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原被「戲說」歪曲的明清海禁：到底誰是海禁的受益者和支持者？

編者按：海禁，是關於明清時代海上貿易繞不開的話題。甚至還有很多人認為是海禁導致了倭寇的出現。但海禁真的是簡單的禁止海上貿易嗎？誰在禁止海上貿易？又是誰在海禁里獲利呢？

古代的海貿，參與的商民可以分為三種，小商民，中等商民，有官方背景的鉅賈。而在中國古代農業社會重農抑商的背景下，新產生的鉅賈也往往會尋求官方背景，他們有的被拒絕並遭到毀滅性的打擊，比如嘉靖朝的汪直、徐海、麻葉、陳東等人，有的則因為為朝廷做出一定貢獻或其他的原因而得到許可，比如鄭芝龍，但得到官方最高許可是非常困難的，絕大部分的鉅賈尋求的是與地方官僚勢力勾結，官商互利。

大清官海瑞一生無子，其養子養孫卻憑藉海瑞的影響力成為巨富，海述祖更是有殺人越貨嫌疑

如海瑞的養孫海述祖，其父海中適憑藉海瑞侄女婿，歷任貴州鄉試、兵部副使、湖廣巡撫、兵部左侍郎等職的高官梁雲龍及其家族的庇護，就成為了海南的海貿巨富。到了海述祖一代更上一層樓，富可敵國，據說海述祖曾經將38名上其大船的走私商人殺死在海上，奪取其貨物資財，然後謊報說【狂風敗舟,幸憑擎天柱，遇救得免】。明代的海禁政策，一直為無力買舟出海的小商民留下了足夠的生存空間。即便是海禁最嚴格的永樂朝，小商民也可以選擇參與官營貿易（參見冷兵器研究所之前的文章《為何永樂大帝下西洋的同時也搞海禁？關鍵得看禁的是誰的海上貿易》）。

鄭和下西洋收購到的寶貨由商民們代為銷售，許多百姓因此得以致富

到了正德朝開放異國與明朝的私人貿易，小商民更是可以在外國船上門交易時，與其進行貿易。而這種貿易形式容易管理，在洋人為大清管理海關用火輪船打擊走私之前，一直是唐宋元明清各朝貿易收入絕大部分的來源。但是中等商民在明朝生活似乎不如在大清。明朝限制商民出海，後來隆慶開海，亦不過開月港，每年發放船引88引，後來增加到110引，至於廣州等其他港口是否允許商民出海，因為史料缺乏，至今還頗有爭議。

開放後的月港景象，隆慶帝雖然開海，對於發放船引還是有些扭扭捏捏

當然，110引船引實際上不少。按清代大臣阿里袞的奏摺，廣州海關每年交稅給清廷的船隻，在乾隆十七年僅有20——30艘！由於廣州商船稀少，到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為了滿足廣州十三行商人的利益，關閉了閩海關、浙海關、江海關，改四口通商為一口通商。

清代粵海關

按照《康熙朝實錄》中的記錄，康熙時代蘇州船廠每年造船出海貿易數量就號稱多達千餘艘，與上面的數據對比，事實證明，即便不限制，出海商民願意納稅的也是少之又少，絕大部分選擇走私。這也是為什麼重商的宋元仍然收不到多少商稅的緣故，譬如南宋每年海貿收入最多時也只有數百萬貫銅錢。而羅伯特·赫德打理大清海關用火輪船抓走私之後一年能收上2000萬兩更說明了這點。

清末由洋人羅伯特·赫德打理海關使得關稅收入暴增

但是比起清代對於商民出海，除了年限之外不做限制（限制年限是因為大清很畏懼漢人在南洋建立勢力，深惡痛絕，見到漢人勢力擴張就恨得牙痒痒），大明這110船引好像還是少了點，之前更是連110船引都沒有，為什麼會這樣呢？如果我們再聯繫嘉靖朝朱紈嚴厲打擊走私，被浙江福建士紳發動在中樞的勢力攻訐，被迫自殺，我們就能發現，閩浙士紳似乎並不願意開海。

閩浙士大夫一方面反對開海，另一方面又把嚴格執行海禁的封疆大吏朱紈迫害而死

在海禁的前提下，有官僚支持的走私商人沒有被朝廷打擊的風險（除非碰上朱紈這種愣頭青），而沒有官面背景的走私商人有這個風險（雖然很小，明代海禁絕大部分時候執行上很寬鬆），這樣的情況，對於缺乏背景的中等商民是不利的。一旦開海，中等商民就能和官商勾結的鉅賈進行相對公平的競爭了。閩浙地區以富庶著稱，在宋元兩朝，其富民長期逃避稅役，勾結官僚，使得國庫空虛。明初開國，朱元璋曾經對閩浙地區的富民進行打擊，但治標不治本，其地的士紳勢力很快又崛起，影響朝堂。

所以明朝開海進程的緩慢，以及隆慶開海的有限性，與這些閩浙富民的操縱，當然是分不開的。清朝不是很給閩浙富民面子，是否證明大清能夠更好地打擊豪強，保護平民利益呢？並不是如此。清朝土地兼并歷朝歷代第一，而晉商也在清朝過得猶為滋潤。何炳棣更是在《明清社會史論序》中指出清代平民向上流動機會遠不如明朝。

美國清史權威何炳棣先生

可見閩浙士紳在清朝影響力下降，乾隆皇帝寧願給廣東士紳面子，改四口通商為一口通商，這與打擊豪強什麼的沒有半點關係。由於閩浙是清軍南下中所經過的最富庶地區，而開國時清軍基本上是沒有軍餉的，軍紀極劣，在閩浙地區進行了極為殘酷的大屠殺。康熙朝為了對抗明鄭，又實施了遷界禁海，造成巨大的破壞。這些活動，造成了民間對於清廷的仇恨。所以後來，清廷對閩浙地區的士紳並不信任也是情理之中。那麼廣東士紳取得清廷信任，是否就證明廣東人在明末不如閩浙士紳有骨氣，抵抗少呢？

清代平南王尚可喜，以血洗廣州著名

不然，廣東民風彪悍，在明末表現得尤其有骨氣，李定國與清廷便多次拉鋸於廣東。於是在明末清初遭到的破壞，更加驚人，如尚可喜屠廣州，據說一次就屠殺了八十萬人。但是因此，廣東士紳在明末清初幾乎遭受了毀滅性的打擊。新產生的士紳階層，許多都是尚氏集團的殘餘，是由尚可喜集團及清廷扶持起來的。這無疑也是廣州十三行能夠得到清廷信任的理由。

尚可喜家族在廣州的影響力一直持續到今天，不斷舉行紀念活動

值得一提的是，明朝限制商民出海，是損害了中等商民的利益。而廣東十三行的存在，證明在清代，官商勾結的鉅賈已經不滿足於和中等商民爭利，他們更是將手伸向了陸上與外國商船的貿易，通過尋求代理官營形成壟斷，使得無力出海的小商民之生計，也遭到了致命的打擊，這個情況在乾隆改四口通商為一口通商之後更加明顯。

清代廣州十三行洋館景象

有些人認為明代汪直、徐海等人是有追求的海商，而指清代蔡牽、張保仔等人為窮凶極惡的海盜，這種看法是偏頗的。為什麼清代海盜中出身底層者多，實是因為乾隆改四口通商為一口通商之後，底層商民無力從各地轉運貨物到廣州港與外國人貿易，無以為生，不得不出海為盜。則我們可以看到，至少在底層商民的保護方面，明代是比清代好得多的。

鈕琇《虞初新志》：海忠介公之孫述祖，倜儻負奇氣，適逢中原多故，遂不屑事舉子業，慨焉有乘桴之想。斥其千金家產，治一大舶，其舶首尾長二十八丈，以象宿；房分六十四口，以象卦；篷張二十四葉，以象氣；桅高二十五丈，曰擎天柱，上為二斗，以象日月。治之三年乃成，自謂獨出奇制，以此乘長風破萬里浪，無難也。瀕海賈客三十八人，賃其舟，載貨互市海外諸國，以述祖主之……家人蚤聞覆溺之信，設主發喪，乍見述祖，驚喜逾望。述祖亦不言所以，但云狂風敗舟，幸憑「擎天柱」遇救得免。次年入廣州，出囊中珠，鬻於番賈，獲貲無算，買田終老。康熙丙子，粵僧方趾麟親訪述祖，具得其詳。時述祖年已九十六，貌如五十歲人。

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又自永樂改元，譴使四齣，招諭海番，貢獻畢至。奇貨重寶，前代所希，充溢庫市。貧民承令博買，或多致富

《乾隆十七年（1752年）三月一日阿里袞奏摺》：粵海一關，內河外海，口岸繁多，商舶番船，貨物紛雜……海關稅銀，全賴洋船出入，歷年多寡不一。大概每年內地商船出入海口者，約自二十餘只至三十餘只不等，外夷洋船，約自十餘只至二十餘只不等

《康熙朝實錄》：朕南巡過蘇州時見船廠問及，咸雲每年造船出海貿易者多至千餘、回來者不過十之五六。其餘悉賣在海外齎銀而歸。官造海船數十隻、尚需數萬金、民間造船、何如許之多……二十六日，命出海船隻不許多帶口糧，于海壇截留出南洋船隻。並諭：「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此朕（康熙）逆料之言。」

《明史·朱紈傳》：閩人資衣食于海，驟失重利，雖士大夫家亦不便也，欲沮壞之……具狀聞，語復侵諸勢家。御史陳九德遂劾紈擅殺。落紈職，命兵科都給事杜汝禎按問。紈聞之，慷慨流涕曰：「吾貧且病，又負氣，不任對簿。縱天子不欲死我，閩、浙人必殺我。吾死，自決之，不須人也。」制壙志，作絕命詞，仰藥死。

何炳棣《明清社會史論序》：分析結果以平均數而言，明代平民出身進士約佔總數50％清代則減至37.2％；而父祖三代有生員以上功名者，則由明代的50％升至清代的62.8％；可見平民向上流動機會漸減清代，尤其清代後期，大行捐納制度，富與貴密結合，影響力量趨強；遂使平民向上流動機會大減。

《靖海紀事》，陳遷鶴所作《敘》：勒期僅三日，遠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騎即至，一時蹌踉，富人盡棄其貲，貧人夫荷釜，妻襁兒，攜斗米，挾束稿，望門依棲。起江浙，抵閩粵，數千里沃壤捐作蓬蒿，土著盡流移

葉顯恩《世界商業擴張時代的廣州貿易》：廣州貿易的繁榮，是以犧牲沿海各港口的貿易作為代價取得的。我們不能以此推論當時整個中國外貿的發展程度。中國各地的產品不能就近運往便捷的港口，而必須遠途跋涉運來廣州，增加了商品的運輸費用。從全局看，顯然有損於中國經濟的發展。

本文系冷兵器研究所原創稿件。主編原廓、作者曲墨封，任何媒體或者公眾號未經書面授權不得轉載，違者將追究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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