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機與高陽公主，竟是千古謠言！

蜚聲中外的《大唐西域記》由玄奘口述、辯機撰文而成，是一部有關西域的歷史地理名著。而本應與《大唐西域記》一樣名稱普聞眾所知識的辯機，卻因一段無稽之言，被世人口誅筆伐。

南京大學楊維中教授在《中國唯識宗通史》中論及唯識宗的創立時，專門辟有一節論述奘門弟子及其貢獻，談到辯機，他說：「在當代，辯機是位被歷史迷霧遮蔽的僧人。原因在於今人輕信《新唐書》《資治通鑒》關於他與高陽公主通姦而被殺的記載，而無論從文獻考據還是事理上推斷，此事都絕非真實。」

把辯機與高陽公主綁縛在一起的記載，最具代表性的是宋仁宗嘉佑五年（1060年）成書的《新唐書》。

在《新唐書·高陽公主傳》中寫道：

合浦公主，始封高陽。下嫁房玄齡子遺愛。……會御史劾盜，得浮屠辯機金寶神枕，自言主所賜。初，浮屠廬主之封地，會主與遺愛獵，見而悅之……至是，浮屠殊死。

這是這個事件以「正史」的姿態出現的第一次記錄。我們看其中與辯機有關的文句。「合浦公主，始封高陽」，高陽，地名，今河北省保定市高陽縣，其時是合浦公主的封地，故又稱她為高陽公主。

「會御史劾盜，得浮屠辯機金寶神枕，自言主所賜」，事情發生在「玄齡卒」（貞觀二十二年七月）之後，一個小偷被御史捉到，搜出金寶神枕，小偷說是從辯機住處偷的，御史詢問辯機，辯機說這是公主給的。在家人供養出家人物品，金銀財寶，哪怕是金寶神枕之類的皇家之物，都很正常，但接下來這幾句就蹊蹺了。

「初，浮屠廬主之封地」，初，指事發（御史劾盜）之前某個時候，具體時間不明；浮屠，指辯機；廬主之封地，廬，名詞用作動詞，在公主的封地結廬。離開京師，到千里之外的公主的封地保定市高陽縣去結廬，這本身就很離奇。

在《大唐西域記》卷十二《記贊》中，有一段辯機的自述：

辯機遠承輕舉之胤，少懷高蹈之節，年方誌學，抽簪革服，為大總持寺薩婆多部道岳法師弟子。

據《續高僧傳》等史料記載，辯機的師父道岳法師於隋煬帝大業八年（612年）入住大禪定寺（唐武德元年改名大總持寺）。貞觀八年秋，奉皇太子李承乾召住普光寺，任上座。貞觀十年春二月，圓寂於普光寺。

辯機「年方誌學，抽簪革服，為大總持寺薩婆多部道岳法師弟子」，也就是說，辯機出家至少是在貞觀八年秋前，出家時為十五歲，依循律制，當於五年後二十歲時受具為比丘，隨後更依新學比丘法——「五年學戒，十年不離依止」。

貞觀十九年六月，辯機以諳解大小乘經論、為時輩所推的資格，入選玄奘譯場，是九位綴文大德之一。在譯場轉到大慈恩寺翻經院時，他依然列席，參加翻譯。

如《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記載：

夏六月戊戌，證義大德諳解大小乘經論、為時輩所推者，一十二人至……又有綴文大德九人至，即京師普光寺沙門棲玄、弘福寺沙門明璇、會昌寺沙門辯機、終南山豐德寺沙門道宣……又有字學大德一人至，即京大總持寺沙門玄應。又有證梵語、梵文大德一人至，即京大興善寺沙門玄謨。自余筆受、書手，所司供料等並至。

「（京西）會昌寺沙門辯機」，表明其時辯機所常住的寺院是在長安的會昌寺。也就是說，在貞觀十九年之前，辯機不可能如《新唐書》所述那樣「廬主之封地」；在玄奘譯場參譯期間，更不可能外出結廬獨居。

「浮屠廬主之封地，會主與遺愛獵」。我國古代典籍中常將公主簡稱為主。公主通常有封號、封地（湯沐邑）。公主的封號通常有三種：以國名，稱某國公主，如寧國公主；以郡（縣）名，稱某某（郡或縣）公主，其郡（縣）僅僅指公主湯沐邑（食邑）所在地，而非「郡（縣）主」，如唐太宗第五女李麗質（長樂公主），貞觀二年（628年）年僅八歲，「詔封長樂郡公主，食邑三千戶」；以美名，以各種褒義詞命名，如文成公主、安樂公主。高陽公主不會到其封地去當地方官、去居住，新舊唐書中也沒有房遺愛到高陽縣為官的記載，而說他倆忽然有雅興離京千里到高陽縣打獵，也很離奇。但就是這麼幾句文，令辯機蒙冤九百多年。

更奇怪的是，在早於《新唐書》的《舊唐書》里，未曾提到辯機與高陽公主這一事件。

《舊唐書》成書於後晉開運二年（945年），高祖至武宗以前都有完整的實錄，書中根本沒有提及此事。而在一百多年後，宋朝歐陽修、宋祁等史學家重編唐史時，在《新唐書》中補上這一筆，於是從宋仁宗朝（1060年）開始，高陽公主和辯機的事件成為「正史」。

正如幻生法師在《〈大唐西域記撰人辯機〉讀後述感》中所質疑的：「《新唐書》與《資治通鑒》，其史料都是屬於同一來源，不能作為彼此互證；至於以後出現的史書，其中或有所記，都是根據《新唐書》而來的，不能用作文獻資料的旁證。《舊唐書》沒有高陽公主的傳記，在房玄齡傳一段文字里，也未說到辯機被殺的事，《新唐書》列傳作者——宋祁，不知道根據什麼史料而記載此事的？」

在《宋高僧傳·唐簡州福聚寺靖邁傳》中，有這樣一段描述：

即居慈恩寺也，同普光寺棲玄、廣福寺明浚、會昌寺辯機、終南山豐德寺道宣，同執筆綴文，翻譯《本事經》七卷。

《大唐內典錄》及《開元釋教錄》中記載：

《本事經》(七卷九十四紙)，唐永徽年玄奘於長安譯。

《本事經》七卷，(見內典錄，永徽元年九月十日，於大慈恩寺翻經院譯，至十一月八日畢，沙門靜邁、神昉等筆受)。

永徽（650年正月—655年十二月）是唐高宗的第一個年號。高宗李治，太宗第九子，貞觀二十三年六月繼位，次年改元永徽。

《本事經》是在永徽元年（650年）九月十日，於大慈恩寺翻經院譯，靖邁與棲玄、明浚、辯機、道宣一起，「執筆綴文」，至十一月八日譯畢。

在歐陽修、宋祁、司馬光筆下於貞觀二十三年（649年）五月前被唐太宗腰斬了的沙門辯機，竟然在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九月十日，於大慈恩寺翻經院玄奘譯場，與靖邁、棲玄、明浚、道宣等人一起，執筆綴文，翻譯《本事經》七卷！

《新唐書》、《資治通鑒》描繪辯機的文句之妄、謬，昭然若揭。

《新唐書》記述辯機的文字原本就很突兀、孤立，其他史籍的記載根本不能佐證。但如果認為《宋高僧傳》記載辯機參譯《本事經》在歷史文獻中也僅僅是一個孤獨的資料，不能證明其在貞觀廿三年後依然在世，這樣的思維是顛倒作意——先認定《新唐書》所載文字為真，後以玄奘譯經年表（《大唐內典錄》、《開元釋教錄》）、《宋高僧傳》等所記為不可信。

《宋高僧傳》是宋朝官修史書，宋太平興國七年（982年）太宗下詔編纂，端拱元年（988年）十月十八日刻版流通，其撰著者贊寧法師時在翰林院，與學士陶谷等同列，《新唐書》較之晚出七十多年；贊寧法師戒行精嚴，治學嚴謹，所記靖邁與辯機等同執筆綴文翻譯《本事經》的真實性，毋容置疑。

《新唐書》由歐陽修、宋祁總其成，最終由歐陽修定版，對《舊唐書》大有增刪。歐陽修與宋祁對佛教均有偏見。基於二人的狹隘思想，原《舊唐書》關於玄奘、神秀（附惠能、普寂、義福）、一行大師等人的記載，在《新唐書》內全被刪除，難以反映盛唐時期的佛教風采。

《新唐書》大量採用筆記、小說，形成不少錯誤，頒行不到三十年，成書於宋哲宗趙煦元佑四年（1089年）的《新唐書糾謬》就舉出其錯誤四百六十條，謂《新唐書》所增事「多采小說而不精擇」，「蓋唐人小說類多虛誕，而修書之初但期博取，故其所載或全篇乖牾（如代宗母吳皇后傳之類）」，修撰者「不知刊修之要而各徇私好」。《曲洧舊聞》說：「《新唐書》事倍於《舊》，皆取小說。」《直齋書錄解題》說：「《進唐書表》自言其文減於前，其事多於舊，此正其所為不逮（司馬）遷、（班）固者，顧以自衒何哉！……今唐史務為省文，而拾取小說、私記，則皆附著無棄」，「徒繁無補」。

可見，無論從文獻考據還是事理推斷，《新唐書》所記辯機與高陽公主一事都並非真實。而作為玄奘法師最早的一批譯經助手，辯機參譯《顯揚聖教論頌》《六門陀羅尼經》《佛地經》《天請問經》《瑜伽師地論》《本事經》，撰寫《大唐西域記》， 其高才博識、豐富譯業，委實不該被人們忘卻。

本篇內容節選自 深山含笑 《讀史糾謬——千古奇冤釋辯機（唐沙門辯機行跡考）》一文

迴向

文殊師利勇猛智

普賢慧行亦復然

我今迴向諸善根

隨彼一切常修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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