱在紐約警局於 1966 年停止這種做法之前，每周因此被拘捕的同性戀者數量可以高達 100 人以上。

它創造了一種極其壓抑的氣氛，也同時使得同性戀者在內心深處懷疑自己的所作所為。台伯這樣描述當時紐約同性戀者的精神狀態。「我們是一個分離的社區，一個地下群體，不幸的是它正在腐爛，流溢著憤怒和深沉的不公正感，以及獲得性的永久自我否定。」

在這個意義上，石牆騷亂得以誕生的一個前提，是要在同性戀群體中創造出一種新的自我意識，即不再將同性性行為視為一種罪行。而完成這個任務的則是性解放。在這個過程中，人們逐漸將性行為與生育脫鉤，賦予性行為在生育之外其他的正當性，也就是說人類可以不必以生育為前提享受性行為。

性解放通常被認為是自 1950 年代二戰結束以來的產物。不過，歷史學者現在普遍認為性解放的意識在 19 世紀末就已經出現。事實上，從 19 世紀末到 1960 年代的整個性解放經歷應該被視為一個連貫而又自然的過程，並且從結果上來看，它是一個性行為逐漸非道德化，然後又被賦予新的道德含義的過程。

19 世紀末中產階級的性意識研究來自於歷史學者彼得·蓋伊（Peter Gay）。在《感官的教育》一書中引用了許多生活於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的中產階級的日記試圖證明這樣的觀點，現在普遍認為維多利亞時代的禁慾依然影響著人們對於性愛的看法，然而當時的人們對於性愛的態度已經相對更為開放。

「如果純粹是出於激情，為了滿足其自身的願望——正如我所聽到的那樣，這正是我要可憐她們的原因。性慾只是上蒼詞語我們的一種本能，在我看來，它甚至比渴了就要喝水更符合自然天性，因為對於水的渴求還是一種非自然的、非天生的要求。」這是名為梅貝爾·托德的女性在她日記中寫下的段落，蓋伊認為「托德代表了大部分中產階級已婚婦女」，「布爾喬亞在這種激情方面的記錄非常豐富，從青春期到成熟時期的情侶們都充滿這種激情。」

放在一個更長的時間維度當中，德米里奧和弗里德曼認為這標誌著，人們對於性的理解已經從以生育為目的的道德活動，轉變成了一種浪漫的、親密的性愛行為。

1920 年代，性表達變得更為顯性。好萊塢開始製作有著明顯性意味的電影。菲茨傑拉德和海明威的小說比以往更強調突出了男女感情在其中扮演的作用。而被奉為忠實記錄了美國生活的社會學著作《米德爾敦》詢問了小鎮中超過 550 名高中學生，其中有一半認可這樣一句話：有 90% 的高中學生都參加過愛撫晚會，在晚會上參與者可以自由的擁抱和親吻。

「兩性關係和家庭婚姻的倫理，清楚而迅速地偏離了美國往日的道德準則。這個國家出現了全新的理念：人們覺得貞操和忠誠的美德過於崇高，贊同勃蘭特·羅素夫人提倡的男女共同分享權利，自由體會性經歷的觀點。這種看法似乎蔓延，獲得了公眾的認可。」美國歷史學者弗里德里克·艾倫（Frederick Allen）在他關於 1920 年代美國社會變遷的著作《僅僅是昨天》中這樣寫道。

之所以性解放會被認為是一種當代產物，是因為從 1938 年延續至 1945 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改變了人們對於歷史的感知。一旦意識到這一點，就能夠發現 19 世紀末以來的性解放歷程多少呈現出一以貫之的形態。

在某種程度上，1950 年代性解放運動的捲土重來，與 1920 年代的開放姿態有著如出一轍的外在表徵，包括更唾手可得的色情製品，以及更為頻繁的性行為。事實上，當美國作者威廉·曼徹斯特在《光榮與夢想》中描繪起 1960 年代青少年對於性的草率態度時，他的用詞、句式、以及語氣都看上去與 40 多年前的《僅僅是昨天》並無差別。

兩次世界大戰以及大蕭條，對於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衝擊。一旦日常生活得以恢復，性解放就以一種無可匹敵的姿態，在 1950 年代進一步席捲了整個美國社會。

不過，僅僅將性的褒獎建立在快樂之上仍然顯得過於單薄。歷史上，人們對於享樂主義的批判始終存在，並且將一直困擾著追尋性愉悅的人們。蓋伊就相信梅貝爾·托德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了代價，「她失去了心靈上的寧靜，失去了同時代人慷慨的支持。儘管她有這個世界上最閃亮的意願，她還是傷害了她的丈夫以及她的女兒。」

同樣的問題也困擾著出生於 1894 年的阿爾弗雷德·金賽（Alfred Kinsey）。青少年時期，他受困於自己無處宣洩的慾望以及社會整體對於青少年性慾的壓制。幾十年以後，他帶著一種憤怒的語調寫道：「（整個社會）允許成年人在婚姻中享有一個穩定的性慾出口，這部分是因為他們認可成年男性的性需求。但是他們並沒有意識到，青少年男孩通常會比他們 35 歲的父親，擁有更強的性能力和活躍程度。」

阿爾弗雷德·金賽 圖 / biography

針對這一段話，金賽傳記作者詹姆斯·瓊斯（James Jones）指出，當金賽的父親 35 歲之時，他正好是 13 歲，這也是他那一代男性步入青春期的平均年齡。此外，在傳記中，瓊斯還指認金賽很早就意識到了自己的會被男性吸引，而在當時「很少有同性戀者不會因為擔憂自己的秘密被發現而感到痛苦、不安、以及恐懼。」

「從童年時期開始，金賽就與關於他自身的性的秘密相伴，並且在整個人生過程中都極度分裂。但是，他懂得要改變自己的性需求時多麼困難的事情，而期待來自於整個社會的同情和理解會更容易。為了能夠幫助自己，他也需要幫助別人。由此，他開始了一段改造這個壓抑了自己的世界的艱難旅程。」

而他所利用的武器就是科學。「在我們的歐美文化中，性反應，比其他的生理活動，都更多地被放置在宗教考量、社會禁忌、以及法律標準的規範之下。很明顯，這些習俗和法律對於科學家作為個體，以及對於這一領域的科學研究的限制，使得人類對於性行為知之甚少。」金賽這樣寫道。

在經過對超過 12000 人的調查，其中包括對於 5300 多名男性的面對面訪談之後，金賽在 1948 年出版載有上述段落的《人類男性性行為》一書，試圖提供一種重新理解性行為的方式。5 年以後，金賽又出版了《人類女性性行為》。這兩本著作，奠定了如今金賽引發 1950 年代性解放先鋒人物的地位。

一方面，金賽展現了人們長期以來對於性行為的諸多誤解。例如，金賽報告稱，有大約 37% 的成年男性在其人生中有過至少一次與同性之間的性行為，並且有 10% 在至少三年的時間內表現出明顯並且排他的同性戀傾向。

更重要的是，這些研究第一次將人類的性行為與其承載的文化、道德含義剝離開來，將其作為一種不帶有任何價值判斷的生理行為來研究。瓊斯認為，正是他說服了大部分美國人，人類性行為可以也應該被科學地研究，並且同樣重要的是，科學數據應該被用來指導社會政策的制定。

金賽的研究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尤其是《人類男性性行為》。《時代》雜誌在 1948 年的報道稱，在出版僅僅兩個月之後，其銷量就已經達到了 20 萬冊，「自從《飄》之後，出版業就從未見到如此巨大的成功。」此後，許多流行音樂也都將金賽作為主題，編入他們的歌詞當中。流行文化迅速接納了金賽，也促成了美國人進一步擁抱性解放的觀念。而在金賽於 1956 年逝世之後，威廉·馬斯特斯和弗吉尼亞·約翰遜組成的研究搭檔也迅速接過了金賽對於性行為對的研究。

作為美劇《性愛大師》的原型，馬斯特斯和約翰遜從 1957 年開始就致力於研究人類性行為。馬斯特斯將金賽視為自己研究的基礎，但相比起金賽保守的問卷和訪談，他們的研究方式更為激進。他們要求夫婦在實驗室中做愛，拍攝並用儀器測量性愛的過程。為了讓這種研究方法看上去正當，他們給出的理由是，人們從不對自己的性愛誠實。「謊言、半真半假、自我矇騙、一廂情願、掩耳盜鈴、遮遮掩掩，都會是人們對於自己性生活回顧的一部分。」

這種研究方式震驚了美國人，甚至曼徹斯特在《光榮與夢想》中的描述都不自覺地帶上了誇張的獵奇色彩。「馬斯特斯和約翰遜使用的設備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根塑料電動陽具，他自帶微型照相機和冷光照明，可以觀察和記錄陰道中發生的變化。這跟人造陽具的大小還可以調整，使用它的女人可以控制它的深入長度和推動速度。」

馬斯特斯和約翰遜相信，他們對於性行為的研究有助於人們的生活質量。他們最終向市場推出了一種雙重療法（Dual-Therapy），通過訪談以及觀察，馬斯特斯和約翰遜會給夫婦一些性生活方面的指導和觀察，並引導他們在性生活中獲得快感。「當陰道插入發生時，雙方作為生物都將自己給予對方，以便能夠互相獲得快樂。」約翰遜在一本著作中這樣寫道。

「給予這些醫學事實，馬斯特斯和約翰遜豐富的研究，使得美國人得以從文化的迷信和弗洛伊德式的對於女性的誤解中解放出來。」馬斯特斯和約翰遜的傳記作者托馬斯·梅爾（Thomas Maier）對兩人的研究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進入 1960 年代，年輕人已經能夠十分坦然地面對性，甚至願意享受性——當然，這也歸功於避孕套的不斷普及和改良。而在經歷了科學的去道德化之後，歷史的發展又賦予了性行為一層新的道德保險。人們開始逐漸意識到，性的表達，並不應該只是被允許，更應該被鼓勵，因為性與身份有關，而身份在當今世界已成為天然的政治正確。

生活在 21 世紀的人們對於身份的表達並不陌生，事實上他們已經潛移默化地出現在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用語當中。在美國，人們習慣於將族群劃分為白人、非洲裔、拉美裔、亞裔。而在中國，與女性相關的標籤總是會引發巨量的討論，包括女司機，也包括 Jingyao Liu 與劉強東的性侵案件。

身份總是能夠引起人們複雜的情緒反應。一些人會相信，社會中仍然有系統性的身份不平等現象，例如女性在求職過程中總會遭遇比男性更大的挑戰和麻煩。而另一些人則會認為，身份成為了另一種不公平，例如被大學錄取的黑人學生的平均入學成績要低於白人，更低於亞裔。

身份之所以會與這些話題掛鉤，是因為從這個概念誕生伊始，身份就是被用作裁定一個族群是否受到系統性的歧視的評判依據。阿爾伯塔大學（University of Alberta）教授克里希達·海耶斯（Cressida Heyes）將身份政治定義為，一個被主流群體邊緣化的群體，因為感受到了共同的不平等經歷，而發起的一系列政治運動和理論嘗試。這裡的關鍵詞是「不平等」。也就是說，身份本身並非是目的，而是因為一些社會的系統性歧視是圍繞著身份這一標籤起作用，才使得身份成為了政治運動的目標。

當代身份政治運動的起源大多被追溯到 1950 年代的民權運動。1955 年，黑人女性羅莎·帕克斯因為拒絕在公交車上為白人讓座，引發了長達 381 天的黑人社區抗議。1957 年，由於阿肯色州拒絕執行最高法院於 3 年前作出的取締黑人白人分校判決，該州首府小石城在當年 9 月陷入混亂。

「人數成倍增長，到後來學校周圍有將近 1000 人，存心滋事打架。警察看到黑人記者被攻擊時表現出的軟弱，讓這些人意味尋釁鬧事可以逍遙法外。他們一時找不到新的攻擊目標，索性對白人記者也動起手來……上午 11 點 50 分，曼市長只能投降，命令黑人學生離開學校。惡棍們獰笑著散去。」曼徹斯特在《光榮與夢想》中如是寫道。

與以黑人為代表的反對種族歧視運動同樣熱烈的，還有女性反對性別歧視的運動。「女權主義在 1960 年代開始獲得一大批追隨者。民權運動和反戰示威動員了數以百萬計的人們，當時的道德標準以及平等主義的話語，使得女權主義的正義得到了背書。」政治學者巴拉達特和菲利普斯在《政治意識形態：起源和影響》中寫道。

民權運動和女權運動在本質上提醒了當時的人們這樣一件事情，正是因為身份成為了社會系統性歧視的一個方式，因此要改變歧視，爭取自己的權利是可以通過身份入手的。在這個意義上，民權運動和女權運動對於身份的強調很快就泛化到了其他的維度之上，包括但不限於年齡、宗教、文化、殘疾、教育、國際、職業等等。而這其中自然也包括性取向和性表達方面。

人們能夠很自然地將性理解為一種身份自然也有其原因。1910 年代，弗洛伊德理論在美國成為流行。性是個體的需求，並且會以各種方式表現出來的理念，被大部分美國人毫無障礙地接受了。正是在這個層面上，人們相信性與個體有關，是個人表達的一種方式，也就是身份的一種。

而在同性戀成為一種身份之後，活動家開始模仿種族、性別等身份議題，試圖證明同性戀作為一個族群受到了系統性的歧視，並且他們有權要求更公正的對待。1968 年，在北美同性戀組織大會上（The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f Homophile Organizations），弗蘭克·凱姆尼（Frank Kameny）第一次提出了提出了「同性戀是好的」（Gay is Good）這樣一個口號。模仿黑人民權運動中「黑人是美的」（Black is Beautiful）。

這個口號成為了後來同性戀驕傲月中驕傲概念的核心，也喚起了同性戀者自我的身份意識。誠然，這種意識在 1960 年代尚未形成一種被學者們高度概括和精簡的理論體系。但在石牆的眾人心中，「同性戀是好的」這一口號背後所代表的身份理念已經成為了一種集體潛意識。

在石牆騷亂髮生當夜，瑪麗亞完成了自己的變裝。他本名是史蒂夫·里特，但在內心深處，他相信自己是一名女子。瑪麗亞以前去過石牆酒吧，這一晚也恰好是他成年的日子。在去往石牆的車上，盛裝打扮的她感到異常激動，「我覺得自己終於到了這樣一個年齡，我終於長大了。我將會有能力終於過上一種我自己想要的生活。因為我長大了，終於獲得了一些自由，我真的很激動。」

「當社會因為你的性行為而憎恨你時，性就成為一項革命運動，對許多人而言，也是一種表達憤怒的行動。」台伯寫道，「它是一根豎起的中指，是對所有那些鄙視你的人最致命的回應。它正視了差異。它堅決要求生活的權利。」

石牆酒吧中的客人們已經準備就緒。

性的解放帶來了更多性的表達。從 1950 年代開始，一本名為《一》（ONE）的雜誌成為了美國第一本獲得全國性影響力的雜誌。在下一篇中，我們將探討，這本雜誌如何改變了美國司法體系對於同性戀者的態度，並且塑造了同性戀群體的潛意識。

參考資料：

Frederick Lewis Allan: Only Yesterday;

William Manchester: The Glory and the Dream;

David Carter: Stonewall: The Riots that Sparked the Gay Revolution;

John D"Emilio and Estelle B. Freedman: Intimate Matters: A History of Sexuality in America;

Peter Gay: Education of the Senses;

James H. Jones: Alfred C. Kinsey: A Life;

Arno Karlen: Sexuality and Homosexuality - A New View

Thomas Maier: Masters of Sex;

James Neill: The Origin and Role of Same-Sex Relations in Human Societies;

Elliot Tiber: Taking Woodstock;

題圖 / 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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