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年來，為何中國王朝一直都是不斷的循環往複？司馬遷早就料到

歷史，簡稱史，一般指人類社會歷史，它是記載和解釋一系列人類活動進程的歷史事件的一門學科，多數時候也是對當下時代的映射。歷史的問題在於不斷發現真的過去，在於用材料說話，讓人如何在現實中可能成為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

中國的歷史，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沒有斷層的歷史。但是，讀史後我們會發現各類史籍中都存在這樣的一種現象：每篇記載結束後，總會出現一些作者的「結語」，也是對先前描述的記載給予一個客觀的評價，《史記》中只要帶有「太史公曰」字樣的部分均屬這種結語。

然而，在《平淮書》一章，司馬遷卻一改常態地發起了牢騷，不再客觀評價，完全以主觀態度論事，流露出了深深的虛無主義精神。太史公說：「《尚書》部分最早可追溯到唐虞時期，而《詩經》說的是殷周，通常在祥和盛世時期，史書的收錄順序為長幼尊卑，先農後商，先禮後利。在世道不安寧的時代，收錄的順序便會與此相反。」

那麼，史書中所收錄故事的順序能說明什麼問題呢？那就是司馬遷心中的夢想——建立一個祥和盛世。那麼，這個安寧盛世的標準又是什麼呢？那就是司馬遷收錄史實時的順序：

先是，長幼尊卑井然有序，尊重社會上德高望重的人，鄙視那些唯利是圖的傢伙；其次，就是先農後商，不可本末倒置，在社會經濟中農業是重中之重，倘若輕本重末，重商輕農，社會便會陷入動蕩；最後，則是以禮義來限制人們對於利益的追求，倘若，老百姓將利益看得比什麼都重要，那麼，勢必會引發無意義的爭鬥，如此這般，社會又何談安寧呢？

這段結語被寫在《尚書》和《詩經》之後，由此可見，司馬遷是從這兩部分的歷史資料中受到了啟發。

隨後，司馬遷又表述道：

「齊桓公聽從管仲的建議，將全國的貨幣統一，發展各項事業積累財富，這才躋身強國，成就霸業。魏王聽從了李克的建議，充分利用土地資源，促進農耕事業，這才使魏國兵強馬壯。春秋之後的戰國時期，天下諸侯以利益武力至上，輕視道德禮法。所以，老百姓的貧富差距才會越來越大，富有的人坐擁上億資產，而貧窮的人連溫飽都成問題。在戰國時期，諸侯國強大的標準是什麼？那就是兼并弱國讓小國俯首稱臣，沒能力稱霸的國家只能聽從強國的號令，弱國甚至會因為斷絕祭祀而亡國。」

在這一段中，司馬遷重點批判了兩個人：一是齊國的管仲；二是魏國的李克。他們分別代表利益與權勢。而以他們為核心建立的後世，又是一番怎樣的景象呢？一批諸侯被權貴推翻取而代之，仁政得不到推廣，財富流向少數人，廣大百姓苦難不堪；強國不斷兼并小國，天下大亂。

司馬遷覺得，只有建立在「仁義道德」基礎上的政權，才是最理想的政權。至於誰在台上，誰手握軍權，誰富甲一方，都不是建立盛世的基礎。唯有人類道德水準的普遍提高，才是富國的「軟實力」。司馬遷最後感嘆道：「我夢想中的世界不可能實現了，歷史只會一次又一次的反覆重演，『你方唱罷我登場』的輪迴，究竟什麼時候能停止呢？」

太史公說：「在治理國家時，對外宣戰，對內興利除弊，老百姓繳納過賦稅後，連飯都吃不飽，女子在家中紡織，卻連衣服都穿不起。古人曾將天下的財富貢獻給天子，但是，天子始終得不到滿足。」這段是最能體現司馬遷「歷史虛無主義」之處。

這裡，所謂的「歷史虛無主義」，是一個歷史理論術語，它是指：不加具體分析而盲目否定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過程，甚至，否定歷史文化，否定民族文化、民族傳統、民族精神，否定一切的歷史觀點和思想傾向，從根本上看，歷史虛無主義抱有明確的政治意圖。

司馬遷借古諷今，通過春秋戰國時期的亂象諷刺漢朝。戰爭，究竟什麼時候才能停止？天子窮凶極奢，百姓窮困潦倒，理想中的盛世何時到來？最終，司馬遷用四句話收尾：「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原因非常簡單，所有事物的發生都是因為其他事物的影響，相互之間產生作用而形成的，物性使然，有什麼值得奇怪的呢？從這就能看出，司馬遷將先前「仁以治國」的理論全部推翻，因為說到這裡司馬遷也找不出根本原因，只能將其歸咎於「物性使然」，發出無可奈何的嘆息。

不得不說，司馬遷的目光是長遠的。

兩千年來，一個封建朝代倒下去，另一個封建朝代崛起，不斷地循環往複。而所有封建統治都有一個共性，那就是：換湯不換藥。他們用同一種剝削的制度取代前朝的剝削制度，社會進步則越來越緩慢，人民的思想更是被遏制殆盡，道德水平更是不進反退。

若站在清朝回望，司馬遷的歷史虛無主義的確有幾分道理。

然而，事過境遷，新中國領導人民革命，徹底推翻了塵封兩年前的封建制度，算是將社會導向了一個正途。也許，司馬遷先生泉下有知，定會感慨道：自己終於盼到了理想中的安寧盛世。

參考資料：

【《史記》、《尚書》、《詩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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