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澤宇：小銅鏡有大文章——安徽地區性銅鏡研究取得新進展

銅鏡，是古人照面的用具，別名「鑒」。從史前到清代，中國青銅鏡走過了四千多年的漫長歲月。兩漢時期，銅鏡製造業空前繁榮，鑄造工藝與表現手法都達到了新的階段。草葉紋鏡、星雲紋鏡、博局紋鏡、神獸鏡等鏡類風行一時，為世人所珍。漢鏡背後刻鏤的圖案與銘文，也向今人展現了一個繽紛浪漫的奇幻世界，它交織著傳說與史實，涉及早期中原王朝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社會風尚等方方面面，正所謂「小銅鏡，大文章」。

填補阜陽漢鏡研究空白

近年來，隨著《六安出土銅鏡》《皖江漢魏銅鏡選粹》《淮南市博物館藏鏡》《蚌埠市博物館銅鏡集萃》《安徽地區出土漢代銅鏡研究》《六安雙龍墓地出土銅鏡年代再研究》等一批安徽地區性銅鏡論著的相繼面世，不僅使銅鏡的地域性研究得以不斷深化，也為有關學者和銅鏡愛好者系統了解安徽境內古代銅鏡遺存的面貌提供了不少便利。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阜陽作為安徽乃至周邊地區重要的漢鏡出土地之一，長期以來並未受到學界的應有關注，相關的整理與研究工作也十分薄弱，這與阜陽漢鏡的重要地位顯然是極不相稱的。楊玉彬的新作《阜陽漢代銅鏡研究》（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以下簡稱《阜陽漢鏡》），就是填補這一空白的突出成果。

《阜陽漢鏡》在廣泛佔有資料的基礎上充分運用最新研究成果，不僅在年代學、類型學上頗為用功，而且在各種鏡類本身的演變序列、名稱內涵、時代差異等方面都有所細化、深化。該書所涉及的資料來源囊括經史子集、今人著述、博碩士論文、發掘報告、各大圖錄等達兩百餘條，還吸納了岡村秀典、石川三佐男、大形徹等日本學者的著述，不僅使得論述更為嚴謹豐滿，更顯其功力之深。圖像匯釋方面則網羅了蟠螭紋、草葉紋、星雲紋、柿蒂紋、東王公、西王母、羽人、朱雀、天馬、麒麟、九尾狐、靈芝、仙草、車馬、博局等近百類之多，基本涵蓋了目前常見的漢代銅鏡紋飾，進而以圖證史，凸顯出銅鏡圖像與歷史文本之間關係的複雜與多元。

該書通過橫向對比，將阜陽漢鏡劃歸到「淮河流域漢鏡群」的範疇，既指出其與以壽縣為中心的淮河中下游地區漢鏡的頗多共性，又從鏡種、直徑、重量、銘辭配置及文化內涵等多方面，強調阜陽漢鏡自身的鮮明地域特徵。其後，從兩漢歷史發展的長程視角觀察，將阜陽漢鏡的演變軌跡劃分為早期戰國鏡向兩漢鏡發展的過渡形態、漢武帝前後的成型與勃興期、西漢晚期至東漢早期的發展繁榮期及東漢中晚期標新立異的繁榮鼎盛期四個階段，使讀者有了較為宏觀的認識，為更好地把握全書要旨做了鋪墊。

在歷史情境中發掘潛在價值

《阜陽漢鏡》還力圖在歷史情境中發掘鏡銘這一物質性文本的潛在價值。以大量篇幅綜合考察了阜陽漢鏡銘文中所見的富貴追求、長壽文化、家族倫理觀、相思文化、漢代七言詩的形成與演變、漢鏡鑄造工藝成就、尚方鏡銘的發展演變、神仙信仰與升仙不死說、丹陽銅與丹陽鏡、新莽王田制改革，並結合獨具特色的銘文，就同時代社會生活領域的重大歷史事件、重要歷史人物的相關史實，漢代思想文化史、社會經濟史等問題提出了見解。

比如，作者圍繞漢代「尚方」工官機構造鏡提出了難能可貴的五點「嘗試性討論」。作者認為，尚方工官機構造作的青銅器應要求極高，因此，尚方署出產的鏡圖「標準模板」應該不會出現圖像模糊、配圖隨意、句子殘缺、用字預設、減筆、反書等低級錯誤現象。從鑄造來源與使用對象看，目前所見的兩漢尚方銘文鏡大體可分為中央尚方署造作、地方政府工官機構造作的仿品、私營作坊造作的仿品、私營作坊造作的假冒產品。

對於兩漢聞名一時的丹陽銅與丹陽鏡，陳直、裘士京、張衛東等學者很早就進行過探討，而《阜陽漢鏡》更是在此基礎上做了進一步的研究。在作者看來，西漢晚期至新莽時期實行銅器專賣政策，銅鏡的產銷主要由地方工官機構管理，此期的丹陽銘鏡，可能多數為丹陽銅所造。東漢銅禁放開後，流行的丹陽鏡多為仿造；兩漢流行的丹陽鏡，其質量的優劣，並非完全取決于丹陽銅料的好壞，而是與鑄鏡作坊二次加工、鑄造技術水平高低息息相關；阜陽位於南銅北運的樞紐，歷史上曾是著名的大型銅料集散地。兩漢從南方丹陽郡購置、運輸銅料至今淮北地區，是當時鑄鏡作坊最為節省費用的選擇。由此，作者進一步推測目前阜陽出土的「丹陽」銘銅鏡可能部分為丹陽銅所鑄造的典型鏡。

我們注意到，含有政治歌謠銘文的銅鏡，亦是新莽時代強化意識形態的重要物件之一。《阜陽漢鏡》分別論述了兩面極富史料價值的新莽銘文鏡：反映王田制改革的「井田」銘禽獸博局紋鏡為目前新莽鏡出土材料中所僅見，反映王莽執政期間興建辟雍明堂、增建太學宿舍、擴大太學招生規模、處理與北方匈奴的關係等系列重大歷史事件的「新興辟雍」銘新莽鏡。在作者看來，這兩篇鏡銘的創作應非出自民間文人或私營銅鏡作坊工匠之手，可能是由王莽幕僚儒士創作並有意識的傳播，因表達了民眾的利益訴求而廣為流播，最終為銅鏡鑄銘所吸納。

有學者根據皖江流域出土的部分畫像鏡，推定六安、安慶收藏的畫像鏡與浙江紹興出土的畫像鏡藝術表現手法不是一個風格，應各成體系。而《阜陽漢鏡》則根據淮河流域東漢人物畫像鏡出土地分布不均衡性的特徵，運用「基於風格與分布的考古遺物產地推定法」，劃定了兩個集中分布區：一個是淮河近域以壽縣為中心的六安、阜陽、信陽一帶，即淮河流域的中上游地區；一個是大致沿微山湖東側分布的魯西南地區。其中，六安壽縣一帶是東漢時期淮河流域最大的人物畫像鏡產地與流播區域。

儘管淮河流域是漢代人物畫像鏡最早的發祥地，但為什麼在東漢一代遠不及「紹興系人物畫像鏡」那般強勢？作者認為，這主要與當時南北兩地間的社會生活狀況、經濟發展繁榮程度存在差異有關。應該說，以上看法均言之有理，執之有據。

推動區域社會史與考古研究發展

《阜陽漢鏡》一書為作者多年發表論文的合集，但繹讀之後，不難發現，其篇章相參，互為表裡，既可前後貫通，所用史料又能相互輔證。眾所周知，相較於書寫文本，銅鏡這類物質文本的闡釋難度更大。

作者長期從事皖西北地區的田野考古工作，在發掘中零距離接觸了大量銅鏡隨葬品。誠如作者在後記中所感慨的那樣，「推進文物藏品研究的深入開展，一定要補上親歷考古發掘這一課。漢鏡的喪葬習俗、漢鏡的宗教文化內涵、漢代人寄寓銅鏡的特殊精神內涵等問題，只有在考古發掘現場才有深入、真切的體會」。然而，《阜陽漢鏡》恰恰在「漢鏡喪葬習俗、漢鏡的宗教文化內涵、漢代人寄寓銅鏡的特殊精神內涵等問題」上罕有涉及，未免遺憾。

銅鏡既是作為梳妝照容的生活日用品，更是帶有某種神秘色彩的重要隨葬品。漢鏡上常有「左龍右虎避不祥，朱雀玄武順陰陽」等銘辭，可證漢人隨葬的銅鏡或為驅鬼辟邪之器。南宋人周密《癸辛雜識》言：「用鏡懸棺，蓋以照屍取光明破暗之義。」長期以來的研究多局限於技術、經濟、社會層面上的作為實用生活器具的銅鏡，往往忽略在墓葬這一特定情境中銅鏡的精神與意識層面的價值所在。而相對於生計方式和經濟活動而言，墓葬行為是體現社會觀念與象徵系統的高度制度化行為，因此，墓葬中青銅鏡的質地優劣、放置方式、空間分布恰恰能夠揭示社會等級區分、精神表達與文化認知。

總之，《阜陽漢鏡》以阜陽出土漢鏡資料為主體，長於地域性分析，是一部嘗試在研究中尋求突破的重要著作。從學術研究視野與方法論角度來看，該書在嚴謹而紮實的理論基礎上，融合微觀分析與宏觀研究，突出了鮮明的問題意識。筆者深信，這樣一部頗見功力的專著出版，必將激發學界對中國古代銅鏡史、皖北地區兩漢社會生活史等研究領域的進一步思考，從而推動區域社會史與考古研究的發展。

（作者單位：安徽師範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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