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純鉤：汪曾祺的作品都小小的
撰文/顏純鉤，專欄作家
中國當代作家中，汪曾祺是很獨特的一位。他沒有大作品，小說散文都小小的，但他的小作品合起來，卻很大，大到比很多大而無當的巨著都還要大。他的小說都寫得像散文，讀起來很輕鬆，但每每讀後都有一些重甸甸的東西沉在心裡。他寫那些小說都像不經意，隨隨便便，「信口開河」，起於當起，止於當止，都是家常話，讀來卻都有深長的情味。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
多年來讀汪曾祺的作品，都零敲碎打，最近得了一本天津人民出版社二零一五年版的《受戒》，才算有一個整體的感覺。汪曾祺的小說，是中國民間生活的百科全書，他的作品合起來，就是一幅中國現代的「清明上河圖」。
《受戒》收了四十三個短篇，有的篇幅略長，也不過一兩萬字，有的只是一兩千字，不論長短，幾乎每篇都是寫一個人，為了寫這個人，他花了很大力氣去寫那人的家鄉，他從事的職業，他生活的環境，往往他把整個大環境都寫得淋漓盡致了，他的主人翁才出場。剛出場不久，有那麼幾個動作，一件兩件事情，可大可小，略一亮相，小說就結束了。
換一個作者，他或許會倒過來，大環境的描寫點到即止，只作為背景烘托，反倒把大力氣用在人物描寫上。人物的愛恨情仇，命運轉折，與身邊各色人等的糾葛，如何掙扎反抗，起死回生，那才是小說吸引人的基本元素吧。可是汪曾祺反其道而行，他花大力氣寫背景，背景那麼大，人物像芥末微塵，他們的存在本不足道，可那也是活生生一個人啊！人的苦難他都有，人卑微的想望和滿足他也有，他的命運也同樣受制於那個龐大無倫的環境，他的清喜與憂愁也都令人低回。
實際上，讓人無可如何的，也就是那個天高地厚的大環境，那些千年不變的山水之間埋伏的人情物理，主宰人命運的傳統文化，殊異的風俗里各自求生的智慧，都無不由那個大環境生成、積澱、浸淫，如不是那個大環境，所有的人都不是那個人，所有人的命運也都不是他那個命運。
從沒有一個中國作家把中國人生活的處境寫得那麼足，那麼不遺餘力，那麼放恣熱鬧。他寫不同的生活環境，好像那不是死的外部的風物，好像那些山坡河水、堤岸上的柳樹、人家屋頂上移動的船桅，那些深宅大院、曲巷長街、果樹和花草，那一整個亂中有序的人間，竟是一個龐大的生命在運轉，自給自足，不假外求，緩慢沉重地呼吸著，艱難地起承轉合。
正因為大環境給他寫得好像是活的，他的人物活在一個活的大環境里，便無可置疑地合理，彷佛只有這樣的環境，方生長出這樣的人物，而這樣的人物又成了那個大環境的一部份。
汪曾祺的寫作手法，由這個基本的設定所規限，所以他的小說都散文化，都重白描，簡潔而空靈，輕情節重神韻。他描寫環境用的是工筆，塑造人物用的卻是寫意，好像一幅畫里，周遭的環物細緻，勾勒不厭其煩，栩栩如生，活動在其間的人物，卻只見半邊臉，一個背影，影影綽綽，游移其間，輕顰淺笑，稍縱即逝。
環境是工筆，足以令人設身處地，人物是寫意，有大量留白讓讀者去想像擴充。人與環境的辯證關係，在一般人看來，人是主，環境是次；在汪曾祺筆下，環境是主，人物是次。人物雖為次，但留有空間供人想像，在讀者那裡，人物各依其生活邏輯在他的環境中活動，小說寫得少，讀者想像補充得多，所以他的人物儘管空靈，卻比大鑼大鼓的鋪排更生趣盎然。
汪曾祺寫景寫事寫人，都用白描，香港人說的「有碗話碗，有碟話碟」，意思是有什麼說什麼，有多少說多少，該怎麼說就怎樣說。白描的難，是你不容易抓到描寫對象的神韻，寫景得其細而不得其意，寫事得其雜而不得其巧，寫人得其詳而不得其神，那隻像小學生寫生字，筆筆都有，但歪歪扭扭不成規矩。要捕捉神韻，只有把景事人都爛熟於心，提煉出一些幽微獨具的觀照，那時才能用最白最白的白話，寫出最深最深的人間情味。
讀汪曾祺的小說，你很難不被他豐富的民間生活常識迷倒，他怎麼可以懂那麼多東西？不但巨細無遺，而且深得其中之奧妙，他不但是旁觀者，甚且是同道中人，是浸淫其中出入其外的大行家。《受戒》寫一種偷雞的銅蜻蜓，雞吃蜻蜓，銅蜻蜓硬簧彈開，雞嘴撐住叫不出來，小偷就手到擒來。《大淖記事》寫抓土匪遊街，地保要先通知店鋪收起鳥籠，怕土匪看見了不高興，如此體貼，斷難憑空想出來。《異秉》寫藥鋪，夥計一等的叫「管事」，二等的叫「刀上」，三等的叫「同事」，四等的叫「相公」，各有司職，等級分明。《獸醫》寫針灸醫牲口，前三針扎肚子，牲口放屁拉屎，後三針扎身子，滿身出汗，然後用稻草灰在牲口身上拍一遍，牲口就站起來了。《八千歲》寫米店，四個米囤子依貴賤放四種米：「頭糙」、「二糙」、「三糙」、「高尖」，頭糙賣給賣力氣的，高尖賣給有錢人。店中一塊豎匾，寫的是「食為民天」，兩邊兩張字條，寫的卻是「僧道無緣」、「概不作保」。這些細節，除非對傳統米店有深入觀察，很難無中生有。
諸如此類不同的生活常識、奇異的見聞、民間風俗習慣等，幾乎每一篇小說里都信手拈來，雜花生樹，處處埋伏，目不暇接。不同的人操不同的職業，有不同的活命技巧，只要白描，無須誇飾，已經美不勝收。
一個作家生活在某一環境，他可能只對那個環境有深入了解，其餘的也就得其皮毛，汪曾祺卻是對三教九流都熟極而流，信手拈來都是過日子細細巧巧的瑣事。環境既然活起來了，人在其中也就如魚得水，人與環境熨貼得天衣無縫，然後，他幾乎就不用花太多筆墨在人物身上，人物翩然來去，片言隻語皆成故事。
因此，不要以為白描很容易，白描是最難的，難的是你肚子里有多少東西。他心裡有一個海，寫一朵浪花都聽到遠海的風暴；你心裡只有一杯茶，寫成一條江，那江里什麼都沒有。
汪曾祺寫人物雖然用寫意手法，但寥寥數筆，卻都極為講究。本來就打算寫意，再不講究，只怕淡如白開水，這也是最難的。一篇小說，用一大半寫環境，輪到寫人，已剩有限篇幅了，為增強效果，汪曾祺又多會用心經營一個餘韻裊裊的結尾。《詹大胖子》寫一個校工，校長張蘊之和女教師王文蕙私通，謝大少想轟走張蘊之，就問詹大胖子校長通姦的事，詹大胖子一口否定，他不是維護校長，是維護王文蕙。小說結尾寫道：「後來，張蘊之死了，王文蕙也死了（她一直沒有嫁人），詹大胖子也死了。／這城裡很多人都死了。」
——最終都是死，有什麼好計較的！《辜家豆腐店的女兒》，因為窮，豆腐店的女兒被有錢人包，女兒喜歡中醫王厚堃，請他來看病，藉機引誘，被他婉拒了。王厚堃結婚，花轎過去，辜家的女兒號啕大哭，結尾是一句話：「辜家的女兒哭了一氣，洗洗臉，起來泡黃豆，眼睛紅紅的。」——哭歸哭，黃豆還是要泡的，日子還要過下去。《晚飯花》幾乎沒有情節，寫一個少年李小龍，暗戀一個女孩子王玉英，女孩子嫁給有錢人錢老五，李小龍放學回家，看到在河邊淘米的王玉英，只看見一個背影，頭上戴著紅花，結尾一句話：「這世界上再也沒有原來的王玉英了。」——一個少年人小小的悲哀，沒有人知道。《王四海的黃昏》，寫一個走江湖賣葯的，為一個藥店主人的老婆散了班子，在當地定居下來，等藥店老闆去世，他就和女人一起過，幾年後女人給他生了一個白胖小子。結尾一句話：「王四海站起來，沿著承志河，漫無目的地走著。夕陽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長。」——「夕陽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長」，人活一世，各有故事，悲歡離合，到頭來只剩得無語欷歔。那麼長的夕陽下的影子，一直拖著，拖回家去，做人就是那麼一回事。
八十年代中，汪曾祺參加一個內地作家代表團訪問香港，與香港作家在大嶼山渡假邨有一次交流活動，當時和他有一面之緣。汪老話不多，老是笑著，那時不知道他心裡裝著那麼多東西。香港三聯書店蔡嘉蘋女士（詩人舒非），多次經手編輯汪曾祺的作品集，她到北京去，汪老請她去家裡，親自下廚做幾道家常菜招待她，如此待遇，讓我羨慕得不得了。
汪曾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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