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有不測風云：1949年之後的巴金
撰文：商昌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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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1949年，巴金的生活陷於「內憂外患」的境地。於家庭來說：受戰事影響，上海人心浮動，物價暴漲，僅靠稿費維持生活的巴金不得不向開明書店借支二十塊銀元以保障一家三口的吃飯和住房問題，也不得不到林森路（今淮海路）去學著倒賣銀元。4月，好友馬宗融病亡，巴金收留了兩個未成年的孩子，家庭負擔更重了；於事業來說，與吳朗西等合作經營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作出現分歧，還要應對那些催要版稅的作家。這一切都讓他大傷腦筋，甚至無暇顧及上海城外的槍炮聲。
5月27日清晨，在迷迷糊糊中聽了一夜槍聲的巴金接到報館友人打來的電話：上海迎來「解放」。好奇之餘，巴金約上好友黃裳一起到南京路去看軍隊進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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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尚未擺脫生活困頓的巴金接到周恩來署名的電報，邀請他出席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巴金為此興奮而激動，因為對他這個於革命沒有什麼貢獻反而曾經因為信仰無政府主義的自由職業者來說，這不僅是一種價值的認可，更是一種政治身份的認同。於是，巴金滿懷希望地踏上北去的列車，與那裡的新老朋友共享這一歷史時刻。
憑藉著文壇的影響力和良好的人際關係，巴金同時被「選」為全國文聯和文協委員會委員。隨後又被補定為代表，出席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雖然仍是去「吃飯和鼓掌」（韋君宜《思痛錄》），但他還是為此興奮不已。10月1日，他身著灰色幹部制服，以中央文化教育委員的身份榮幸地登上象徵權力、地位和榮譽的天安門城樓觀禮台，親身分享和感受了這一萬眾矚目的盛典，這讓平民作家巴金切實找到了翻身解放、當家作主的感覺。「文革」後，當他重新拿起筆時仍念念不忘當時的情景：
1949年10月1日，我在人叢中望見天安門廣場上數不清的迎風招展的紅旗，聽見春雷般的熱烈歡呼，從下午3點起連接六個小時高呼「毛主席萬歲」和毛主席洪亮而親切的回答「同志們萬歲」的聲音響徹雲霄。我離開陽光照不到的書桌，第一次在廣大的群眾中間，如此清楚地看到中國人民光輝燦爛、如花似火的錦繡前程，我感覺到心要從口腔里跳出來，人要縱身飛上天空，個人的感情消失在群眾的感情中間。
參加開國大典的群眾
在這樣良好的開端中，巴金的生活與以往截然不同了，最明顯的變化是持續不斷的「戴帽加冕」和不斷增多的「會」。僅以1949年10月後的一年為例，他先後榮任上海市文協副主席、創作部部長，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委員，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上海分會理事，上海市文聯副主席等大小不一的官職；他也先後參加了上海市第三屆各界人民代表會、上海市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上海市第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第二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北京各界慶祝抗美援朝勝利大會等大大小小的會議。
這時的巴金確如沈從文所譏評的「十分活躍，出國飛來飛去，當成大賓」。巴金雖不像茅盾、夏衍、丁玲等「華威先生」那樣每會必講，但坐主席台的次數也不少，「會」已經成為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此他還專門撰文《「會」把我們更緊密地團結在一起》：
我需要友愛，「會」要給我溫暖；我感到能力薄弱，「會」要給我幫助。離開了「會」，我只是孤立渺小的個人，生活在自己弟兄姊妹的中間，我對工作才有更大的信心。「會」把我們大家更緊密地團結在一起，「會」加強友愛的空氣。
面對如此紛繁的「會」，巴金樂此不疲，因為這不僅是他為新社會服務的一種體現，更重要的是，這些「會」讓他找到滿足感——一種中年男人的潛在的成就感。因為1949年的「會」，在某種意義上象徵著價值和地位，是一種與來自市場和讀者完全不同的認同。從巴金與「會」的積極性和熱情度來看，他及他的家人，尤其是一直崇拜他的蕭珊，都充分體驗到這種感覺。所謂夫貴妻榮，在中國傳統家庭是再平常不過的事。因此，對於以前從沒有參與過國家、國際會議的巴金來說，「會」著實滿足了他的這種心理欲求，所以即使是「疲乏不堪，但精神很好」。（《巴金致蕭珊》）因為畢竟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疲乏」的，正如同蕭乾在《風雨平生——蕭乾口述自傳》所說：交中蘇友好協會會費本是討人煩的，但對那些沒資格交錢的人來說這卻是一種榮譽和地位的體現，所以交錢也就心甘情願了。不過這種感覺是有一定限度的，一旦新鮮感過去，它的弊病也就會顯現出來。巴金後來「怕開會」、「動腦筋躲開一些會」、「心不在焉地參加許多會」便是這樣的結果。當然，「躲開的會」也都是些無足輕重的會，那些重要的會還是踴躍參加的。
還有一點通常不被人們注意，也是研究者不願談及的，就是「會」能夠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因為與「會」的頻率可以體現出級別的高低和身份的尊卑，在高度計劃――指令性――經濟體制中，「毛頭小子」的文章和書是很難有機會出版的，只有「有頭有臉」的人才能得到更多的發表和出版機會，而且在發行量以及稿費方面還能得到保證，這對於1949年後不拿國家工資而僅以稿費生活的巴金來說，【傅雷當年也不拿政府工資而靠稿費生活；丁玲在1952年獲得斯大林文藝獎金後，宣布不領工資，靠稿費生活，甚至連勤務員、保姆兼廚師（根據丁玲的級別政府出錢給配備）的工資也都靠她的稿費。】未嘗不是「漂亮」的事。可以想見，1949年還在霞飛坊租房、靠借債度日的巴金，至1955年已買下武康路的二層公寓【1952年憑藉《青枝綠葉》成名的劉紹棠，1956年春用稿費在中南海附近買了一座小三合院，包括住房五間、廚廁和配房四間，還有十餘棵老果樹，共花了2000元。】，這其中不能說沒有「會」的功勞。巴金的稿費具體多少很難統計，不過1956年中共中央召開「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後，出台了一個文件《關於高級知識分子待遇問題的意見》，其中關於作家待遇的情況是這樣設定的：作家今後得到報酬的主要方式是稿酬。新的稿酬辦法文化部已經擬定。根據新的稿酬標準估算，作家的收入將比過去有所提高。一般作家，每年平均可寫小說七萬字，印三萬冊，以每千字二十元記（新稿酬辦法規定每千字十——三十元），全年可得稿酬2380元，平均每月約二百元。著名作家可得到較多的稿酬。如老舍，1950年至1955年，平均每年寫十五萬五千字，若按每千字三十元估計，印三萬冊，全年可得7905元，平均每月659元。又如劉白羽，一九五一年至五五年平均每年寫十五萬四千字，按每千字二十五元計，印三萬冊，全年可得6545元，平均每月約545元。
欣喜、興奮之餘，巴金也多少有些慚愧。畢竟這個勝利是人家拿鮮血和性命換來的，自己是不勞而獲、坐享其成，也就難免「有一種負債未嘗的感覺」。巴金當時便表示：這「好比一個人在無意間受到了別人的恩惠，他當時不知道，施惠的人也不曾覺得，可是有一天受惠的人明白了，他想表示一點謝意，也不過是為了使自己心安而已，對別人並無好處，對施惠的人更說不上報答」。心安也好，報答也罷，作為「受惠者」一定要有所表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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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文代會期間，巴金在感受老友相聚、結識新友的同時，也感受到那些異常活躍的身著黃軍裝、灰制服的老解放區來的作家的優越感，他的心裡便起了異樣的變化。鳳子在晚年與李輝的談話中曾表述過這種心情，她說：自己「和許多曾經生活於『白區』、『國統區』的代表，為一個企盼已久的新時代終於到來而歡呼，也為能同來自解放區的同行們相聚而興奮。但是，生活區域的不同，歷史身份的不同，導致彼此的感覺和心情，有著明顯差異。那些身著軍裝隨著解放軍的炮聲大步走來的解放區文藝家，有資格擁有自豪與驕傲，相形之下，他們是被解放的，這就難免不帶有一種無法迴避的慚愧，甚至自卑」。
同時，「最有才華」、「待人最好、最熱心」、「敬愛的畏友」沈從文，竟然因言論而被排斥在文藝隊伍之外，這讓他充分感受到全權政治的威嚴和不近人情。
文代會後不久，中國作協副主席、《文藝報》主編丁玲在北京青年團的講座中批評說：「巴金的小說可以使人有作為，也可以使人嚮往革命」，但是「那種革命，上無領導，下無群眾，中間只有幾個又像朋友，又像愛人的人在一起革命，也革不出一個名堂來」，所以「跟他過去的作品去走是永遠不會使人更向前走。今天的巴金，他自己也正在要糾正他的不實際的思想作風」。其實，聰明而敏感的巴金來京前就已經意識到自己該做什麼了。
1949年7月17日，巴金應《人民日報》之約，寫了自己參加會議的簡短感言：「我參加這個大會，我不是發言的，我是來學習的。」「好些年來我一直是用筆寫文章，我常常嘆息我的作品軟弱無力，我不斷地訴苦說，我要放下我的筆。現在我卻發現確實有不少的人，他們不僅用筆，並且用行動，用血，用生命完成他們的作品。」
隨後巴金以《一封未寄的信》為題，再次表達了自己的愧疚：「由於你們，我看見了一個那麼廣泛的文藝活動，由於你們，我才知道有人用筆做了那麼多的而且那麼直接生效的工作。」「你們中間有許多人卻用筆蘸著血在工作。你們消耗的是生命，是血」，而「我的筆蘸的是墨水」。「我們同是文藝工作者，可是我寫的書僅僅在一些大城市中間銷售，你們卻把文藝帶到了山溝和農村，讓無數從前一直被冷落、被虐待的人都受到它的光輝、得到它的溫暖。我好像被四面高牆關在一個狹小的地方，你們卻彷彿生了翅膀飛遍了廣大的中國，去散布光明」。
或許是巧合，巴金文中的「你們」與「我（們）」，與毛澤東在第一屆文代會上的講話中的「你們」、「我們」遙相呼應，或許他清楚自己屬於「你們」之列。這難免不讓人想起馬雅可夫斯基在《澡堂》中的一句經典台詞：「閣下，請下命令，我馬上就轉。」
1951年，開明書店出版了由茅盾主編的《新文學叢書》，共收入「五四」以來22位知名的「進步」作家的作品。這套叢書在1949年後佔有重要地位，不僅因其是第一次較系統地出版「五四」以來作家的叢書，而且這套叢書開了作家根據政治的需要而大範圍地修改原著的先河，後來通稱為「開明版」。
巴金選擇了《亡命》《奴隸的心》等22篇較「進步」的作品予以結集，同時作了必要的調整和修改。按照要求，他還為選集撰寫了一篇不同於以往的「自序」。文中，在簡要交代自己如何走上創作道路後，他總結說：
我的作品中思想性和藝術性都薄弱，所以我的作品中含有憂鬱性，所以我的作品中缺少冷靜的思考和周密的構思。我的作品的缺點是很多的。很早我就說我沒有寫過一篇像樣的作品。現在抽空把過去二十三年中寫的東西翻看一遍，我也只有感到愧悚。
他還說：「雖然我的作品沒有為這偉大的工作盡過一點力量，我也沒有權利分享這工作的歡樂」，「我的一枝無力的筆寫不出偉大的作品」，但「為了歡迎這偉大的新時代的來臨，我獻出我這一顆渺小的心」。從「序言」中不難看出，為了迎接新時代的來臨，巴金主動否定了自己以往的創作，尤其是帶有無政府主義色彩的作品。這種否定既包含迎合政治的成份，也包含真誠的成份。所謂真誠，主要緣於巴金對文學啟蒙的質疑和否定，因為自己的作品所起到的作用不過是讓一些人背叛了家庭，卻在推翻「舊社會」、建設新社會這一方面無所作為，而階級文學卻做到了這點，這也是他「感到愧悚」，想把作品藏起來的原因之一。
巴金的《激流三部曲》
1953年，巴金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家〉新版後記》中寫道：「像這樣的作品當然有許多的缺點，不論在當時看，在今天看，缺點都是很多的，不過今天看起來缺點更多而且更明顯罷了」。他接著說：「事實上我本可以更明確地給年輕的讀者指出一條路，我也有責任這樣做。然而我當時還年輕，幼稚，而且我太重視個人的愛憎了。」
看得出，巴金已經把握住了自己作品的「缺點」，並在此後的檢討中頻繁地觸及這些問題。如在談到《憩園》時，他檢討說：「我寫了《憩園》的舊主人的必然的滅亡和新主人的必然的沒落，可是我並沒有無情地揭露和嚴厲地鞭撻那些腐朽的東西，在我的敘述中卻常常流露出嘆息甚至惋惜的調子。我不應當悲惜那些註定滅亡和沒落的人的命運。衷心愉快地唱起新生活的凱歌，這才是我的職責。我知道當醫生的首先要認清楚病，我卻忘記了醫生的責任是開方和治好病人。看出社會的病，不指出正確的出路，就等於醫生診病不開方。我沒有正確的世界觀，所以我開不出藥方來。」在談到《激流三部曲》時，他檢討說：「我為自己的許多缺點感到慚愧。在我的這三部小說中到處都有或大或小的毛病。大的毛病是沒法治好的了，小的還可以施行手術治療。我一次一次地修改，也無非想治好一些小瘡小疤。」
巴金正是在這種不斷否定自我的過程中，思想逐步發生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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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雖廁身為體制中人，但也清楚自己不過是裝點門面的統戰對象之一，所以在最初的時候，他甘願位居邊緣，並以一貫低調的處世哲學遠離政治漩渦。在批《武訓傳》、思想改造運動、「三反」、「五反」、批《紅樓夢研究》、批胡適等運動中，他都是站在圈外。
不過，在胡風的問題上巴金走了下坡路。運動之初，巴金還想繼續「矇混過關」。因為在他看來，胡風是一個熱情的、思想激進的革命作家，起碼比自己進步得多。但在形勢越來越嚴峻之時，身為全國作協副主席、上海文聯副主席的他，也不得不匆忙上陣，因為他的領導已經發出了「我們必須戰鬥」的號令。應《人民日報》之約，巴金撰寫了《必須徹底打垮胡風反革命集團》，而後又發表了《談〈窪地上的戰役〉》。「文革」後，巴金在《懷念胡風》一文中披露：「運動開始，人們勸說我寫表態的批判文章。我不想寫，也不會寫，實在寫不出來。有人來催稿，態度不很客氣。」
巴金所遇到的情況在當時應該說是具有普遍性的。著名歷史學家雷海宗曾說過一句話：中國知識分子一言不發的本領在全世界的歷史上，可以考第一名。這話是意在批判中國知識分子麻木、冷漠和苟且的劣根，但是在批判胡風運動中，這也變成了「高風亮節」，成為人們難以企及的彼岸。在「沒有不說話的自由」（胡適）的境遇中，巴金自然在劫難逃。尤其是身為體制中人，他必須要遵守體制的規則和潛規則，這是巴金的悲哀所在，因為在應該沉默的時候，他無法緘口。
而這期間，巴金所負責的《文藝月報》因為刊發賀綠汀的《徹底揭發「暗藏」分子胡風》而被攻擊為「替胡風黑幫分子打掩護」，無奈之下，巴金髮表了《他們的罪行必須受到嚴厲的處分》。不久，又有人在《解放日報》發文質問《文藝月報》為何不轉載「第三批胡風反革命材料」？巴金不得不發表《關於胡風的兩件事》。同時，巴金也擔心自己被當成「暗藏的反動分子」。他清楚，自己雖不是胡風集團的成員，但因魯迅的原因他們的接觸是較為頻繁的。
從胡風事件的結果看，在受牽連的2100人和被定成「胡風分子」的78人中，有些人與胡風的親密度遠不如巴金。所以，當胡風「落井」時，如何劃清界限，排除潛在危險便成為巴金的首要問題。根據慣例，最好的辦法是「落井下石」、「以攻為守」。巴金這樣，還有另外一個更深、更隱晦的背景，那就是他早年因信仰無政府主義曾有過激烈批判蘇俄和列寧的「劣跡」，套用後來階級鬥爭中的一句話，就是歷史反革命。這是巴金的隱痛，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歷史。
青年巴金
巴金到底怎麼反革命呢？
不妨來看，巴金在南京讀高中時，就在《「欠來」——布爾雪維克的利刃》中，批評列寧的「布黨專政下的俄羅斯已成了屠殺革命黨人的刑場，執政的共產黨便是行刑的劊子手」。
在《俄羅斯的悲劇》的「後記」中批評說：中國共產黨提出「要走俄國人的路」是「想把俄國的悲劇拿來中國開演」。巴金在根據俄國無政府主義者高德曼的《列寧論》材料做同名文章，批評列寧「欠來的無上權力，對俄國人民可以任意殺戮」，列寧鎮壓喀琅施塔得起義，是「獨夫民賊」的行為，列寧因此應該被宣判死刑。
列寧去世後，國內的共產黨和國民黨方面的報紙，都在為列寧大唱頌歌時，巴金撰寫了《列寧，革命的叛徒》，不用看內容，僅從題目就可以辨別出巴金的批評立場。
在《馬克思與階級鬥爭》中，他批評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盛讚馬克思「發明」階級鬥爭一說，他說：階級鬥爭是一種客觀事實，並非出於思想家的發明，馬克思的學說大半取自早起的社會主義者，所謂「發明」不過是抄襲。
之後，他還在與郭沫若的論戰中，寫下《馬克思主義的賣淫婦》這樣嬉笑怒罵的文章。例子不用多舉，或者翻看一下1925、1926年，巴金在《民鍾》《時事新報》《國風日報》副刊《學匯》上的文章，哪一篇放在1949年後的政治環境下，都可以被定罪為「歷史反革命」，甚至包括他之後創辦的《民眾》半月刊，也都是「罪證」累累。
僅從巴金的文章中就能看出，列寧及其領導的布爾什維克在獲得政權後，對當年的同路人無政府主義者進行了殘酷鎮壓。向上追溯，就知道馬克思與巴枯寧在第一國際時的矛盾。例如在1869年巴塞爾大會上，馬克思與巴枯寧作為共產國際內部的兩派領袖，圍繞革命以後是否應該建立國家政權的問題發生激烈爭吵，相互攻擊，二人由同路人變成仇敵。馬克思在當時就給德國朋友發去密信，聲稱巴枯寧是泛斯拉夫主義黨的間諜，每年收取這個黨兩千法郎的傭金，最後巴枯寧被迫流亡瑞士。
以上種種，對於巴金來說，無疑是不敢面對的歷史，他當然也擔心這段歷史被人掀出來。這或許也是巴金在1949年後迅速地加入到「頌歌陣營」、在胡風批判運動、反右運動中的一個深層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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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要做的另一件事便是為「施惠者」大唱頌歌，這在他第一次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時即已決定了。他後來回憶說：當時「我不住地在心裡說：『我要寫，我要寫人民的勝利和歡樂，我要歌頌這個偉大的時代，歌頌這個偉大的人民，我要歌頌偉大的領袖』」。巴金在實踐中兌現了自己的諾言，1949年初的幾年中先後寫了《第二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印象》《偉大的收穫》《古城克拉科》《華沙城的節日》《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故事》等短小的「急就章」。從這些文章的題目便可看出，巴金這個「寫慣苦難的筆」開始轉向了。
雖然巴金寫了一些歌頌篇章，但這些「小擺設」既不符合巴金自己的心意，也不適應形勢的需要。1951年11月24日，胡喬木作了題為《文藝工作者為什麼要改造思想》的報告，其中指出：「要確立毛澤東文藝思想的絕對領導地位，改造所有文藝家的思想，清除文藝工作中濃厚的小資產階級傾向。」周揚、丁玲等人隨後也都作了講話，文藝整風運動全面鋪開。
這期間，巴金接連收到馮雪峰、曹禺和丁玲等三人的來信，內容都是一個：邀他去朝鮮體驗生活。巴金犯難了：去，儘管未必直接參与戰事，但那畢竟是戰火紛飛的戰場，隨時都有生命危險。況且，自己已近知命之年，最小的孩子還不滿兩歲，正是離不開人的時候。不去，人家拿生命打下的江山，自己無功受祿，不能接受這樣的考驗，又何言報答呢？況且人家也說：「小資產階級作家要從他們自己階級走向另一階級，這是脫胎換骨的事，決非單純憑藉其原來階級的感性機能所能解決。首先，就接近工農兵來說，也不是那麼簡易的事情。……但不管如何困難曲折，一個革命作家卻只有堅持這條道路，一步一步地走去，才有他的前途。」（邵荃麟：《論主觀問題》）
更現實的是，領導既然已經做出這樣的打算，身為體制中的人，能不去嗎？因此，巴金說服蕭珊如約前往北京「復命」。儘管，這期間曹禺等借故開了小差，魯藝話劇演員任均在晚年口述中談到「文革」中批鬥彭真，作為陪斗的曹禺被問及為何不去下鄉體驗生活時，曹禺答說：上面沒安排。彭真扭頭沖曹禺說：「怎麼沒安排？我叫你去你不去！」但誠實而又歷史不夠青白的巴金卻只能硬撐下去。
儘管抵達朝鮮後，巴金等始終被置於一種安全境遇中，但是置身於真正的戰爭氛圍，他還是努力表現出英勇的氣概和勤奮的精神，這一點從他的「朝鮮日記」中可以明顯感覺到。時任「志願軍」某師政委的李真記述1952年夏巴金在部隊的情況時也說：
更使我驚奇的是，他不要翻閱記錄本子，就能一口氣講出這麼多人的名字和事迹，看得出來，他不僅做到了「身入」，而且做到了「心入」。
可見，從未體驗過部隊生活的巴金，正盡自己最大的努力來融入其中。當然，他沒有忘記自己的任務，先後創作了《我們會見了彭德懷司令員》《平壤，英雄的城市》《在開城中立區》《朝鮮戰地的春夜》《起雷英雄的故事》《生活在英雄們的中間》《青年戰士趙傑仁同志》《保衛和平，保衛朝鮮的母親和孩子》《向朝鮮戰地的戰友們告別》等通訊和特寫，後結集為《生活在英雄們中間》，回國後又寫了《堅強的戰士》《一個偵察員的故事》《黃文員同志》，後結集為《英雄的故事》。
今天看來，這些關於「戰鬥」、「友誼」的「頌歌」作品，除了具有批判價值外，恐怕不會有人再費盡心機地去挖掘其中的審美內涵。就是被所謂北京文藝界的行家裡手們看好並被譯成英文介紹到國外的《黃文元同志》一文，事實上也不過是童叟皆知的邱少雲故事的翻版，無怪當時的一個「青年工人」寫信說：作品「寫得很壞，甚至不如一般報紙上刊載的作品」，「前半篇可以刪去大半」。不知為何，巴金本人竟然很鍾愛這個「小說」，在給蕭珊的信中抱怨說：「我不願在《文藝月報》上發表它，正是因為有這樣的讀者，要是把《黃文元》發表在我自己『主編』的刊物上，會有人寫信罵得狗血淋頭的。」
巴金之所以這般斤斤計較、敝帚自珍，主要是緣於他對於新的寫作規範的服膺，自認為在遵循規範方面做得不錯，他還活在「著名作家」的意識里，以至於養成一副自負的脾性和「階級分析」的思維方式。
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巴金晚年。當香港大學生批評《隨想錄》「忽略了文學技巧」、「文法上不通順」、「不長的篇幅中用了四十七處『四人幫』」時，他不能心平氣和地接受批評，反而負氣地且迴避問題地回敬說：「試問多談『四人幫』觸犯了什麼『技巧』？在今後的『隨想』里，我還要用更多的篇幅談『四人幫』。」
巴金《隨想錄》
考察巴金1949年後所寫的《憤怒的哭聲》、《給西方作家的公開信》、《中國人民是嚇不倒的》、《向葛量洪先生進一忠告》、《挨自己人的耳光》、《法斯特的悲劇》等文章不難發現，巴金在《隨想錄》中的確「夾帶了不少當時流行的意識形態話語，缺乏自己的獨立話語」，（林賢治：《巴金，一個悲劇性的存在》）遠不及邵燕祥、沙葉新、韋君宜、牧惠、叢維熙等作家反思的深刻。由此可見，思想改造後的巴金，思考問題的方式和角度的確發生了轉變。
對於巴金來說，能夠製造出如此大量的劣質作品，顯然不能完全歸咎於個人。考察當時的情形，不難發現，巴金雖儘力體驗了戰爭生活，但那些生活基本都是「二手」的。他的採訪不但有專人陪同，採訪對象也是事先安排好的，採訪的形式主要是聽彙報、聽報告。可以想見，在話筒和攝像機面前，巴金又能得到多少真實、有意義的東西呢。
不僅於此，巴金所寫的文章的題目和內容大都是集體討論後的結果，他充其量是履行了一個書記員的職責。巴金後來回憶說：「我1952年從朝鮮回來寫了一篇叫做《堅強的戰士》的文章。我寫的是『真人真事』，可是我把它當做小說發表了。後來《志願軍英雄傳》編輯部的一位同志把這篇文章拿去找獲得『堅強戰士』稱號的張渭良同志仔細研究了一番。張渭良同志提了一些意見。我根據他的意見把我那篇文章改得更符合事實。……小說變成了特寫。」巴金被束縛住了手腳，成了名副其實的「螺絲釘」和「齒輪」。
巴金不甘心，於是又有了第二次赴朝鮮的經歷，當然從創作的結果看又失敗了，而這一次與上一次被人直接「把著手」寫作不同，他是一個人去體驗的生活，創作也是在相對「自由」的狀態下完成的，他還能怪誰呢？巴金的確失去了筆力，再也找不回當年的感覺了，以致至死也沒能寫出在心裡縈繞多年的、一個關於知識分子題材的長篇小說《群》，沒能實現《激流》三部曲續篇的夢想。巴金晚年坦誠：「沒有寫長篇小說，只是因為我想丟開那枝寫慣黑暗和痛苦的筆，我要歌頌新人新事，但是熟悉新人新事又需要一段較長的時間。我錯就錯在我想寫我自己不熟悉的生活，而自己並沒有充分的時間和適當的條件使不熟悉的變為熟悉，因此我常常寫不出作品，只好在別的事情上消磨光陰。」
巴金的創作成績雖「不太好」，仕途卻有了發展。鑒於兩次赴朝的功績，第二次文代會上，未出席會議的他仍被內定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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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的問題不僅在於「寫不好」，更重要的是他為了配合政治任務而寫。據統計，僅就元旦、國慶這類節日他先後寫了一二十篇應景文章，有時一個國慶就寫六七篇。這樣的情況在1958年達到最高峰。這一年巴金一共寫了37篇文章，其中25篇是根據需要為配合政治任務而寫的應景、表態文章。
如果考察巴金1949年後的創作情況，可以看出他的「遵命」、「應景」文學從參加第一次文代會後就開始了，標誌就是《一封未寄的信》。此後如參加上海首屆文代會，他寫了《「會」把我們更緊密地團結在一起》；國慶一周年，他寫了《為一年偉大勝利而歡呼》；參加世界和平大會，他寫了《我願意獻出我的一切》《一點印象》《第二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印象》《華沙城的節日》；中蘇簽訂互助條約，他寫了《歡樂的節日》；斯大林去世，他寫了《悲痛給廣大人民以更大的力量》《斯大林的名字將永遠活在萬代人的幸福生活中》……。在這些遵命文學中，巴金不但延續了此前「濫情」的文風，還不斷「豐富」題材的內容。
巴金的轉變既有真誠的原因，也有被迫的因素，而二者結合的結果更加速了他的轉變，以致到了令人髮指的程度。
如1958年全民狂歡，巴金「宣傳總路線」，「為振奮人心的消息歡呼」；他讓「小妹編歌」，也跟著說：一天就是二十年；他覺得有趣，也在院子里敲了一下午銅盆驅趕麻雀。即使這樣，也還有理由不去責備他，因為那時的中國人都瘋了，不瘋也不行。1959年，在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迅速增長、幾億農民瀕臨生死存亡之時，巴金卻在《一個作家的無限的快樂》中寫道：「我看見長得可愛的莊稼，我看見一片歡笑聲的託兒所和幼兒園。我見到的儘是些歡樂的景象。……玩具多，保姆多，衣服用具乾乾淨淨，孩子們臉上毫無呆板的表情。看見這麼多天真可愛的孩子，我想到新中國農村的未來。」
這樣無視事實、粉飾現實的行為，恐怕不能僅僅用被迫、遵命來辯解，而是基本的藝術良知和底線的問題了。而巴金晚年卻針對這些頌歌解釋說：
說是換一支筆寫新人新事，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新的路」。這樣才可以解釋我的思想、我的文筆的改動，我甚至承認自己投降。從此我轉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彎，發表了新的文章。這些文章被稱為「歌德派」，回顧它們的產生，我並不後悔我寫了它們，即使我寫了自己不想說的話，即使我寫了自己所不理解的事情，我也希望對我的國家和人民，我的文章會起一點好作用，我的感情是真誠的。
晚年巴金
這種所謂「真誠說」的解釋，是令人遺憾的，他大概沒有意識到，不辨是非的真誠帶給人類的災難往往要更殘酷、更決絕，德國的法西斯戰爭、日本的「大東亞聖戰」、斯大林的「肅反」，哪一個不真誠呢？真誠就可以任性而不守是非底線嗎？伏爾泰曾有名言：「自然宗教經常阻止人犯罪。一個生性良善的人就不想犯罪，一個溫和的人惟恐犯罪。他們都想像著有一位公正而賞罰嚴明的上帝。但是人為的宗教卻鼓勵人們結夥干出的一切殘暴行為：陰謀、暴亂、搶劫、埋伏、襲擊城市、掠奪、兇殺。每個人都在他的聖徒旗幟下興高采烈地去干罪惡勾當。」在這一點上，巴金《隨想錄》式的懺悔是遠遠不夠的。
巴金畢竟是巴金，他雖然不停地檢討自己的作品和思想，源源不斷地創作大量的頌歌文學，也順應時勢地撰寫遵命文章，甚至也做過落井下石的事情，然而，作為「五四」思想啟蒙的後繼者和新文學革命的衣缽者，他畢竟能保有起碼的藝術感知。轉變後，他發現自己竟然對創作那樣陌生，特別是兩次去朝鮮體驗生活後，除了獲得一些政治資本外，創作卻沒有多大改進，作為不同於其它黨政部門的文藝界領導，沒有足以服人的新作，而僅依靠過去的舊作來支撐自己的職位和地位，是無法服眾的。從自身來說，巴金清楚自己這些年「成績不好」，所以無奈之下，他選擇去朝鮮，再去朝鮮，甚至計劃三去朝鮮，他不相信憑自己多年的創作經驗寫不出讓自己、讓別人滿意的作品，然而持續不斷的失敗讓他難以找到成就感，也不能滿足他的進取心和虛榮心，他為此而痛苦而憤恨。
事實上，巴金知道問題的癥結在哪裡。1954年，在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之際，他說出了憋在心底許久的話：「我們的作品常常因為作者想做到四平八穩、照顧周到、人人滿意，而變成既不生動又無力量的東西，這些年來有多少文學工作者寫過像王芸生代表所說的『乾乾巴巴、缺少感情的文章』？我自己就是其中一個。」
巴金的這番言論事實上都是常識性的，但能夠在這樣的場合表達出來，在一定意義上也顯示了他的勇氣。不過，他是出於對文藝的熱愛，不忍看到文藝受制於教條主義而失去自身，並未將這樣的言行視為對體制的「抗爭」。促使巴金說出這番話的動力是這次大會討論通過了憲法。
6
作為一個嚮往自由的人，巴金很看重憲法的力量，相信憲法會保障公民的權利。而此前毛澤東也確曾表達過：憲法通過以後，「全國人民每一個人都要實行，特別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要帶頭實行，」「不實行就是違法憲法」。巴金對此是篤信不疑的。不過，巴金當時大概沒有想過，在人治的社會裡，憲法不過是個擺設，是個遮人耳目的幌子，並不能發揮足夠的效力，隨後的胡風因言獲罪的事件就是一個最大的諷刺。
巴金更沒有想過，他的「人大代表」的資格是否合法呢？他並非是自下而上選舉出來的代表，他代表誰呢。
1956年1月，周恩來作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令懵懂的知識界耳目一新。1956年，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擴大會議召開，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在會議期間接見了與會代表，陳毅、周揚等在報告中也批評了文藝的公式化、概念化和庸俗社會學，巴金備受鼓舞。3月2日，他在書面發言中，毫不隱諱地指出：「固然可以把寫作看成一種職業，但是作家跟民間手工業者不同，」「因為創作里必須有作者自己的東西」，「即使最有才能的人也得在創作上付出很大的代價」。他還說：「學習和改造都是沒有止境的，改造得好些的人工作也做得好些。但是我們決不能等到改造好了才動筆」。
「雙百方針」提出後，巴金以一篇《「鳴」起來吧！》揭開自己的鳴放序幕。在隨後的《「獨立思考」》中，他批評說：「有些人自己不習慣『獨立思考』，也不習慣別人『獨立思考』。他們把自己裝在套子裡面，也喜歡把別人裝在套子裡面。他們拿起教條的棍子到處巡邏，要是看見有人從套子里鑽出來，他們就給他一悶棍，他們聽見到處都在唱他們習慣了的那種沒有感情的單調的調子，他們就滿意地在套子里睡著了。」
此後巴金又先後寫出《說忙》《重視全國人民的精神食糧》《觀眾的聲音》《筆下留情》《秋夜雜感》《描寫人》《給青年讀者們的信——略談影片〈春〉、〈秋〉》、《辭「帽子」》《巴金談創作》等文章。他還把批評的著眼點擴展到社會的其它方面，先後撰寫了《論「有啥吃啥」》《「艱苦」和「浪費」》《「救救孩子」》等。
在1957年參加完全國宣傳會議和中國作協創作規劃會後，巴金更加心悅誠服。回到上海後，他多次參加市委組織的座談會，將這種精神做了很好的貫徹和發揮。在談到《解放日報》負責同志主張寫雜文「要學習魯迅，抓主流」時，他質問道：「難道批評缺點，批評官僚主義，掃清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的障礙就不是主流嗎？」在5月15日、16日的座談會上，他再次作了批判性發言。《解放日報》當時報道說：「巴金認為應該把文藝交給人民送到群眾中去受考驗，不能由少數領導同志根據自己的好惡干涉上演或出版。」「巴金認為……所謂藝術領導，他認為還可研究。他認為在藝術方面作協做好讓作家們發揮各人的創造性，少領導，多幫忙。」
今天重讀這些文字，仍然為巴金當時的勇氣和膽量所感動，這一刻，他的確說出了真話，儘管這真話大多都是主人公式的建設性意見，而且單純幼稚。
在《人民日報》吹響「反右」鬥爭號角後，巴金在全國人大一屆四次會議上便感受到了政治的壓力和殘酷，也對自己的「莽撞」後悔不迭。二十多年後，巴金在回憶起這段經歷時還心有餘悸，不止一次地說：「我在1956年也曾發表雜文，鼓勵人『獨立思考』，可是第二年運動一來，幾個熟人摔倒在地上，我也棄甲丟盔自己繳了械，一直把那些雜感作為不可赦的罪行。」
巴金這樣說並非沒有理由。例如，當浦熙修約他寫一篇反擊右派的文章時，他當即答應並在當天寫好一篇一千字的短文《一切為了社會主義》。緊接著，他又接受《人民日報》之約，撰寫了《中國人民一定要走社會主義的路》。隨後他開始批判丁玲的「一本書主義」，批判馮雪峰「凌駕在黨之上」，批判艾青「上下串連」。在作協另外幾十個人被打成「右派」的過程中，他照舊扮演著「扔石頭」的角色，並先後寫了《是政治鬥爭，也是思想鬥爭》《反黨反人民的個人野心家的路是絕對走不通的》《慘痛的教訓——「過關談」之一》《「國士論」——「過關談」之二》《戴帽子——「過關談」之三》等多篇表態文章，直至11月4日去蘇聯參加慶祝十月政變四十周年活動，巴金才稍稍喘口氣。
這一年總算過去了，巴金清醒自己逃過一劫，而且私下裡跟蕭珊吹噓說：自己是個「福將」。然而巴金過於「輕敵」了，更大的風暴還在後面。
巴金一家
1958年，巴金還是像以往一樣忙著開會，響應號召，在「作家們！躍進，大躍進！」聲中滿懷豪情地投入到烏托邦的狂潮中。
天有不測風雲，讓巴金沒有想到的是，他應《文藝報》主編張光年之約撰寫的《法斯特的悲劇》一文卻引發了一場大規模的批判運動。《文藝報》在刊發巴金等人的文章後，接連收到七封「讀者」來信，其中有人批評巴金的文章「遠不及曹禺同志和袁水拍同志的文章那樣帶勁」，說他「敵我矛盾、大是大非都還弄不清楚」。巴金接到《文藝報》轉來的讀者來信後，心虛地複信說：「讀者們的意見使我受到了一次教育。我寫那篇文章時，翻了一下材料，多少受了點阿普塞卡的文章和波列伏依給法斯特的信的影響。……我只著眼在一個作家的墮落，卻忽略了這是一個共產黨員叛黨的重大事件，所以讀者們的批評是有理由的。」
巴金對這個問題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在不到200字的複信中雖也作了檢討，但不夠深刻，而且還多有辯解成分。事後他覺得這樣處理過於草率，於是在第二天急忙趕寫了《舊知識分子必須改造》。文中，他檢討說：「其實像我們這些在舊社會中生活過幾十年的人，怎麼能夠一下子在短短的幾年中間完全脫胎換骨成為新人？怎麼能夠一下子就把舊社會熏臭了的腦筋洗得乾乾淨淨，不留一點氣味？最近在批判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時候，我們中間哪一個人不曾暴露出骯髒的個人主義的東西，有些自命為清高的大知識分子甚至隱蔽著一個市儈的靈魂。」
這篇檢討儘管與那些標準或「優秀」檢討還存在差距，但卻可以看作是巴金1949年後所寫的第一篇專業檢討。
不過，這樣的檢討雖然深刻，但與那篇「出事」的文章有些離題，意識到這點後，巴金又於慌亂中寫了《主要是思想內容》。文中說：「我寫文章有我自己的表現方法。有時候我的思想對了，文章就有可取之處；思想一不對頭，我就會寫出壞文章來；有時候我的思想不大清楚，或者我知道得太少，那麼我的文章就不生動，無力量。所以在思想不對頭、不清楚，或者我知道得太少的時候，我即使拚命在文字上花功夫，使出全身的力氣，也沒法把文章寫好。」這篇寫於5月份的檢討還沒來得及付印，那邊的「火」已經燒起來了。
在巴金手忙腳亂地撰寫檢討之時，《文匯報》又轉給他一封署名「余定」的文章《巴金同志提出了一個錯誤的口號》。文中用逆推的方法責問巴金：「『把文藝還給人民』，實際上就是要求把文藝的領導權從黨的手裡拿過來，拿到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手裡，實際上也就是拿到資產階級手裡」。文中說：「一直到目前，我卻始終沒有聽到巴金同志自我批評的聲音。這叫人該是多麼的焦急和失望！」從信的內容和語氣上看，批判者的來頭不小。巴金無奈只得再次檢討。
在《給〈文匯報〉編輯部的信》中，巴金首先表示了自己加緊改造的決心：「是病就應當醫治；是瘡就應該割掉；有包袱就應當打開、丟掉。」隨後，他對自己的思想進行了系統地、有針對性地檢討，承認自己解放以來「說過不少錯誤的話」，在鳴放期間也「發過錯誤的言論」。這主要是因為自己生在「官僚地主家庭」，「在舊社會中生活了幾十年」，「始終鑽不出小資產階級的圈子」。隨後，他敘述了自己說「把文藝還給人民」時的情況，並進一步檢討說：「因為我把思想領導跟藝術領導分開了看，怎麼能夠解決藝術領導的問題呢？而且照我過去那種想法單抓思想，放鬆藝術領導，甚至會產生藝術不為政治服務的後果」。
巴金終於徹底繳械了，只是這個結果來得太遲，因為其他同仁早已履行了「程序」，他不過是補上這一課而已。不過，「補課」自然需要代價。與「反右」的「陽謀」不同，巴金這次遭遇的是實實在在的陰謀，所以事情並沒有因為他的檢討而結束。在《文藝報》6月11日發表巴金「複信」的同時，徐景賢在《文匯報》上發表了《法斯特十萬人唾棄的叛徒——和巴金同志商榷》的文章，將矛頭直指巴金。而後上海的《學術月刊》也刊發了《批評巴金對法斯特的錯誤認識》。革命群眾的主張是「痛打落水狗」、「打倒在地，然後再踏上一隻腳」。巴金難以招架了。
在「學問少的可以打倒學問多的人」、「插紅旗拔白旗」的口號中，中國人民大學編輯出版了《無政府主義批判》（上下冊），北京師範大學巴金研究小組針對為巴金無政府主義辯護的王瑤和揚風撰寫了批判文章《論巴金創作中的幾個問題——兼駁揚風、王瑤對巴金創作的評論》。種種跡象表明，巴金再次陷於四面楚歌聲中。據不完全統計，1958年6月至1959年4月期間，公開發表批判巴金的文章將近一百篇，幾乎將巴金的全部舊作做了一場大清洗。他後來追憶這段歷史時說：反右後，「第二年下半年就開始了以姚文元為主力的『拔白旗』的『巴金作品討論』。討論在三四種期刊上進行了半年，雖然沒有能把我打翻在地，但是我那一點點『獨立思考』卻給磨得乾乾淨淨。你說……他說……我一律點頭」。
好在有曹禺、邵荃麟等上層領導的積極翰旋，周揚也指示說：批判是群眾中來的，不是黨示意布置的，勸他不要多想。這樣，在上級領導的干預下，這場「民間」批判運動得以平息。
但巴金仍心有餘悸，在編校《巴金文集》第9卷、第10卷時，還是把邵荃麟建議抽調的那篇《後記》以摘要的形式作為《我的幼年》的註解予以公開。文中寫道：「我生在官僚地主的家庭，我在地主老爺、太太、少爺、小姐中間生活過相當長的時間，自小就跟著私塾先生學一套立身行道、揚名顯學的封建大道理。……說實話，我當初接受新思想的時候，我倒希望找到一個領導人，讓他給我帶路。可是我後來卻漸漸地安於這種所謂無政府主義式的生活了。……」
巴金或許真是個「福將」，在隨後的批判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運動中，他又有驚無險地躲過一劫。多年以後他回憶說：「『文革』前的十年我就是這樣度過的。一個願意改造自己的『知識分子』整天提心弔膽，沒有主見，聽從別人指點，一步一步穿過泥濘的道路，走向一盞遠方紅燈，走一步，摔一步，滾了一身泥，好不容易爬起來，精疲力竭，繼續向前，又覺得自己還是在原地起步。不管我如何虔誠地修行，始終擺脫不了頭上的『金箍兒』。十年中間我就這樣地走著，爬著，走著，爬著！！」
既然處於這樣的境地，巴金何以在「文革」後還要將「歌德派」解釋為「真誠」？是怕身後留罵名，還是確實被改造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曾經有才華、有個性、真誠的、無政府主義者的巴金，在1949年後的確發生了質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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