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學通：中美戰略競爭不是模式之爭，更不是制度之爭
政治領導力的核心是改革能力
——專訪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閻學通
本刊記者/蔡如鵬
作為中國外交政策、國家安全和中美關係領域的知名專家，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閻學通在解釋國與國之間的實力對比轉變時，提出了道義現實主義的概念。他認為，政治領導力是國家實力的關鍵，而道義則是政治領導力的精髓。
對於現階段美國軟實力與相對實力的降低，以及特朗普政府領導下的美國失去許多國際支持，道義現實主義更為合理地進行了解釋。因此，這一理論提出後即在國際學界和戰略界引起廣泛關注。
在這一新概念的基礎上，閻學通又進一步構建了一套分析國際關係的新理論——道義現實主義理論，並以此為核心撰寫了新著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領導力與大國崛起》）。
在這本由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新書中，閻學通系統地闡述了大國崛起的秘密。他指出，這其中的核心原理就是「崛起國的國家領導力具備比主導國更強大的改革能力」。
戰略信譽是最重要的國際道義
中國新聞周刊：我們知道，你在研究國際關係規律中提出了道義現實主義理論。能否簡單介紹下這一理論？
閻學通：這個理論是解釋為何崛起國能成功取代霸權國的世界主導地位，將主導國和崛起國的國家領導力作為自變數，將體系、國家和個人三個層次的理論分析統一起來，從而實現了以一個變數解釋國際體系層面的幾種不同的重大變化，如國際格局的轉型、國際規範的轉型、國際秩序的變化和國際體系的轉型等。
這個理論的核心原理是，只要崛起國的國家領導力具備比主導國更加強大的改革能力，崛起國就能縮小同主導國的差距，甚至在綜合國力上超越主導國。
如果崛起國的領導類型不同於主導國，崛起國的成功將改變國際規模、國際秩序，甚至可能改變國際體系。
這個理論認為，一國能成功崛起是因為政府改革的能力強而不是政治制度。這與自由主義的理論認為政治制度是決定性的觀念相反。
歷史經驗表明，其他西方國家與美國制度相同，卻建不成超級大國；社會主義國家中，除了蘇聯之外，在冷戰時都未能建成超級大國。反建制主義的白宮前首席戰略師班農最近也發表文章稱，中美是制度模式之爭。我與模式之爭論者的看法不同。我認為，中美戰略競爭是政府改革能力的競爭，不是模式之爭，更不是制度之爭。
中國如今成為一個崛起大國，靠的是政府的不斷改革而不是改變了我國的政治制度。
中國新聞周刊：你很強調道義在國際政治中的作用。這裡的「道義」具體是指什麼？
閻學通：道義分成個人、政府和國際三個層次。例如，對配偶忠誠是個人道義，對國家利益負責是政府道義，博愛是國際道義。由於道義現實主義研究的是政府行為，因此這裡的「道義」是指政府的道義。
以政府道義作為判斷政治領導是否講道義的標準，避免了道義層次混淆所導致的領導類型標準不明確的問題。生活作風是個人層面的道義，以這個層面的道義判斷政府行為，就會偏離對人民利益負責是政治領導的核心道義的本質。
政府道義對內而言是指對人民利益負責，取信於民；對外是維護本國的戰略信譽。戰略信譽是國際道義的最低標準，也是最基礎性的和最重要的道義。當一國失去國際戰略信譽時，這個國家必然被視為不講道義的國家。
最近有美國學者發表文章，談關於特朗普政府是怎樣因失去戰略信譽而使美國領導地位下降的。這充分說明，沒有戰略信譽的國家是被視為缺乏國際道義的。這一點不僅適用於美國，也適用於中國和其他所有大國。
中國新聞周刊：道義現實主義理論與約瑟夫·奈的軟實力學說在解釋如何提升國家實力方面有哪些異同？
閻學通：我和約瑟夫·奈在軟實力問題上的最大區別在於軟實力的核心要素是什麼。我認為軟實力由政治實力和文化實力兩者構成，但前者是核心要素，因為政治實力是操作性實力，文化實力是資源性的。文化實力通過政治操作能力發揮作用，因此政治實力的變化會帶來軟實力的升降變化。
而約瑟夫·奈認為軟實力是由政治制度、社會文化和對外政策三者構成。他將這三個要素並列，未解釋這三要素之間的關係，因此也解釋不了特朗普執政後半年之內美國軟實力大幅下降的原因。他也曾創造「巧實力」的概念，來彌補其軟實力理論的缺陷。然而，他的「巧實力」是指政策制定，這與軟實力中的對外政策這一要素形成重疊。我指出後，他表示同意「軟實力」和「巧實力」兩個概念存在重疊的問題。概念重疊會導致同義反覆，這是理論建設的大忌。
簡言之，道義現實主義關於軟實力的定義既能解釋為何兩國軟實力的大小不同，還可以解釋一國軟實力上升和下降的變化原因。約瑟夫·奈的軟實力理論則只能解釋前者而不能解釋後者。也就是說，道義現實主義理論可解釋軟實力的動態變化，而約瑟夫·奈的理論只能解釋軟實力的靜態差別。
政治領導力的核心是改革能力
中國新聞周刊：與經濟、軍事實力等因素相比，你為什麼認為政治領導力更能左右一個國家的國家實力？可否舉例說明？
閻學通：前面我們已經講了政治實力是操作性的，因此決定了資源性實力發揮作用的大小。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實力增長的歷史可證明這一點。例如，「文革」期間，中國政府的領導力非常弱，連維持火車正點運行的能力都沒有，更不要說提高經濟、軍事和文化實力和擴大這些資源實力要素的作用了。這時期政府不但無力進行改革而且大搞倒退，而改革開放後，中國就有了崛起可能。
在同一時期，美、蘇、日、德等國的政府都在進行改革。日本政府進行改革的力度最大，因此這個時期日本國力增長的速度大於其他大國。其他大國在改革，中國在倒退，於是實力差距與其他大國不斷拉大。
這個道理不僅適用於中國，也適用於美國。美國自建國之後，政府進行過很多次改革，每次改革都提升了美國的實力地位。冷戰後，美國獲得了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過度的自豪使美國進行的改革不但少於中國，而且和它自己之前相比也少了很多。這是美國在21世紀相對衰落的原因。
如果比較冷戰後的歷屆美國政府，柯林頓政府進行的改革較多，也是美國實力上升較快時期。小布希政府沒進行什麼改革而是搞了一些倒退，這時期美國實力增長速度下降，在他執政時期還發生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奧巴馬政府有改革意願但缺乏改革能力，因此美國實力增長緩慢。
特朗普政府的確做了諸多改變，但多是倒退的變化而不是進步的改革。目前，在美國和在中國一樣，人們對於特朗普政府領導力的強弱有兩種完全相反的判斷。我想現在做最終判斷還早了一點。待他執政結束後，歷史會做客觀的評價。
中國新聞周刊：那在你看來，政治領導力主要包括哪些方面的能力呢？
閻學通：道義現實主義將改革能力視為政治領導力的核心，因此可將政治領導力簡化為一國政府的改革能力。改革能力包括兩個要素，一是改革的方向，二是落實改革方案。
改革是指朝進步方向變化，與之相反的概念是倒退。例如，從帝國向共和國變化是改革，而從共和國向帝國轉變就是倒退而不是改革，因此張勳恢復帝制的行為被稱為「復辟」。
落實改革方案，則是指把朝進步方向變化的計劃變成實質性成果。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方向是進步的，但他落實改革方案的結果是國家解體，這說明他沒有落實的能力。
改革給大眾帶來希望，因此激發人們工作和創新的熱情，於是國家實力增長快；不改革或倒退則使大眾失去希望，從而沒有奮鬥意願，於是國力增長慢，甚至萎縮。
道義現實主義認為，崛起國之所以能縮小與主導國的實力差距，原因是崛起國政府的改革能力強於主導國。一國政府領導力的強弱不是由政治制度決定的，這就是為什麼在相同制度下，改革有時多有時少，有時改革有時倒退。
有一點需要明確，領導力的強弱是相比較而言的，即對兩國政府或一國的兩屆政府進行比較而言的。與此同理，領導力弱也是相對而言。在崛起國和主導國的戰略競爭中，改革少於對方和倒退多於對方的結果相同，都能導致戰略競爭中的失敗。
崛起是比發展更難的事務
中國新聞周刊：你認為，道義現實主義理論對於當今中國的外交戰略能產生什麼影響？
閻學通：崛起是比發展更為困難的事務，兩者在國際環境的需求上有巨大差別。發展可以少介入甚至迴避國際事務，而崛起就不可避免地廣泛介入國際事務。這是因為崛起的本質是縮小同主導國的差距，甚至實現超越，與主導國的戰略競爭無法避免。主導國和崛起國任何一方要贏得這場競爭，都得爭取國際社會的廣泛支持。
道義現實主義理論並非只適用於崛起國，同樣適用於主導國。結合中國當前崛起國的地位，道義現實主義對中國外交戰略的建議是注重建立國際戰略信譽，因為只有提高戰略信譽才能爭取到廣泛的國際支持。
特朗普政府正在削弱美國的國際戰略信譽，這為中國提高國際戰略信譽提供了戰略機遇。提高國際戰略信譽涉及多方面，但我認為最主要的有三個。
一是為中小國家提供安全保障。道義現實主義認為在無序的國際體系內，中小國家最需要的是安全保障，因此誰為它們提供安全保障，它們就支持誰。
二是兌現國際承諾。道義現實主義認為戰略信譽的核心是言而有信。從理論上講，認為中國崛起對其有益的國家就會支持中國崛起，認為中國崛起對其無害的國家就不會反對中國崛起。兌現承諾，則是讓較多國家相信能從中國崛起中受益。為此，對外承諾一定要在中國實力的範圍之內，不能超出這個範圍。
三是內外政策一致。全球化時代，內政外交兩個大局合為一體，內外政策一致才能增強其他國家對中國的信任。雙軌制不利於在全球化時代崛起，因為雙軌制無法實現國際接軌。所有人都認為內政是根本，因此內外不一致的政策會導致他國不信任我國的對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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