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為何沒把農民軍扼殺在搖籃里，反而任之成了內部大患

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起義軍包圍北京城，崇禎無法突圍，選擇上吊自盡。對明朝而言，這是一場毀滅性的動亂。而這場動亂的序幕，要追述到19年前。天啟五年，陝西爆發災荒，饑民四處流竄。兩年後，陝西澄城王二起義。

在最初階段，農民軍聲勢並不強大。他們當中的大部分人沒有經過正式戰鬥訓練，更想解決溫飽問題，而非金鑾殿當皇帝。這是起義軍非常弱小的階段。可是明朝卻沒能及時掐掉這個不好的苗頭，而是讓它肆意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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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跟明朝當時面臨的情況有很大關係。明朝中後期開始，一直有嚴重的財政危機。官紳皆不納稅，朝廷又要供養遍布各地的宗室藩王，皇室也揮霍無度。

萬曆年間，倉場侍郎趙世卿就曾上書皇帝：「太倉已入不當出。」可歷任皇帝都頻繁把手伸向國庫。為斂私財，皇帝加征賦稅，派宦官到全國各處，民怨隨起。

即便朝中有官員勸諫，只能口頭上遏制，無法真正控制皇帝的私慾。皇權至高無上，民間雖有怨言，百姓卻無法對這些高高在上的當權者表示自己的憤怒。

朝政腐敗，官場只求謀取私利。百姓疾苦，無人能為他們痛呼。邊境頻頻用兵，國庫不足，朝廷便加重賦稅，掠奪百姓。

為躲避賦稅，很多人將土地寄掛在豪紳大戶名下，希望能減輕負擔，卻不料土地被趁機奪走，稅收仍需承擔。流民愈多，朝廷可收賦稅愈少，國庫日漸萎縮。萬曆年間，張居正曾推行「一條鞭」法改革，一定程度延緩財政危機。

當時明朝國庫收入可達三百萬兩白銀。張居正去世後，國庫積蓄很快被消耗殆盡。財政危機，為後來明朝的形勢變化，埋下諸多隱患。

明朝中後期時，百姓造反的事情並不罕見，正統、嘉靖開始，明朝多次發生小規模農民起義。這些起義最終都被平定。也正是這個原因，一定程度造成明朝對這場起義在初期時的忽視。

而作為這場起義的源頭，陝西情況又有不同。陝西是明朝西北軍事重鎮，當地駐紮有大量軍隊。明朝制度中，軍隊以屯田作為補充軍糧物資的辦法。

當時陝西一帶的肥沃土地，都被軍隊佔領，剩下那些貧瘠荒涼的土地，才歸百姓所有。朝廷對陝西的賦稅攤派又極重。有田賦、人丁稅、草料稅、鹽稅、茶稅、畜稅、牙稅、當稅等雜項稅銀。官員又趁機勒索。百姓生活異常困難。

當時的官場，不僅腐敗，且能力低下，辦事效率極低。衙門事務，大多由胥吏掌握。官員名在高位，手無大權，形同傀儡。陝西官場的腐敗無能，不僅讓百姓生活艱難，也讓朝廷沒有對形勢做出準確判斷。

明朝末年的軍隊，也是危機重重。明朝開國時，以屯田滿足軍用。這些土地本就肥沃，窺覬者頗多。宦官成為較早侵蝕軍營屯田的人。軍營屯田數量不斷下降。

明英宗時，戰事增加，屯田無法耕種，朝廷撥款，為士兵發放軍餉。隨著明朝財政緊缺，士兵軍餉經常被拖欠，各級官員又暗中剋扣，底層官員可以得到的軍餉更少。

隨著災荒頻起，米貴錢賤，軍士生活一樣艱難，逃兵日益嚴重。軍營士兵數量大幅度降低。嘉靖時期，京軍仍有二十多萬人，天啟年間，京軍不足九萬。

萬曆時期，很多士兵又被調去修建工程，不大從事訓練。崇禎時期，京軍的軍事操練已經停止。軍隊戰鬥力衰落極快。

陝西旱情本就嚴重，災荒一起，百姓更是沒有活路。農民起義便醞釀而成。很多士兵也加入起義軍中。這些人跟農民軍不同，他們受過軍事訓練，有較為豐富的作戰經驗。

他們的加入，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明朝守軍的戰鬥力。再加上陝西當地又多高山，起義軍跟官府交戰，稍有不利，就躲入山中，無法剿滅。

從天啟到崇禎時期，朝廷內部爭鬥嚴重，黨同伐異，內外大事，很多都被耽誤了。況且當時明朝又要面對北方關外的軍隊，根本無暇顧及陝西當地的農民起義。

直到崇禎二年，崇禎皇帝才派遣楊鶴總督陝西三邊軍務，負責處理此事。楊鶴認為農民造反，都是因為朝廷沒有處理好饑荒民生問題，應當安撫百姓。

所以楊鶴帶著崇禎從私人庫房裡撥出的十萬帑金，以及藩王資助5萬兩白銀和兩萬石糧食，適應招撫政策。這筆銀子跟陝西災情相比，確實不夠。屋漏偏逢連夜雨。

崇禎三年、四年，陝西都有嚴重旱災。四年冬季，陝北又出現雪災，人畜死傷大半。崇禎五年，饑荒爆發，西北又爆發蝗災，向關中、長江、淮河等地蔓延。

楊鶴主張招撫的政策無法推行，而朝廷內部，其實一直有主張以軍事圍剿的官員。楊鶴被逮捕入獄。但因崇禎遇事急躁，急於求成，朝廷政策一直在剿、撫之間搖擺不定。內外積弊，農民起義軍終成燎原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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