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家和教授：關於傳統文化與教育的一些思考
作者簡介
劉家和，1928年生，漢族，江蘇省六合縣人。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資深教授。研究方向為世界上古史、中國思想史等。代表著作有《古代中國與世界》、《史學、經學與思想》等。
現在我們不難從社會上看到對於傳統文化的這樣一種見解，即以為傳統代表過去，重視傳統就是向後看，就是保守，就不利於現代化。我相信，一般持有這樣見解的人都是出於良好的願望，即渴望中國的現代化，而不願意再處於過去那樣的經濟落後的狀態中。有人還把當前的種種貪污腐化之類的醜陋現象與歷史上的類似現象聯繫起來，以為這都是傳統的惡習，從而對傳統深致不滿。這些想法當然都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對於傳統文化，僅憑著厭惡的感情或簡單的拋棄的決心，人們就真能作到與之徹底地斷絕關係嗎？在與傳統文化徹底地斷絕關係的情況下，人們又將怎麼樣進行教育？看來這些都是不能不思考的問題。
人們往往把傳統理解為過去，既是過去，即是「明日黃花」，有理由也有可能把它一腳踢開。按「傳統」一詞，來自西文tradition（英、德、法文皆如此，俄文實亦同）；在一般辭書中，此字的解釋大約有「傳統」、「傳說」、「習俗」、「慣例」等等。這些釋義都易使人聯想到過去。
因此，把「傳統」視為過去，也並非全無理由。可是，「傳統」雖與過去密切相關，卻並非純粹的過去。按今日西文中的tradition來自古拉丁文traditio。此字除上述諸義以外，還有「交付」、「傳遞」、「獻給」、「販賣」等義。究其所以，蓋此字由tra（=trans，意思是「轉」）和dit（來自dare、do，意思是「給」）構成，本義就是「轉給」、「傳遞」；其它義項皆由此引申而來。
由「傳統」之本義而言，它所表示的只是一種在時間流程中發生的行為，其自身也應當是一種過程。既是轉給，就必須有授者，又必須有受者。自受者角度言之，其授者為前行者，而其所授亦必為前所已有，故在時間上為過去。受者自身與接受行為在過程中既是轉給，受者必然要轉化為授者。
如果他在時間上為現在，則他的受者又必然在時間上為未來。由於每一代人在「轉給」之流中必然既為受者又為授者（像接力賽跑時的運動員一樣），「傳統」本身也可以說是由背向過去而面向未來的「現在」（嚴格地說那只是極限趨近於0的一瞬）的無間斷的展延過程。
所以，過去的「現在」的延伸成了傳統，當前的「現在」即在傳統之中，未來的「現在」將為傳統的繼續。傳統是過去，但並非與現在無關的過去，也不是已死的過去，而是延續到現在並對現在起著作用的有生命的「過去」。如果說已死的過去本來就不存在加以消除的問題（因為它已經不存在），那麼與現在有密切聯繫的、尚有生命力的過去就又不是可以簡單地一腳踢開了事的。
我們不妨看一看歷史。歷史上有沒有過割斷傳統的事例呢？有，那就是在一個文明或民族由於外力或內力的作用而被消滅的情況下，例如古代的埃及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愛琴文明等，以及在近代初期被西方殖民者消滅了的美洲印第安人文明等等。應當指出，這些都不是歷史的正常現象，而是人類歷史上的悲劇。而在正常的情況下，「傳統」是不能簡單地被拋棄的。
在歷史上，曾經有過不少人，他們在自覺的層面上是傳統的激烈反對者，而在實際上卻又是傳統的執著的繼承者。先秦的法家代表人物韓非批評儒、墨顯學稱堯舜、重傳統，認為「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韓非子·五蠹》），因而主張拋棄舊的政治和學術傳統。
但也正是這個眼睛一般總向前看的韓非，卻從眼睛一般總向後看的道家那裡繼承了一種傳統。他寫了《解老》、《喻老》，繼承了道家的「無為而無不為」的思想傳統以及愚民政策的主張。「文革」中的「四人幫」也是以與傳統作徹底決裂的鬥士的面目出現的。他們「破四舊」、「橫掃一切」，自以為前無古人；可是，他們所做的無非就是「焚書」之類，所繼承的不外乎秦始皇的殘暴傳統。
他們破傳統的姿態愈高，而傳統之陰暗面在他們身上表現得也愈烈。江青懷著篡權的野心，給歷史上的一些女統治者如呂后之流戴上「法家」、「改革家」等不倫不類的桂冠，用比附的方法來從政治上裝飾自己。這更是有意歪曲地利用傳統，而不是什麼與傳統決裂了。當然有人會說，上述的人是一些主張愚民政策的統治者，他們只是不讓人民知道傳統，以便他們自己可以任意歪曲並利用傳統。這樣說誠然有其道理。
不過，如果並無上述人等的策略圖謀，而是真誠地渴望拋棄傳統，那麼人們是否就可以做到這一點呢？看來答案仍然難以是肯定的。人們對其所要求否定的勢力或思潮，往往採取「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方法。這種現象在歷史上可謂屢見不鮮，不須舉例。可是，只要你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你就不能說你已經與所要否定的對象徹底決裂，因為你已經利用了他的傳統，因襲了「其人之道」。當然這往往並非是在自覺的情況下實現的。
例如，在「四人幫」倒台以後，許多人出於義憤，對他們歪曲歷史的行為作了批判。其中有些人批評江青利用呂后等人為其政治陰謀服務，這也是很自然的。不過，有人為了批判江青而把呂后等說成野心家、陰謀家，從而說明江青也是此類角色。大概不會有人懷疑這種批判在政治上沒有與江青徹底決裂，可是，也不能不指出，這種批判在方法上卻與被批判者有其相通之處。呂后自是呂后，江青自是江青，批判江青原本不必牽涉呂后。因為江青曾經利用呂后為其服務，人們習慣地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就又借呂后來批江青。於是不自覺地在方法上繼承了被批評者的傳統。從這一事例看來，單憑義憤並不足以使人能夠擺脫他所要擺脫的傳統。
這樣說來，人們在傳統面前就毫無自由而只能俯首聽命了？事情倒也並非如此。在這裡，最需要的是對傳統的分析或本來意義上的「批判」（criticize，此字來源於古希臘文，本義是「判斷」；無分析便無判斷，所以這裡用「批判」一詞表示「分析和判斷」），是對我們對於傳統的認識的反省或反思（reflection）。
我們沒有任意拋棄傳統的自由，卻有對它進行分析和判斷的自由，沒有在思想上任意與傳統斷絕關係的自由，卻有反省我們對傳統的認識的自由。譬如，現在人們常說「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所說實際是指優秀的傳統文化；沒有人會主張維護傳統文化中落後的東西。
把統一體分解為不同部分，這就是分析；把中國傳統文化分解為精華和糟粕，也就是對它作了分析。由分析而定取捨，這就是對傳統作了批判。其實，人們對於一切事物的認識都是在批判中進行的。人們總是把好事與壞事分開，取其好者，棄其壞者。這是人們通常都採用的分辨的方法，在此不須多作說明。
不過，問題往往不能止步於此。譬如，當人們燃煤或油取暖的時候，燃料中的熱能被認為有用的而收取，其他成分就被作為廢料以煙塵的形式排放了。這是第一次批判。隨後人們又發現，在煤或油的煙塵中還有名種可被應用的成分，只要加以析取，就能從中獲得很重要的原料。於是批判進了一個等次。人們對於客觀世界總是這樣不斷地批判著，批判每進一個等次，認識也相應地深入一個等次。對於傳統，同樣有著不斷的批判的過程。這也就是對於傳統的不斷深入認識的過程。
說到這裡，我們就不能不對人的認識不斷深入這一現象本身作一些分析。我以為，這一現象本身至少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分析。
首先，人的認識不斷深入的過程本身，從一個方面來看，它是知識的增長，其進行的方向是肯定的；而從另一方面來看，它是對於過去錯誤認識的糾正，其進行的方向又是否定的。《老子》言，「為學日益，為道日損。」（第四十八章）他是把「為學」和「為道」絕對對立起來看的。
我認為，如果把「日益」和「日損」二者結合起來，那恰好就是人的認識不斷深入過程本身的基本特徵。應該說，這也就是文化過程的特徵。十幾年前，我寫過一篇短文《略說文化》（載《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二輯，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其中表述了個人的一點見解：「文化是人類社會對於愚昧的否定過程。」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文化不是人類的本能產物，也沒有某種先驗的文化資源貯藏在人的頭腦中，可供隨時、不斷之采發。
蜜蜂能夠憑本能準確地構成正六邊形的蜂房，而人類在最初試圖構木為巢的時候，所能搭起的窩巢必定比蜂房顯得拙劣。可是人類所以為萬物之靈，不在於其本能，而在於其能夠不斷克服其自身的缺陷。人類的偉大之處就在於，他們能夠不斷否定自身的缺陷，從而能夠把他們的居室從不避風雨的窩棚逐漸變化為摩天大廈。
當人類最初試圖搭蓋窩棚的時候，他們是在否定過去無窩棚的狀態。他們搭成的第一批窩棚，既包含了建築技術的最初萌芽，又包含了大量的非科學成份；前者顯示了他們的成功，後者則註定了他們的失敗。他們從窩棚的不避風雨和易於倒塌中汲取教訓，不斷改去錯誤，在不斷否定的過程中前進。這種否定的過程，也就是文化的過程。
現在，我經過多年的反省，又試圖否定自己過去認識中的缺陷。文化固然是一種否定愚昧的過程，但又非單純的否定過程。當人們否定錯誤的時候，他們實際也是在肯定和發揚正確的因素；從這一角度來看，正確是否定錯誤的結果。同時，在增長中的正確因素又是使錯誤因素得以糾正的必要條件；無正確因素，又如何能夠糾正錯誤因素？
所以，從另一方面來看，對錯誤的否定，又是正確因素積累的結果。所以，人類文化的過程，人們認識不斷深人的過程，就是「日損」而又「日益」的過程。無「日損」便無「日益」，無「日益」便無「日損」；有「日損」乃有「日益」，有「日益」乃有「日損」。「日損」與「日益」互為充分必要條件。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人們認識不斷深入的過程，一方面是對事物不斷批判的過程，而另一方面，則是對於自身認識的不斷反省的過程。而反省本身，恰好具有一種矛盾的性質：它以過去的認識為思考依據，因而不能脫離過去；它又以批判過去的認識來尋求新知，因而又不能不脫離過去。
對於這種矛盾現象，古代中國人已經有所發現。《易。大畜》卦象辭：「大畜，剛健篤實揮光，日新其德。」而此卦象辭則說：「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大畜卦所以具有剛健篤實的品質，是因為其德日新，不斷棄舊而圖新；從這一角度來看，德就在於不斷否定過去。
可是，從另一角度來看，德之建立，又有待於多識前言往行以畜集之；所以，德之建立，又不能與過去一刀兩斷，徹底決裂。《易·繫辭上》：「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在這裡，無「日新」，便無「生生」；唯其「生生」，乃有「日新」。中國古代的思想家沒有在這種矛盾現象的面前茫然不知所措，他們機智地、也是無比深刻地找到了一條溝通兩極的橋樑，用孔子的話來概括，就是「溫故而知新」（《論語·為政》）。在這裡，「溫故」既是對「故」的反省，也是對「故」的揚棄（aufheben，sublate），因而能夠推陳出新。
如果以上兩點分析無誤，那麼我們就可以說，無論是傳統還是文化，或者是傳統文化，它本身只能是一種既斷又續、既否定又肯定的批判的或揚棄的過程。
現在，我們可以進而討論教育與傳統文化的關係的問題。教育的基本功能，按個人的理解，就在於保證人類文化過程的延續和發展。而文化的過程，按以上所分析，乃是對於既有文化的不斷的「日損」和「日益」。在這樣的情況下，教育當然也只能對傳統的文化作批判的傳播。如果有人要求教育與傳統文化完全斷絕關係，那麼，他到底將用什麼作為他的教育內容？難道作為教育內容的文化可以憑空創造出來嗎？可以無中生有嗎？這當然是完全無法想像的。
不過，在《共產黨宣言》中有這樣一段話：「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das radikalste Brechen，the most radical rupture)；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1-272頁）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裡用了「決裂」（das Breehen, rupture）一詞，而且加上了「最徹底的」的定語。這也就是「四人幫」曾經高談的兩個「徹底決裂」的所謂根據所在。
可是，人們難道可以把這裡的「決裂」望文生意地理解為「徹底斷絕關係」嗎？如果真是這樣，那麼馬克思和恩格斯就不可能也不應該與德國的古典哲學、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有任何淵源關係，那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是沒有也不應該有其各自的來源的。
這樣能夠說得通嗎？何況毛澤東也曾明確地說過：「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見《毛澤東選集》第2卷，1952年版，第496頁）如果真地按照「四人幫」的方式來理解「徹底決裂」，那麼，毛澤東的這一段為大家都熟悉的話，豈不是也成了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徹底革命精神的了？這能夠想像嗎？因此，對於這裡的「最徹底的決裂」，最好還是用馬克思自己的辯證法的思想去理解，即理解為「最徹底的批判」（本來意義上的「批判」）或者「最徹底的揚棄」。其實也只有這樣才是堅持了辯證法。
極左的「決裂」空談，從來不能表現為與傳統決裂的事實。實際上，這種空談只能表現出空談者在哲學上的無知以及他們在實踐中的盲目性。正是由於只要求不可能成為現實的徹底斷絕與傳統的關係，而拒絕對於傳統的批判，他們為自己排除了理性地認識傳統文化的可能，而陷自身於盲目的衝動之中。
他們對傳統文化既不可能沒有取捨，卻又不能有合乎理性的取捨，於是就只有憑私慾的驅使來行動了。也正因為如此，他們在行動上，往往從傳統中棄其精華而取其糟粕，並且往往不知羞恥地、毫無忌憚地把那些糟粕揮舞到瘋狂的程度。
譬如，在「四人幫」的煽動下，無政府主義的打、砸、搶曾經被視為最能與傳統文化「決裂」的行為，而在教育界里當然也只有交白卷的造反派才能成為「英雄」了。其實，打、砸、搶和交白卷也並非真地史無前例，也根本談不上什麼與傳統文化徹底決裂，而只不過是繼承了傳統文化中的某些糟粕而已。所以「四人幫」的「教育革命」在歷史上只能是一次徹底破壞教育的鬧劇，正如「文革」也不過是歷史上的一次反文化的運動一樣，豈有它哉。
「四人幫」早已經被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但是他們散布的與傳統文化徹底「決裂」的觀念，在社會上、在教育界都還殘留著不可低估的影響。由於傳統的道德觀念曾經被毫不區分地視為無用以至有害的糟粕，人們就慣於把「信義」的觀念置於腦後，於是製造偽劣產品、侵犯知識產權、傷天害理地炮製假藥等等現象，都乘改革開放之機一齊湧現出來，以至屢禁不止。
由於尊重文化、尊重學術的優良傳統在「文革」中被塗上種種可笑的油彩然後又撕得粉碎，造成了不易克服的影響，現在要實現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也困難重重。當然，如果我們把今天的一切問題都歸罪於「四人幫」的影響，那也未免把他們的歷史作用作了某種誇張。
不過，無可懷疑的是，「四人幫」在「文革」中把人們對於傳統文化的認識擾亂了。在這種情況下，有些人自以為是擺脫了傳統文化的束縛，而實際上已經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糟粕與乘改革開放之機流入的外國傳統文化中的糟粕盲目地糅合起來，從而造成了一種最糟糕的現象。這種現象如不克服，必然要給中國現代化的建設造成嚴重的危害。因此這是一個必須予以認真對待的問題。
以上曾經說到，教育就其內容而言離不開傳統文化，離不開批判地傳授傳統文化。現在面對上述現象，教育（包括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就更不能忽視傳統文化的意義了。
我們說要重視傳統文化的教育，這既包括中國的傳統文化，也包括外國的傳統文化。當然，首先要重視的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因為我們是中國人，就生活於中國傳統之中，不管你意識到或未意識到，自己身上總或多或少地有著傳統文化的影響。
你想不分青紅皂白地拋棄傳統，說不定正是拋棄了優良傳統而發揮了惡劣傳統。所以，既然是中國人，就不能不對自己的傳統有一個批判的認識；有了批判，我們才能正確對待傳統，棄其糟粕、取其精華，發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
為什麼還要重視外國的傳統文化呢？因為文化並無國界，人類所創造的優良文化是人類的共同財產；要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須繼承世界的優秀文化遺產。其實中國早已脫離了過去那種閉關鎖國的時代，早在清朝末葉，洋務派就因形勢所迫而開始半推半就地引進外國文化了。
一個半世紀以來，實際上已經有大量外國傳統文化被引人並且已經與中國傳統文化結為一體，從而成了中國近代傳統文化的一部分。當然，其中有精華與精華的結合，也有糟粕與糟粕的結合。這些對於我們來說，已經是有待批判的傳統文化了。
時至今日，由於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世界且行將變為一個「地球村」。在此情況下當然更沒有排拒外來文化的可能性了。如果有人擔心外來文化中的糟粕會毒害我們的社會，那麼這種擔心也並非多餘的。艾滋病毒就是跟著外來文化的糟粕傳進來的，但是如果沒有中國文化的糟粕（如吸毒、淫亂等）與之相應，它不是進不來、就是進來也無法發展的。
所以，我們所反對的只是外來文化糟粕與中國文化糟粕的結合，而所需要的卻是外來文化的精華與中國文化精華的交融。張之洞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且不論其文化保守心態，他的話至少也違背了有關「體」、「用」關係的基本常識。體與用只不過是同一事物的兩個不同方面：一為實質或本體（substance），一為作用或功能（function）；一定的體必然表現為一定的用，一定的用也必然反映一定的體。故甲體必然顯示出甲用，而不能顯示出乙用；甲用亦必然反映出甲體，而不能反映出乙體。
「中體西用」實際只能是一種類似牛首而馬鳴的怪物。那麼中外文化的結合應該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況呢？如果可以打個比方，那就是「嫁接」。我們從事文化教育工作，首先要注意的是對於中國傳統文化與外國傳統文化分別進行分析，辨明其為精華或糟粕，然後從外國文化中選出優秀的嫁穗，再嫁接在經過精選的中國文化的優秀砧木上。
通過這樣的嫁接，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新的優秀文化品種。它既植根於中國文化土壤之中，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又兼有中外文化之優長，可以碩果累累。其實外國的優秀傳統文化中又何嘗沒有接上中國文化優秀嫁穗的文化植株呢？所以文化交流實際也就是文化互相嫁接的問題。這樣的「文化嫁接」工作無疑是十分艱巨的，但也是十分富有意義的。
文章來源：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199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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