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年前的此刻，迎戰「非典」的人

這是一群只露出了眼睛的人。

2003年5月1日和6月19日，《解放日報》刊登了兩組特殊的照片。

那年，非典肆虐全球，照片正是來自上海的「抗非」最前線：醫生護士們有的在消毒、有的在看X光片、有的在搶救病人……他們無不「全副武裝」，臉被口罩、帽子、護目鏡遮得嚴嚴實實，只露出兩隻眼睛。圖片說明裡，這些人只有一個統一的稱呼：「醫務人員」。

他們是誰？現在還好嗎？是否還在醫療戰線奔忙？要知道，正是他們，在那一年忘我奔赴，守護著全城的健康。

帶著一連串疑問，記者聯繫了當時統籌這組照片的本報記者周紅鋼。

原來，由於隔離需要，解放日報記者當時無法進入病區拍攝，只能採用一種全新的報道形式：讓一線醫護人員自己用傻瓜機拍照，再將膠捲傳出。因此，拍攝者是誰，無從得知。唯一線索就是照片大部分來自上海抗擊非典的「主戰場」——當時負責收治確診和疑似非典患者的定點醫院之一的上海市傳染病醫院。當年，這家醫院榮獲全國衛生系統抗擊非典先進集體稱號。

網上一搜，才知道市傳染病醫院已成歷史——2004年，醫院除了市區門診部，從虹口區整體搬至金山區，後更名為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求助公衛中心宣傳科，年輕的工作人員回復：照片中的人，有人退休、有人調離，而大多數因為看不清臉，還需打聽一番。幾天後，好消息傳來：照片中至少還有三位醫護人員仍在醫院工作。

【「沒有一位醫護人員被感染」】

原上海市傳染病醫院院長巫善明拿到老報紙，很快就找到了自己——一張專家會診的合影中，他坐在「C位」。

巫善明

2003年他66歲，已經從上海市傳染病醫院院長的位置退下來，但非典來臨，又承擔起上海市非典防治專家組成員兼臨床組組長的重要職責。

時隔16年，巫善明依舊精神矍鑠，每周4天在同心路的醫院市區門診部迎接慕名而來的病人們。

記者去採訪，他暢談起這段「刻骨銘心的記憶」：「2003年3月，我在澳洲開會期間，突然接到了時任上海市副市長楊曉渡的秘書打來的電話。」那時疫情尚未波及上海，但市政府高度重視，開始著手準備應對措施。

回國後，巫善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市疾控中心主任張勝年一起，在電視上向公眾宣傳解釋非典是什麼、如何科學預防。「那時上海也已經風聲鶴唳。民間各種傳聞，說這種病人碰不得，碰一下就會傳染。大家都不敢坐出租、上街吃飯。」

經歷過上海的1988年甲型肝炎和1994年急性腸道傳染病兩次特大疫情，巫善明對非典並不恐懼，但他也感到這次的傳染病不同以往：「因為是通過呼吸道傳染、病情進展快、致死率高。」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顯示，2003年，非典僅在中國大陸就造成了5327人感染、349人死亡，其中不乏參與搶救的醫護人員。「一線醫護人員搶救病人，跟打仗沒有區別。」巫善明感慨，「但我們不能打無準備之仗。我相信，只要按照嚴格的防護措施就不會有事。」

被列為定點醫院後，市傳染病醫院立刻開始為應對非典籌備物資人力，將住院部一樓、四樓的肝炎病人全部轉移，分別改為非典確診和疑似病房，並要求所有護理人員分批轉崗參與「抗非」，保證病房24小時有醫護人員值守。

與此同時，醫院對全市醫護工作者開展培訓，專門制定嚴格的非典防治指南，上海各大醫院的發熱門診就是從這時開始建立。

「最終，上海沒有一位醫護人員被感染，這是我們最值得驕傲的一件事。」巫善明說，「在上海，沒有發生醫護人員因為害怕而辭職的事情。大家都是好樣的。」

【「那時忙得不知白天黑夜」】

非典後一年，有90年歷史的上海市傳染病醫院，整體搬遷至金山區。如今，這座三甲醫院已成為全市乃至長三角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橋頭堡。

在這座醫院裡，記者見到了仍在病房中穿梭的肝病科主任醫師徐國光。

徐國光

「這是巫院長，旁邊這個大概是我吧？我個子比較高。」徐國光仔細端詳報紙，終於找到個「疑似」自己的身影。說起非典，他依舊激動。

徐國光也是傳染病醫院專家組主要成員之一，2003年參與上海市非典臨床預案的起草，更承擔起全市各個醫院的會診任務。上海最終確診的8位非典病人，有7位是他從各醫院接到傳染病醫院的。同事們送給他一個外號——「非典判官」。

2003年3月底，上海出現了第一例非典病人。此後每天，請求會診的電話從全市四面八方打到傳染病醫院。「因為這是個新毛病，大家都沒看到過，不敢妄下判斷。一旦一個人確定疑似，就意味著一架飛機、一艘船的人都要隔離觀察。」徐國光坦言當時壓力不小。

那段時間，徐國光走遍了全市所有出現疑難病例的醫院，常常早上還在青浦，下午就到了楊浦，前後會診100多場，特別是「五一」前後，徐國光忙得幾天都沒怎麼合眼。

同樣忙碌的還有肝膽內科護士長王嫣華，當年她還是肝炎病房的一名年輕護士。

巫善明

「我記得非常清楚，4月20日16時，院領導來病房做動員工作，給所有人2個小時回家整理洗漱用品和衣服。大家聽了沒有一個猶豫。18時集合，一位疑似病人就被推了上來。」王嫣華記得，那時孩子只有3歲，她向家人交代好一切便立刻趕回醫院。

天氣開始變熱，但為了做好隔離，大家必須穿好一層層防護設備，在病房裡汗流浹背。因為擔心長時間待在病房會增大傳染幾率，護士們兩小時就要互換一次，忙得不知白天黑夜。王嫣華說，醫護人員不僅要做好護理，還得跟病人交流、安撫情緒，穿戴各種設備交流不便，就用白板寫下鼓勵的話。

10天後，所有護士還必須進入生活區繼續觀察10天。那時還沒有智能手機，房間里唯一一台電腦成了大家了解外界的唯一途徑。王嫣華笑言自己永遠搶不到電腦，每天給家裡打個電話報平安已滿足。「那時條件簡陋，現在的病房好了太多太多。」她指向不遠處的新大樓。

經隔離觀察出院前一天，即將與親人團聚的護士們開心地吃了最後一餐飯。這一幕被記錄了下來，也是所有照片中少有的一張露出全臉的。其實，當時護理部通知她們回家後再做準備，等待再次進入病房，結果沒有輪上第二次，疫情已經穩定。

【「絕不是一家醫院的戰鬥」】

抗擊非典的133天里，市傳染病醫院先後共收治臨床確診病例7例、疑似病例53例、留院觀察病例5例，佔據全市非典病患的絕大多數。而巫善明卻說：「這絕不是一家醫院的戰鬥，整個上海醫療界都在全力支援我們。」

「這裡面有很多人都不是我們醫院的。」他指著照片里一個個身影回憶，每次會診時，傳染病醫院的病房都可用「群英薈萃」形容。滬上最頂級的內科專家，如中山醫院鈕善福、瑞金醫院鄧偉吾、第一人民醫院周新、華山醫院翁心華……只要一個電話，全部隨叫隨到。

積极參与「抗非」的，遠遠不止醫療行業。翻看當年的《解放日報》，不難發現許多溫暖的人與事：

中科院上海技術物理研究所的張才根等研究員，奮戰十天十夜研製出首批10台攜帶型紅外測溫儀，捐贈給上海市十大公路口，大大提高車流通行速度；

上海地鐵保潔隊領班董於龍，每天深夜和11名保潔員對25輛列車逐一進行清潔消毒，背著重達15公斤的噴霧器，6小時人均要走幾公里；

每天清晨，總有人早早在上海市慈善基金會等候。退休大媽用馬甲袋裝來了1萬元，鈔票里夾雜著5元、10元，還有雙目失明的下崗工人一路摸索而來……

他們都是這座城市中的普通一員，沒有豪言壯語、豐功偉績，卻有熱情、正直、勇敢的心靈，同樣用實際行動加入了非典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記者方才意識到，在照片與報紙之外，還有太多的人同樣值得被找到、被銘記。

正是這一個個「你」，塑造了今日上海的城市精神。這其中，也一定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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