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殺得臣而文公喜：城濮之戰楚帥成得臣之敗是否因楚成王的陰謀？

之前談古論金髮布的《『退避三舍』是晉國大獲全勝的原因嗎？『城濮之戰』戰略態勢分析》中提到：

城濮之戰還有一個相對陰謀論的說法，那就是楚成王不惜以申息子弟兵等家底作為陪葬，要的就是掌握楚國軍政大權的若敖氏的代表子玉敗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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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王對成得臣惱火了，少給他兵，故意掣肘，關鍵時刻不配合。

從表面上看，這個陰謀論存在的可能性確實很大。之前談古論金與大家聊起過，城濮之戰之前，楚成王煞有介事地對楚軍主帥子玉說：

不要去追逐晉國軍隊！晉侯在外邊，十九年了，而結果得到了晉國。險阻艱難，全都嘗過了；民情真偽，全都知道了。上天給與他年壽，同時除去了他的禍患，上天所設置的，難道可以廢除嗎？《軍志》說：『適可而止。』又說：『知難而退。』又說：『有德的人不能抵擋。』這三條記載，適用於晉國。

子玉當然不以為然，道理也對，哪有這樣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的？楚成王見子玉不信自己逼逼半天的所謂天命大勢，於是就惱羞成怒地走到了這一步：

楚王怒，少與之兵。

有人因此認為，楚成王怕的自然不是晉文公或晉國，而是怕子玉（成得臣）立功，怕若敖氏進一步坐大，所以故意掣肘，在城濮之戰中借晉文公之手對付子玉，在城濮之戰楚軍失敗後又不依不饒派遣使者對身為敗軍之將的子玉說：大夫要是進方城去，怎麼向申縣和息縣的父老交待呢？（大夫若入，其若申、 息之老何？這是因為城濮之戰中申縣息縣的子弟兵傷亡較大）逼迫子玉引咎自殺——《史記》的記載是：

子玉固請，乃與之少師而去。晉果敗子玉於城濮。成王怒，誅子玉。

城濮之戰在《史記》中也有詳細記載。

正如前述，這麼層層抽絲剝繭，好像這個陰謀論確實言之成理。一系列由若敖氏族人引起的、橫跨楚國楚成王、楚穆王、楚莊王三代君王的若敖氏之亂，通常被史家認為是以公元前632年，成得臣在城濮之戰前的一意孤行作為開始標誌，這與楚成王在城濮之戰中先是掣肘後是索命，似乎也若合符契。

然而，若敖氏之亂的定義與詮釋，其實也是站在後來一系列事件之上的倒推，在城濮之戰前，若敖氏雖然勢力巨大，子玉雖然跋扈驕狂，並沒有構成對楚成王根本性的威脅，楚成王亦不至於為了削弱若敖氏，不惜犧牲楚國爭霸中原的戰略利益。

在楚成王的時代，若敖氏雖然勢力已經膨脹起來，但是若敖氏與楚國的國家利益是基本一致的，子玉之前若敖氏家族的代表人物是子文（斗谷於菟），他上任之初就以自家的財產來資助財政薄弱的楚國，被後世稱之為「毀家紓難」，他擔任令尹20多年，最後推薦子玉作為繼任人選，雖說是內舉不避親選擇了自己的族人，但是總體來說不能懷疑子文是出自公心，子玉個性剛直驕橫，可是沒有什麼不忠。

城濮之戰一般經過圖。

我們再來看城濮之戰楚軍的兵力構成。雖然有所謂楚成王『少與之兵（與之少師）』的記載，但是此時楚成王一來有些賭氣，二來主要是顧慮晉國的盟友秦國東出武闕抄襲楚軍的後路，等到回國之後，成王覺得後方平安無事，事實上派出了東廣西廣的部隊增援子玉率領的前線楚軍。城濮之戰舉行時，楚軍排列成橫陣，子玉親自率領其家族的族兵若敖六卒在中軍，子西（斗宜申）率領申邑軍以及鄭國、許國的軍隊在左軍，子上（斗勃）率領息邑軍以及陳國、蔡國的軍隊在右軍，東西兩廣的軍隊被分配在左右兩軍，再看中軍，若敖六卒一般認為兵力並不多，按照楚國軍制的慣例，王族的主力也通常被安排在中軍，據戰爭史專家初步估算，當時楚國及其僕從國共同組成的聯軍總兵力達到80,000、90,000以至於110,000人之眾，這在春秋時期已經是一個非常龐大的軍力數字。

城濮之戰晉楚兩軍陣形概況。

城濮之戰晉楚會戰戰鬥經過概況圖。

從這個角度我們不難發現，如果真按照陰謀論楚成王不惜以城濮之戰的楚軍大敗作為代價削弱與消滅若敖氏這個說法，就意味著楚成王不惜讓楚國最精銳核心的武裝力量全部完蛋來實現加強王權削弱大族的目的，這樣的性價比損益比，除非楚成王完全喪失理性了。

這個問題其實還有其他的視角。

首先，城濮之戰楚國失利對若敖氏家族的影響不是根本性的。城濮之戰後子玉雖然被楚成王擠兌而自殺，但是子玉的副手、同出於若敖氏的子西、子上，子玉的兒子成大心、成嘉都不但活得好好的，還在其中先後出現了好幾任連續繼任的令尹（子上、成大心、成嘉），用城濮之戰失敗這樣的代價只是換來子玉的自殺，這筆賬從楚成王的角度怎麼都算不過來。

若敖氏與楚王家族關係圖。

其次，城濮之戰楚國失利對楚國的影響過於巨大。城濮之戰前，楚國利用齊桓公去世與宋襄公敗亡之後的中原勢力真空，大批小國以各種方式臣服於楚國，如果晉軍在城濮之戰中失敗，楚國不但能夠鞏固黃河之南的既得利益，更可以越過黃河而將勢力範圍擴展至整個中原地區，這麼一來，楚國不需要等到楚莊王時期才問鼎之輕重，在楚成王的時代就可以早20餘年實現這一戰略目標。退一萬步，為了黑子玉以及若敖氏，楚成王不惜犧牲將士性命或許還有萬分之一的小概率可能，為了削弱若敖氏不惜犧牲自身念茲在茲的戰略目標，這是完全沒有可能性的。

楚國王權與若敖氏專權有矛盾，楚成王與成得臣（子玉）有矛盾，這一點是客觀存在的，不需要否認，可是我們同樣可以看到，若敖氏與楚國王權，子玉與楚成王，有著利益一致的地方，特別是在對外爭霸中原，為楚國開疆拓土的這一方面，若敖氏與楚君的利益幾乎可以說是完全一致的。

孫叔敖的祖父蒍呂臣在成得臣之後當了1年令尹即去世，這個職位重新回到若敖氏手中。

從這個意義上，假設楚成王有削弱若敖氏的設想，在尊重子玉的個性與軍事努力的前提下，讓子玉獲得皮洛士式的勝利（以慘重的代價而取得的得不償失的慘勝），代價主要由若敖六卒或者陳蔡鄭許等僕從國的軍隊來付，勝利結果與勢力範圍由楚國來贏得，也比不惜讓楚軍大敗來合適。

總之，城濮之戰晉勝楚敗的結局，晉文公在戰後所謂『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的說法，楚成王選了若敖氏之外的人士繼任令尹，都是事件事態自然演變的客觀結果，而不是楚成王蓄謀已久的產物，換句話說，陰謀論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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