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眠術征服法國與浪漫主義的興起

撰文：楊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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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5年，法國大革命前夕，催眠大師安東·梅斯梅爾收到警方密報，倉皇出逃。此時距離他當年由維也納被逐轉而尋夢巴黎，不過七年時間。

梅斯梅爾出生在康斯坦茨的一個貧窮家庭——他父親是位護林員，母親是位鎖匠的女兒——可是，他通過個人不懈努力取得了成功。32歲的時候，他在維也納拿到醫學學位——其博士論文《論行星的影響》據說是抄襲牛頓的一位同事。論文提出，牛頓的「萬有引力」表明人體的身心之間以及人體與外界之間存在某種聯繫。作者更進一步，指出人體內部存在一種不可見的體液，這種體液能夠根據行星引力而發生對應行為。因此，不管是健康還是疾病，梅斯梅爾說，都取決於身體的「動物引力」與行星引力是否處於和諧狀態。同時代的義大利解剖學教授伽爾瓦尼研究青蛙肌肉反應，發現體內存在「動物電力」。梅斯梅爾受此啟發，將上述細微幽渺的體液認定為人體內存在的一種「動物磁力」——這一種看不見的「氣流」一旦受阻，就會引發疾病。梅斯梅爾相信，只要讓病人進入睡眠狀態，通過他強大的磁力打通關礙，恢復到原先自然運轉的狀態，病人就能康復。由此開始了他風靡一時的催眠療法。

安東·梅斯梅爾

歷史學家漢普頓說過，「如果啟蒙運動是18世紀的產物，那麼，18世紀並不是啟蒙運動的產物。」因為跟此前的17世紀一樣，迷信和神秘主義依然盛行，甚至在專業人士中也屢見不鮮：科學家格魯相信「宇宙是一座鐘表」，化學家赫爾蒙特發現「生命靈氣」，開普勒以占星術謀生，波義耳醉心鍊金術。人們普遍相信彗星預示災難，儘管哈雷計算出彗星軌道，並證明它同樣遵循牛頓的引力定律。但迷信並未在一夜之間消失。

同樣，法國大革命之前的法國，雖然士民爭相崇尚科學，然而在科學啟蒙之際，科學與偽科學的分野尚不夠清晰，由是社會上仍然充斥大量近乎迷信巫術的滑稽觀念——諸如婦女坐在窗前會懷孕，因為空氣中可能含有胚胎的有機分子；藉助於靈媒，人相信自己與遙遠的星球以外的鬼魂能夠毫無障礙地溝通；顱相術以及外貌協會特別有市場，因為看一個人的長相就知道對方內心到底是善是惡。歷史學家羅伯特·達恩頓在《催眠術與法國啟蒙運動的終結》的開篇即明言：「在盧梭大革命前的作品中，《社會契約論》最不受歡迎」——因為在當時的巴黎，對科學的激情壓倒了文藝的興趣，不僅是專業的科學人士，連業餘科學家和普通讀者也紛紛在報紙雜誌上參與討論當時流行的各種「科學」。

專業科學人士當中，林奈聲稱看過植物睡覺，伊拉斯謨·達爾文覺察到植物呼吸，普朗塔德在顯微鏡下的精子中看出小人（並為小人畫像！），布豐相信自然讓瓜長成一瓣一瓣的，是為了與家人分享。其他如哈維和笛卡爾相信心臟中燃燒的是生命力之火，牛頓研究鍊金術和《啟示錄》，普呂什神父解釋潮汐現象是上帝為了幫助船隻進出港口。身為牧師的物理學家讓·安托萬·諾萊在實驗演示中，對一個所謂的「電子小孩」通電，讓他充當磁鐵，真的能使物體被吸引到他身邊，靠得最近的一個人甚至會發出火花。更可笑的是，根據托馬斯·庫恩研究，當時的醫學專家解釋鴉片何以能安眠：據說是因為鴉片粒子是圓形，「所以它們沿著神經運動時能夠鎮定神經。」可見，正如鍊金術士帕拉薩爾蘇斯憑藉直覺相信「哲人石」的存在，18世紀的專業人士以科學為名，其實更多是用精神之眼觀察世界。

與催眠術同時代的業餘科學家的實驗，則是普通知識階層最津津樂道的話題。例如化學家普里斯特利和諾萊等人就出版了許多指導人們自己動手獲得科學實驗樂趣的小冊子。據當時巴黎的一位評論家邁斯特描述，「在我們所有的集會中，在我們用晚餐時、在我們可愛的婦女的洗手間中，以及我們的學術講壇上，我們只談論實驗、大氣、易燃氣體、飛行的雙輪戰車、在天空中旅行。」另一份科學報告也指出，「自從對科學的嗜好在我們之間傳播開後，我們已經發現公眾忙於研究物理、自然史和化學；我們發現他們不僅關心其進步，而且確實致力於他們的研究。公眾對培訓課程趨之若鶩，他們渴望讀書，並熱忱地歡迎一切給他們帶來思想的東西；除了極少數情況，在富人家裡都能找到適合於這些有用科學的實驗器材。」拉法耶特侯爵曾為水上行走的鞋和夜視鏡等「科學」研究捐助巨資，便是時代風尚的一個例證。

不僅科學人士和科學愛好者如此，社會學家也時有驚人之論。博納維爾認為人是自然之鏡——上帝手中有一架豎琴，琴弦與人心相連，通過最微弱的聲音，人得以感知聖意。重農主義者杜邦堅信世界是一頭巨大的動物，人是上面的昆蟲。杜邦是杜爾哥和拉瓦錫的好友——從自己的面相分析，他相信自己前世是條狗。另一位法國狂人傅立葉以普遍和諧為他的哲學指導思想，並堅信天啟末世即將來臨。他計劃燒掉世上所有的書籍，只留下牛頓和他自己的——他本人自稱「政治學的牛頓」，因為他的「情慾重力法則在一切層面上都符合牛頓和萊布尼茨解釋過的重力法則——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擁有共同的運動系統。」更為滑稽的是，他臨終前拒絕友人對他施行催眠術，但同時又堅稱死後能用此術與門徒交流。另一位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歐文原本是嚴格意義上的唯物主義者，後轉變信仰，相信靈魂永生。歐文自稱藉助於靈媒，他曾與已故的富蘭克林和傑斐遜進行過交流——並斷言他們在另一個世界已改變了信仰。

正是在具有廣泛社會基礎的科學狂熱精神的感染下，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的界限被抹殺。對催眠術的狂熱甚至壓倒了人們對當時最熱門的科學實驗——乘坐氣球飛行——的熱情，連法國詩人也加入了讚美的行伍。從學院到沙龍到咖啡廳，整個巴黎的人們似乎都在探討催眠術：「像一場流行性疾病一樣，征服了整個法蘭西。」作為這一場聲勢浩大的運動發起人，梅斯梅爾受到貴族和民眾一體推崇，一時間其門徒遍布朝野，其所創「和諧社」及分支機構散布全國。梅斯梅爾本人也一躍而為巴黎最炙手可熱的人物。

梅斯梅爾的催眠術對特定的一些病症的確療效顯著。據說，多數病人在梅斯梅爾的手滑過他們身體某個部位時，會突然出現陣陣痙攣，甚至發作驚厥，或者失聲痛哭。與此同時，原先所患的痛風、抽搐、耳鳴、麻痹、失眠等病症便都不治而愈。也有目擊者回憶，催眠術在操作時，身穿紫色絲織長袍的催眠師在符咒、占星術牆飾、厚厚的帷幕的背景下，激發夢遊者的「第六感」來和遠方的亡靈進行交流。儘管其治療所用器材和治療方法在今天看來都不足為奇——無非是日後心理學常用的營造氛圍和暗示手段，但在當時的背景下，卻正是性喜獵奇的法國人最膜拜的通天絕學，口耳相傳的「神乎其技」更令巴黎士女為之瘋狂。

梅斯梅爾的催眠術

由於供不應求，梅斯梅爾故意抬高門檻——「和諧社」的入門會費高達100金路易，顯然只有貴族和富商才能進入。此外，用於治療的四個大桶要價也不菲：其中三個需要提前預定（每次100金路易），另一個聲稱為窮人保留（但很少被使用）。即便如此，前來求診之人依然絡繹不絕。被勝利沖昏頭腦，梅斯梅爾開始出現錯覺（以耶穌自況），以為他的療法可以包治百病——與他的「自然」療法相比，以放血截肢為主的傳統治療手段則無異於謀財害命。他將病理報告呈交科學院（後被拒絕），並狂妄地宣稱要在法國「消滅醫生這一職業」。名譽和生計同時受到威脅的巴黎醫學會則起而抗爭，要求揭穿其裝神弄鬼的醜惡騙局。

為平息爭議，王室任命了一個調查委員會。委員會有四位醫學部著名醫生（由此可見王室的傾向性），還有五位科學院院士，包括化學家拉瓦錫、天文學家巴伊、物理學家基羅廷（斷頭台的發明者）和擔任美國駐法公使的富蘭克林。委員會進行了多次實地測試。富蘭克林在其寓所帕西的花園內，將一位敏感的病人帶至五棵樹前，其中一棵施術——結果她在另一棵前暈倒。無獨有偶，拉瓦錫在家中放置五杯水，喝到第四杯時病人發病——而事實上施術的是第五杯。更有甚者，委員會曾告訴一位女病人，她將被隔著一扇門施行催眠術（事實上沒有），結果一進門病人就出現全身痙攣癥狀。據此，委員會於1784年具文呈報國王：人體內並不存在梅斯梅爾宣稱的動物磁性，其療效不過是心理暗示。另外一個由巴黎醫學會組成的調查委員會結論也大抵相似：關於催眠術的神奇功效，查無實據。

梅斯梅爾的催眠術理論，帶有濃厚的神秘主義色彩，因此在啟蒙運動時代的科學家看來，不堪一擊，在學術界很難有立足之地。但事實上，他的這一理論並非空穴來風，而是受到當時科學發現的影響。梅斯梅爾認為滲透並浸潤一切物體的液體是引力的媒介（類似於「以太」），因為行星不能在真空中彼此吸引——這是開普勒和牛頓的發現；同時，他認為人體疾病是因為身體里的液體流動發生障礙，因此通過施催眠術或按摩人體的「極點」來控制並加強液體的效果，由此可以克服障礙、恢復健康，並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這是德國神秘主義者波墨的生機論。從這個意義上說，儘管梅斯梅爾的治療方法現在看來荒誕無稽，但是從當時的科學進展來看，這種「無形的液體」並不算特別不可思議。至少從表面看來，它並不比拉瓦錫驅除的燃素說更加虛無飄渺。牛頓《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中的確提到過「滲透並隱含在一切大物體之中」的「精氣」，布豐、歐拉、拉普拉斯等人也時常提出一些異想天開的概念和假說，其抽象性與梅斯梅爾的體液或「動物磁力」說並無二致。

值得注意的是，傳統醫學認為生病是由於體內元素缺失，梅斯梅爾卻以動態的積極的過程看待健康。在他看來，生病並非某種靜止的狀態，而生病所影響的也不止個別或局部的器官，而是影響整體。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健康不僅是身體的，更是精神的。梅斯梅爾的觀點遭到以拉瓦錫為代表的正統科學人士嫉恨，因為它從思想方法和哲學意義上說，更接近於浪漫主義——強調人與自然和諧的整體觀。而科學講求的是精微的分析、分離和物質重組。拉瓦錫可以在實驗室稱量每一件物品，梅斯梅爾的磁力卻無法測量——這也是當時梅斯梅爾與巴黎科學界頭面人物較量中敗下陣來的主要原因。拉瓦錫奉行洛克-孔狄亞克的經驗主義實在論——人的觀念不得與自然或客觀現實相違背，否則一定是人的觀念出了錯。燃素說錯就錯在在這一種東西根本不存在，所以才會誤導科學界千百年。拉瓦錫認定詞與物必須一一對應：詞語包涵理念，理念反映客觀現實，這是邏輯演繹和科學推理的基礎。

同為法蘭西科學院院士，富蘭克林對拉瓦錫的觀點卻並不完全認同。富蘭克林相信世界是由物質構建的，但它的意義很大程度上卻取決於相互關係——萊頓瓶中並不必然包含電流，而是由電瓶、電線以及實驗者等構成的關係網，缺少其中任何一個元素都無法形成電流。因此，他承認電流客觀存在，但未必是單獨的實體——其原理猶如說某物帶電，意指包含正電子和負電子，但不能說某一物帶正電，另一物帶負電。這是整體論的科學觀，也是富蘭克林相對於拉瓦錫更為高明之處——19世紀初，法國科學院應多方請求，重啟調查。該報告推翻了上個世紀第一次調查委員會的結論，明確表示催眠術對部分病症（牙痛、閉尿症、內分泌失調等）「療效顯著」——從而更加應驗了富蘭克林的遠見卓識。

很顯然，催眠術處於從科學到偽科學的光譜的中間位置，它一方面極端地表現了啟蒙精神，一方面又充滿源遠流長的神秘主義。梅斯梅爾的信念是帕拉薩爾蘇斯以來不斷發展的「生機論」或「活力論」——催眠術致力於消除健康的「障礙」（包括消滅醫生，因為醫生救死的幾率遠遠不及他們的殺生）——讓自然法則發生作用，從而實現永久的和諧。這一信念表明，「1780 年代晚期，有教養的法國人趨向於拒絕冰冷的世紀中葉的理性主義，而代之以更吸引人的思想食譜。他們盼望超越理性的和合乎科學的神秘主義。」由此浪漫主義逐漸取代了啟蒙精神，成為新的時代風尚。

由此可見，催眠術以及同時流行的其他幾種帶有神秘主義色彩的理論（如顱相學），之所以能夠和熱氣球乃至充斥於報刊雜誌的形形色色的「科學」發現和實驗並駕齊驅，並不僅僅因為梅斯梅爾擁有一批持久穩定而且富有宣傳才能的門徒和追隨者，而在於它是根植於人們心態中的源遠流長的神秘主義傳統在當時的最新體現。毋庸諱言，千百年來，儘管人類不斷孜孜以求，但迄今為止，尚未能完全揭開身心關係的實質。梅斯梅爾的動物磁力說固屬臆測，但是，如果我們根據那個時代儀器的檢測來判定人體中是否具有某種生物力/能，顯然失之偏頗——18世紀的科學儀器（如電流計和羅盤針）無法證實任何磁力存在，這也正是梅斯梅爾最為致命的困境。有感於此，其門徒一度曾拋棄動物磁力說——然而19世紀的生理學卻又發現了生物電。這是歷史的諷刺，也是科學史進展帶給人們的教訓。

正如高爾的顱相學雖然荒謬，但日後卻引發了人們對大腦機能分區的研究一樣，在梅斯梅爾「氣流」說的基礎上，醫學界通過對人體經絡的研究和探索，導致了一系列的新發現（如腦啡膚）。在很大程度上，梅斯梅爾的動物磁力說可以視作「人體具有生物電活動」這一科學發現的1.0版本——因為從理論上講，人在進入催眠態時應該有磁場，並且自身也會感受到磁力的作用——醫學上的磁療法就是通過對人體的生物電活動發生影響而治癒患者。當然，人體的生物電究竟能產生多大的磁力，以及在什麼條件下才能對他人產生生物磁效應等等，要取決於磁場梯度等量化條件。科學家們對於這一問題的探索可謂任重而道遠。

或許恰似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所言，經歷過19、20世紀的科學變革，我們會不自覺地把哥白尼的占星術或牛頓的鍊金術從學術研究中刻意加以忽略和剔除。受到此一思維模式的影響，我們也很容易由於「知識情境化」而導致對於過去的文化傳統缺乏歷史之了解與同情。必須考慮到，儘管經歷了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但歐洲直到19世紀前後，在大眾心態方面才有一個比較明顯的轉變——在此之前，中世紀以來帶有神秘色彩的基督教文化傳統依然在大眾心理和社會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按照催眠術運動東至莫斯科、西至美國的影響範圍，及其長達數十年的活躍時間來看，這一運動的文化背景顯然具有全球意義。以美國為例，儘管遠在巴黎的傑斐遜寫信回國，警告國人催眠術泛濫的後果，但這一運動（以及其變體唯靈論，或招魂術）很快便由新英格蘭波及全國。1844年，福克斯姐妹宣稱具有特異功能，可以施法讓人與死者對話，一時信眾雲集——當時美國文化名人如愛默生、富勒等皆不止一次出席「降神會」，皮爾斯總統夫人簡對招魂術相當熱衷乃至痴迷，林肯夫人也多次在白宮主持降神會（林肯偶爾也會參加）。其鼎盛時期，據說信徒多達200萬，靈媒則有上萬人，堪稱盛況空前。甚至在福克斯姐妹當眾承認使用騙術造假後，仍有大量民眾秉持初心、執迷不悟。令人不勝唏噓。

福克斯姐妹

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首先在於南北戰爭之前，保守的教會對高漲的廢奴運動熟視無睹，對婦女權益也毫不關心，引發貴格會教徒（基督教中的另類）強烈不滿，於是轉而尋求新的信仰。對普通人而言，招魂術表達的是平等的博愛以及「人類與生俱來的」超自然能力（包括靈魂不朽），因此極易引起共鳴。同時，他們認為降神會給予他們與已故親人交流的機會，彌足珍貴。他們在放棄了嚴格的教義和道德權威後，渴望有經驗性的「真理」來填補空缺（人們傾向於相信科學的力量會把巫術、迷信扔進歷史垃圾箱，但與此同時往往會低估人類自身對奇蹟和靈異事件的精神需求）。正如20世紀初美國著名社會活動家戴維斯所說，對當時的大部分美國人而言，「招魂術是一座宏偉壯觀的凱旋門，它通向自由和世界人們普遍嚮往的天堂。」

長期以來，美國人深信，科學和自然的新思想比起傳統或專制是更好的真理試金石，而催眠術，顱相學以及招魂術這樣的科學——前者可用於治療，後者可揭示靈魂奧秘——如果能提供確切的經驗證據，自然也能令人信服。19世紀中期的美國國家和社會正處於急劇變化之中，這些變化涉及政治、文化和精神層面。每天都有新的科學發明問世，證明人類自身蘊藏著巨大的潛能（力）。而神奇之處在於，美國的唯靈論隨著科學的進展也在與時俱進——1844年，莫爾斯通過他發明的電報發送第一封電文。4年後，福克斯姐妹利用電報敲擊的節奏，發明「精神感應術」（即招魂術）。1880年代後期，愛迪生髮明電燈，不久降神會上便出現陰森森的電光和發出熒光的頭蓋骨。到1895年倫琴射線——x光問世，唯靈論者更為之欣喜若狂，相信這就是「天眼通」——由此，「新神秘主義的降神會進入了前所未有的愉悅高潮。」正如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他本人在工作中時常藉助於催眠術）在《宗教經驗之種種》（1902）中說，「我接受過的所有教育試圖告訴我，我們當前意識中的世界只是眾多可感知世界裡的一個。」這是美國人根深蒂固的宗教情結。

當科學變得越來越專業化，科學對「硬數據」實驗的可重複性要求，以及堅持通過實驗證偽的作派，使得人們意識到，科學儘管在自然界的物質領域取得成功，但在自然的精神領域則未必如是——科學也不必運用於自然的精神力量這一更為模糊不定的領域中。迷信「經驗性」真理的美國人推測：如果自然的奧秘的確可以揭示，難道不可能在這些奧秘之中隱藏著科學探索不到的東西嗎？從詹姆斯所描述的種種宗教體驗，到進化論在若干中學課堂至今仍被禁止傳授，這些事例都表明美國人對科學的懷疑和排斥——18世紀以來的科學和理性並未消除神秘主義和迷信的根源，反過來產生一種新的神秘主義和迷信，其中之一便是以自然的精神力量（或超自然力量）替代神靈——對這一「自然的超自然主義」的奉持和執念一直綿延至今。這也是百餘年來招魂術不絕於縷的根本原因。

話說梅斯梅爾被逐出巴黎不久，法國大革命爆發。拉瓦錫等學院派被視為保守學術體制的代表和專制獨裁的舊制度的鷹犬。拉瓦錫本人在大革命中被推上斷頭台，一個主要原因是他作為包稅官招致民眾的唾棄，另一個原因卻是他當初因拒絕馬拉的科學論文而同革命領袖交惡（「學者是人民的公敵」成為大革命最響亮的口號，而「共和國不需要科學家」則成為拉瓦錫的死亡宣判）。和拉瓦錫一樣，當初名列調查委員會核心人物之一的天文學家巴伊也視催眠術為敗壞人心的誆騙伎倆，而巴伊的下場也同樣悲催。梅斯梅爾自稱1793年他前往巴黎時間算得很准——恰好是巴伊院士被推上斷頭台之時，使得他有機會向這位宿敵致以最後的敬意。

1815年，年過八旬的梅斯梅爾在德國梅斯堡辭世。他的安享天年，或許應該歸因於他的那些對手——在那場革命爆發之前，讓他得以幸運地逃離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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