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全背夫：茶馬古道上的人生「背」歌
首發：5月17日《新華每日電訊》草地周刊
作者：聶作平（新華每日電訊特約撰稿）
在千年川藏線茶馬古道上，有一首悲壯的人生「背」歌鮮為人知。
由於四川雅安等產茶地進入青藏高原的道路被高聳入雲的二郎山等天塹隔斷，險要的山路甚至連騾馬也不能通行，千百年來，由川藏茶馬古道進入青藏高原的茶葉要靠人力背過層巒疊嶂來到藏區物資集散地康定。
背夫往往十多人結伴而行，其中年齡大的四五十歲，小的不過十二三歲，甚至許多婦女也加入其中。在往返約需１個月的漫漫路程中，背夫們背著少則30、多則150公斤重的茶葉，翻越雪山、峭壁，躲避土匪，餓了就吃隨身帶的玉米饃饃、渴了就喝山泉雪水，晚上投宿在沿線百姓開設的、條件異常艱苦的「幺店子」……而換來的僅是勉強養家糊口的一點血汗錢。行進途中，背夫們苦中作樂，彼此照料、團結有序，一路山歌、唱不盡人生的酸甜苦辣。
直到新中國成立後，隨著川藏公路和二郎山隧道的開通，背夫這個職業才消失在漫漫的歷史長河中
這是1903年法國人方蘇雅拍攝的四川背夫從瀘定背茶到康定的照片。新華社資料片
1911年，大清帝國宛如汪洋中的一條破船。這年夏天，帝國西部重鎮成都，受聘於四川高等學堂(今四川大學前身)的美國教師那愛德應清政府邀請，動身前往四川西部作一次為期數月的地質調查。
那愛德既是地質學者，也是攝影家。沿途，他用黑白相機為後人定格了100多年前四川的山川形勝與風土人情。我注意到了其中的兩張照片：崎嶇的山道上，幾個衣衫襤褸，弓著身子背負長條形重物的人，正在艱難行走。
這些照片拍攝於聞名遐邇的茶馬古道川藏段。鏡頭前的主角，就是曾經用肩膀扛起一條古老商道，爾後又漸漸消失於歷史深處的天全背夫……
要有背夫，就有了背夫
最近15年間，我先後七八次前往雅安市天全縣下轄的一座偏遠小村莊。
雅安以西，四川盆地開始向青藏高原過度，大地向著天空的方向緩慢而又固執地抬升。天全縣城西距雅安市區約30公里。出天全縣城往西，大約八九公里，就是我前往的小村莊。
那裡，兩列青翠的山峰逶迄不絕，中間是潺潺流淌的青衣江支流天全河。小村莊位於其中一列山峰的半山腰。村外，兩條小溪匯入天全河。因小溪時常乾涸，故而得名大幹溪、小干溪。
順理成章的，這座兩條幹溪旁的村子，也就得名干溪坡。後來，大概是為了寄託一種美好的願望，改干為甘，遂有了現在的名字：甘溪坡。
這是一個只有十幾戶人家、幾十口人的小村莊，幾排木結構的房屋依山就勢，高高低低地擁擠在狹窄的台地上。一條曲曲折折的石板路斗折蛇行，從村子中央鑽過去。大約行走的人太少，鋪路的石板角落長出了一層厚厚的苔蘚。雨後，苔蘚如同青色的地毯，爬行著一隻只肥大的蝸牛。
白色的煙嵐從對面的山巔飄過來，乘著一陣山風，又向遠處飄過去。向西遙望，更為高大的山峰連綿如城郭。那裡，就是川藏線上的第一道天險：二郎山。村頭，一株碗口粗的杉樹下，豎著一方兩米多高的石碑。石碑上是蒼勁的行書：古道背夫銘。
15年前，我第一次來到甘溪坡，就是為了這塊碑。也就是從那時起，我第一次知道了那個業已消失的群體：天全背夫。
那一年，天全政府打算為背夫建一座紀念館，並立一塊碑。經朋友推薦，我受邀撰寫碑文。一個初秋的下午，秋雨乍停，我來到甘溪坡，並採訪了幾位當年的老背夫。15年後，為了寫這篇文章，翻箱倒櫃，我居然找到了當年的採訪筆記。
只是，當我最近一次前往甘溪坡時，曾經採訪過的幾個老人只有一個還在人世，且已嚴重失聰。事實上，雖然做過背夫的天全人數以千計，如今還活在人世的，估計不到十個了。隨著親歷者的不斷凋零，這一古老的職業終將成為地方史料里幾行了無生氣的方塊字。
眾所周知，中國是茶葉的原產地，尤其是與西藏毗鄰的四川和雲南更是茶葉的主要產區。與這兩個地區唇齒相依的西藏，雖然對茶葉十分渴求，卻由於酷寒的高原氣候，無法種植，只能依賴川滇茶葉入藏。在以馬匹作主要動力的古代，內地主要為農區，不產馬匹，西藏卻盛產良馬。這種出產的互補性使兩個民族走到了一起。於是，茶馬互市產生了，茶馬古道也就呼之而出。
據比較可靠的史料記載，茶葉是唐朝時傳入西藏的。唐人李肇在《國史補》中寫道，唐朝使者常魯公出使吐蕃(即今西藏)時，偶然在帳篷中烹茶，吐蕃贊普見到後問他：「這是什麼東西?」常魯公回答：「這是解渴去煩的好東西，名叫『茶』。」
贊普仔細察看了一下，笑著說：「我也有這種東西。」並命手下人從庫房中扛出一大堆。常魯公一看，果然都是茶葉，而且品種繁多，分別有安徽、浙江、湖南、湖北和四川出產的各種名品。
從那以後，喝茶的習慣傳入藏區。這種解渴去煩的東西對以肉和奶為主食的藏族人民來說，是十分相宜的。他們很快就將茶當作了生活必需品——漢文史料中多有藏人「嗜茶如命」「艱於粒食，以茶為命」「如不得茶，則病且死」之類的記載。藏族民諺也有「漢家飯果腹，藏家茶飽肚」「寧可三日無食，不可一日無茶」之說。
茶馬古道的路線大致有南北兩條：一條自普洱茶產地普洱出發，經大理、麗江、迪慶、德欽，到達西藏芒康、昌都，然後再抵達波密和拉薩，爾後輻射至藏南的澤當和後藏的江孜、亞東，或者出境到印度和中亞；另一條由四川雅安一帶出發，經天全、瀘定、康定、巴塘到達昌都，爾後線路與滇藏線重合。
不論是茶馬古道的北線還是南線，大多數地區，運輸茶葉的都是騾馬，並形成了歷史悠久的馬幫文化。然而，茶馬古道北線的天全到康定，這200多公里的路途，其間要翻越難以計數的大山，穿過多條冰冷刺骨的雪水融化的河流，不少路段只有一兩尺寬的羊腸小道，且大多行進在茂密的原始森林裡，高大的騾馬根本無法通行。
有需要就有創造。無論帝王的意志還是大自然的嚴峻，都無法阻擋人類溝通與交流的願望，更何況這樣一條關係到兩個民族、兩個文化區域的重要商道。於是乎，天全背夫的出現成為必然，並因歷時上千年的茶馬古道而成為二郎山麓的一大「特產」。
「揚子江心水，蒙山頂上茶」。這幅舊時茶館裡常常可見的對聯，讓川茶名揚天下。蒙頂山坐落在距天全只有50公里的地方，相傳它的種茶歷史可以追溯到西漢。不僅蒙頂山產茶，蒙頂山周圍百公里範圍內的多個地區都以產茶著稱。
天全一帶，自古就有種植茶葉的傳統，遍布山間的茶園，已有上千年歷史。地方史料記載，天全大規模種植茶葉，始於唐朝初年。其時，「天全東西河流為龍尾峽所阻，水道迫仄，瀦為大澤，向有大小海子之稱。
」一個後來被封為英烈侯的孟姓將軍，鑿開龍尾峽，從此水流通暢，水患平息。此後，他「於蒙山採茶子，于山谷間遍種之」「教其民以樹藝采焙之法」，成為天全種茶之濫觴。載於《天全州志》的一首竹枝詞，描寫天全採茶的盛況說：「採茶剛趁月光明，大婦相隨小婦行，採到春心尖純處，春愁一縷發幽情。」
藏漢接合部的地理區位，決定了包括天全在內的雅安地區生產的茶葉，絕大多數都用於邊貿，人們稱為邊茶。始於盛唐的茶馬互市讓天全脫穎而出，天全茶葉聲名鵲起；至於天全背夫，也在歷史深處應運而生。
拐子窩：彷彿用象形文字寫就的史書
15年前，我第一次來到甘溪坡採訪時，70歲的李攀鈺是幾個老人中最年輕的一個。那時，他身體精壯，穿著綴有補丁但洗得還算乾淨的衣服，大口大口地抽著葉子煙。他坐在一株掛滿了紅色果實的橘樹下，慢條斯理地給我講述逝去的背夫生活。
15年後，我為了拍攝《中國影像方誌》之《天全篇》而又一次看到他時，他已垂垂老矣。曾經挺直的背駝了，目光渾濁了。甚至，即便對著他聽力僅存的耳朵大喊大叫，他也只能聽得見零星的隻言片語。至於比他更年長的幾位老人，已經先後過世。
在我和李攀鈺的孫子交談期間，大約是依稀聽到了背夫兩個字，老人原本昏暗的目光突然間亮了一下。之後，他長久地注視著門前的小路。——距老人兩三米外的堡坎下，古道曲折如蛇，穿過兩排房屋後，扎進村後的林子。那就是昔年背夫們往返於天全與康定之間的必經之路。
初到甘溪坡的人，都會有一個驚奇的發現。那就是鋪砌古道的青色石板上面，散布著一個個小小的坑窩。這些坑窩，人們稱為拐子窩。
拐子窩，和天全背夫人手必備的一件重要工具有關。
甘溪坡村頭的古道背夫陳列室，大約遊客稀少，長期大門緊鎖——至少，在它修成之後我去過的幾次里，每一次都是鐵將軍把門。不過，透過門縫，依然能看到陳列在角落裡的一種兩三尺長的丁字形棍子。這就是背夫們終日捏在手中的拐棍，當地人把它稱為拐子。這根看上去並不起眼的拐棍，是背夫們必不可少的工具。可以說，沒有它，背夫寸步難行。
多年以來，生產好的邊茶都用竹條包裹並紮成長條形，稱為茶包子。每一個茶包子的重量是標準的：16斤。一般來說，一個背夫一次能背10到15個，最厲害的則能背重達320斤的20個乃至更多。茶包子一個接一個碼到木製的背架上，背夫再將背架背負於雙肩。
路途上的每一天，從早晨出發到傍晚住下來，其間的十幾個小時里，背架都不能從背上解下來——解下來之後再背上去極其麻煩，且沿途也很少有那麼寬的地方可供解下又背上——因此只能一直背在背上。
哪怕鐵打的漢子，也不可能從早到晚不歇息，不吃飯，不小便。這時，拐棍就派上用場了：背夫需要停下來歇息時，只需用拐棍的一頭撐住背架底部，便能將茶包子的重量轉移到拐棍上，從而得以歇口氣，喝口水或是撒泡尿。
拐棍除了作為休息時的支撐，背夫還依靠它涉過險急的溪流，走過泥濘或積雪的山路。有時在山間遇到野狗或蛇蟲，它又是自衛的武器。拐棍底部用堅硬的金屬包卷，以延長使用壽命。
意想不到的是，一代代背夫手持拐棍接力般地行走於途，在拐杖底部金屬的一次次敲擊下，古道上竟形成了一個個密密麻麻的小坑。從天全到康定，無以計數的小坑彷彿是一部用象形文字書寫的史書，忠實而深刻地記錄了茶馬古道的輝煌，也記錄了天全背夫的艱辛。
李大爺的記憶
翻開15年前的採訪本，我當年寫下的採訪手記依然清晰。我清楚地記得，那個有著淡淡秋日暖陽的下午，除了李攀鈺外，其他幾個老人中，還有另一個也姓李。他年事最高，做背夫時間也最長。因而，大多時候，都是他在回憶。可惜，當時沒有記下他的名字，只好稱他李大爺。
採訪之前，我以為背夫是專職。李大爺明確告訴我，專職的背夫確實有，但非常少。他們絕大多數本身都是種地的農民，每到農閑，趁地里農活少，出來兼職做背夫，以便掙一筆莊稼之外的額外收入。
想想也是，天全地處山區，滿目青山，耕地少而珍重。如果只從土裡扒食，壓根兒就養不活一家人。幸好，只要身強力壯，只要吃苦耐勞，還可以當背夫。以甘溪坡為例，當時村裡的男人，只要是能動彈的，幾乎都做過背夫。
李大爺記憶中，天還沒亮，他就在家裡急忙吃完早飯，走到十多里外的天全城，從商號取了茶包子往回趕。一直要走到滿山暮色，才又回到甘溪坡。家中宿一夜，第二天一早，又背著沉重的茶包子，向西邊天際更高更陡的大山緩緩前行。
從天全到康定，如果背得輕的話——所謂輕，一般指背10個以下的茶包子；來回一趟需要11到12天。如果背得重的話——所謂重，一般指背10個以上的茶包子——李大爺自豪地說，他的最高紀錄是20包半——來回一趟則需要15天。
去時負重，回時也不會閑著。從天全到康定，背夫背上是茶葉；從康定回天全，背夫背上換成了羊毛。今天，天全到康定已通高速，100多公里的路途，不過幾十分鐘行程。但在高速通車之前，即便已經有了川藏公路，由於要翻越二郎山，大部分路段崖陡坡險，汽車也需要好幾個小時。
更何況，在既沒有汽車也沒有公路，只有一條羊腸小道的年代，背夫們必須背負兩三百斤的茶包子，一會兒穿行於原始森林，一會兒涉過冰冷湍急的小溪，一會兒攀上白雪飛舞的二郎山埡口，一會兒貼著崖壁小心地從兩尺寬的石埂上越過萬丈深淵……
尤其天全多雨，一年有200多個雨天，其行路之難，就像天全民間俗話所說的那樣：「天天下雨天天溜，沒有鞋爪子釘釘，上不了梅子坡頂頂。」——梅子坡只是縣城附近一座低矮小山，其行走已是如此艱難，何況橫亘在盆地與高原之間那些三四千米的大山。
所以，當年的行走極為狼狽，當地人稱為「上山學牛叫，下山做狗爬。」種種艱難與危險，哪怕幾十年以後再追憶，我也能感受到幾個老人的沉重和辛酸。
背夫們背上除了茶包子，還有沿途要吃的糧食。從天全到康定，雖說大山縱橫交錯，但就像藏在林間的甘溪坡一樣，每隔上十多里路途，就會有一個或大或小的村莊或集鎮。
不論村莊還是集鎮，一定會有供來往背夫歇腳的驛站——當地人把這種最低檔的既賣簡單食品又提供住宿的驛站稱為幺店子。川話里，幺，也就是小的意思。像甘溪坡，它是茶馬古道出了天全後的第一座村莊，當年便有好幾家生意興隆的幺店子，並有茶馬古道第一站的美稱。
腳基坪、紫石關、小漁溪、長河壩、兩路口、魚通溝……哪怕背夫生涯業已結束幾十年，李大爺對那些曾經熟悉的驛站依舊如數家珍。幺店子都提供飲食，但出於節約的天性，背夫們都是自帶玉米面和玉米餅，以及盛水的葫蘆。
白天忙著趕路，累了餓了，伸出拐棍將背架一撐，吃兩個冷玉米餅，喝幾口冷水就算午餐。如果能靠著大樹或岩石打個盹，那就是天大的享受。黃昏時分，遠遠地看到幺店子門前的青布簾招，艱難的一天終於結束了，又可以得到一夜的休息。
於是，在老闆娘的招呼下，背夫們次第放下背架，走進院子，一個接一個地借用幺店子的鍋灶，拿出自帶的玉米面，煎幾個玉米餅，熬半鍋玉米羹。按慣例，幺店子都會出售豆腐。對住宿的背夫，一律贈送豆腐一塊。
許多年過去了，李大爺還記得魚通口那家幺店子，「那家的老闆娘姓啥我忘了，只記得臉上有麻子，手腳麻利，做的豆腐又白又嫩，每個背夫都送一塊。晚飯就是玉米餅、玉米羹和燒豆腐，脹得肚皮痛，還想吃。」
這種幺店子收費低廉，大約相當於今天的十塊錢左右，當然也極為簡陋。甚至，就連床也沒有，全是地鋪。偌大一間屋子，地上鋪著稻草，稻草上是一張和屋子同樣大小的席子，席子上是一床和屋子同樣大小的被蓋。
至於枕頭，是從山上砍來的一根臉盆粗的大樹，從中剖開，便成為一個兩丈長的橫跨一間屋子的巨型枕頭。這樣的「床」，能睡下二三十個人。晚上，背夫們吃過簡單的晚餐，迫不及待地倒下睡覺。
雖然跳蚤與臭蟲成群，汗臭與腳臭瀰漫，但疲憊是最好的安眠藥。片刻之間，屋子裡便響起了此起彼伏的打鼾聲、磨牙聲。與此遙相呼應的，是從幺店子背後的深山老林里，偶爾傳來的貓頭鷹凄苦的夜啼……
關於背夫的兩個故事
李大爺一家幾代人都做過背夫。在我的採訪筆記里，記錄了他講的關於背夫的兩個故事。
故事之一是甘溪坡附近某山村，有一戶人家養了一頭豬。豬養肥了，打算弄到山下城裡去賣。路又陡又窄，沒法像山下那樣把豬裝進用竹條編成的豬簍再抬進城。無奈，只得請了力氣最大的一個背夫，把豬背下去。誰知，活著的豬不比茶包子，不斷在竹簍里掙扎。
要命的是，當背夫小心地貼著石壁經過一道高高的懸崖時，豬的掙扎終於讓背夫失去平衡，連人帶豬跌了下去。等人們從遠處繞到山溝時，人和豬都已氣絕身亡，唯有一股濃烈的血腥味兒在瀰漫。為了賠償背夫，養豬的這戶人家只好變賣了祖傳的兩畝地。
故事之二的主角是李大爺的父親。民國二十五年，即公元1936年，國民政府開始修築從天全到康定的公路。這段歷史，我曾見過攝影家孫明經當年拍的照片。他的鏡頭前是一群正在趕路的背夫，背夫腳下，不是逼仄的山路，而是寬闊平整的剛完成的毛坯公路。至於背夫所背的東西，也不是茶包子，而是供築路工人食用的大米。
孫明經為這幅照片題寫的說明文字是：「天全川康公路之背米者。過飛仙關而至天全，再向西南行，在二郎山一帶，公路蜿蜒於群山之上，高2900米，森林密布，人煙絕跡，工程艱巨，路工所食之米，需自雅安等地背負數日之行程，前往施工地帶接濟。現公路已修通至瀘定，與舊道相匯合。」
孫明經可能不知道的是，築路期間，天全背夫除了背米，還背過死人。據李大爺講，由於工具太原始，環境太惡劣，築路工人不得不腰系長繩，懸在半空作業。為此，工地上每天都有人遇難。
這些遇難者的屍體，綁在一塊木板上，背夫把木板連同屍體一起背到天全。根據路的遠近，有時要背兩天，有時要背三天。因為背的是屍體，幺店子自然不同意入住，背夫們只能露宿於凸出的山崖腳下。夜裡，凄風苦雨，四周一片昏黑，近在咫尺的林子里，傳來野獸的哀鳴。眼前除了一堆微弱的篝火，只有一具漸漸發臭的屍體……
女背夫更加艱難和憋屈
按我最初的想像，背夫這種以命相搏的職業，只能屬於男人，且只能屬於精壯的年輕男人。然而，採訪中卻得知，行走在天全到康定這條古老商道上的，除了男人，竟然還有女人。與男背夫相比，女背夫更加艱難和憋屈。
天全山間多竹，每到三月，春筍競發。其時，家有女背夫的人家就會鑽進竹林，撿一些筍殼回家。就像背夫離不開拐棍一樣，女背夫還得多一樣裝備，那就是筍殼。小心擦去筍殼上的絨毛後，再用剪刀略作修整，使其兩端捲起，呈一個凹槽形。女背夫領取茶包子上路之前，一定會記得帶上幾片筍殼。
原來，背夫從早晨出發到晚上住店，其間，背架不能從背上取下來。男背夫小解時，只需用拐棍撐住背架即可。性別不同，女背夫沒法像男背夫那樣。女背夫只能將筍殼貼近私處，讓尿液順著筍殼的凹槽流到地上，以免打濕褲子。
天全地處民族交界處，自古多匪。雖說背夫們總是十個八個結伴而行，也未免有趕不上隊伍而落單的。尤其是女背夫，常常淪為匪徒搶劫甚至凌辱的對象。至於一間房子就是一張超級大床的幺店子，女背夫也只能放下尊嚴，和那些陌生男人擠在同一床被蓋下。對掙扎在死亡線上的草根來說，所謂尊嚴，遠不如能夠讓他們活下去的幾塊散碎銀兩更重要、更實在……
那麼，如此含辛茹苦地背一趟，到底能掙多少錢呢?李大爺的說法是，就普通背夫來說，如果背十來個茶包子的話，大概能掙5塊大洋。其時，一塊大洋能買25斤大米。
放到今天，也就四五百塊錢的樣子。十多天辛勞，只有四五百塊錢收入，今天看來簡直不可思議。但彼時彼境，100多斤大米，卻是一家人賴以活下去的全部希望和支撐。對這些卑微的生命來說，活著，哪怕艱難地活著，就是人生的終極意義。
蒼茫茫的天涯路
蜜蜂采蜜，沒想到采來了一個百花爭艷的春天；為了生計而奔走的背夫，他們一定也沒想到，一代接一代的行走，支撐起了一條古老而繁榮的商道。從某種意義上講，藏漢兩個民族的溝通與交流，正是通過一雙雙布滿老繭的肩膀和雙腳來完成的。
前面說過，茶馬互市起源於唐朝。對唐朝來說，除了想在經濟上增加財政收入外，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考量。也就是以茶治邊。因此，歷代中央王朝對茶馬互市的政策，時時都在調整。
總體來說，不外乎兩種，一種是由國家專營，一種是公私皆可經營。唐朝末年，朝廷下令所有種茶戶必須把茶樹全部移植到官方茶場，茶葉產銷全由政府壟斷。
北宋初年，又改由專門的茶戶種茶並焙茶，政府專款收購後再經營。北宋末年，開始實行茶引法，也就是商人可以經營邊茶，但要向政府交錢取得茶引——相當於今天的配額。
明朝初年，為了執行羈縻政策，朝廷對茶葉嚴加管制，茶引制改為引岸制，即由國家固定產銷地區及課稅標準。鑒於天全的重要性，朝廷在天全縣城設置了茶馬司和茶局，負責茶引批驗。調運茶葉的工作，全部交給軍隊，以至於「十里為鋪，鋪有兵，兵有程，月有給，苟不如式，罪罰隨之。」為了杜絕民間私販茶葉，法令竟嚴酷到「私茶出境者與關隘失察者凌遲處死」的地步。
至於茶樹苗和茶籽，更是嚴禁運出藏漢交界的飛越嶺和馬鞍山。直到明朝中期的弘治年間，朝廷對茶葉的嚴管終於不再，政府開始允許私人經營，並一直延續到近現代。
是故，從15世紀末年的弘治年間起，以茶葉為大宗的邊貿給天全帶來了一個富庶錦繡的花樣年華。
天全下屬的始陽鎮，是僅次於縣城的第二大鎮，也是曾經的邊茶集散地之一。如今，始陽鎮略顯雜亂的房舍之間，鶴立雞群地殘存著一片老建築。這片老建築雖然破敗，卻依然以高大的樑柱和精巧的結構、龐大的體積透露出曾經的宏偉。這就是世代經商的高氏家族籌巨資於清朝初年修建的茶葉倉庫。
據考證，它也是茶馬古道上最大的倉庫。清朝中期，由於經營不善，高氏家道中落，倉庫被朝廷收購。如今，它已被確定為國家重點文物，殘存的面積仍超過兩千平方米。
一張附錄於清代《天全州志》中的始陽地圖則顯示，就在這片彈丸之地上，曾經修建有眾多會館，如山西會館、陝西會館、貴州會館——會館，是同一籍貫的商人們敦敘鄉情，溝通有無的會所。
此外，還有武廟、奎閣、文昌官和書院等一系列公共建築。幾十年前，歷史地理學家任乃強在川西考察期間來到天全，事後撰文稱讚始陽鎮說：「廟宇甚多，建築均頗宏麗，商賈以茶葉和布匹銷售為主。」
如果說這些繁榮是台前的話，那麼在台後為繁榮默默效力的，就是籍籍無名的背夫。沒有他們的艱難行走，就沒有這些繁榮昌盛。
救命樹和暗號樹
深入天全考察之前，我一直以為，從天全通往康定的茶馬古道只有一條，也就是李大爺他們所走的那條。隨著考察深入和查閱地方文獻才得知，事實上，背夫們接力於途的古道有兩條。
一條，就是從天全向西經甘溪坡而行，即李大爺和甘溪坡背夫們世世代代走的這一條。這一條沿途多是高山峽谷，道路狹窄危險，因而稱為小路。小路又有新路和舊路之分。舊路通行於唐朝到明初；新路通行於明初至上世紀40年代。
無論舊路還是新路，都需要翻越險峻的馬鞍山和二郎山——李大爺對當年經行的馬鞍山記憶猶新。他說，由於地勢高峻，每年九、十月山中就大雪紛飛。有時候，雪把路完全蓋住了，只能用拐棍把雪推開，才能隱約看到路基。
與小路相對的是大路。大路又稱始陽路。從雅安或名山而來的茶葉，西行進入天全境內的多功壩後，溯滎經河上行，翻過飛越嶺，經漢源後抵達瀘定，進一步到達康定。大路初辟於隋朝，唐朝以降，歷代都有修整和拓寬，相當於政府養護的官道。
與小路相比，大路更安全也更好走。不過由於繞道，所耗時日更多。對許多背夫——尤其是家住小路旁邊的甘溪坡一帶的背夫來說，他們的首選仍是更加危險的小路。
匪徒攔劫，野獸出沒，道路崎嶇，山洪和泥石流迅雷不及掩耳，背夫生涯危機重重。作為天全末代背夫，李大爺曾遭遇過多次危險。一次是在長河壩遇到搶劫的土匪，幸好腿腳靈活，跑得快，趁著土匪抓住他之前扔下背架跑進了茂密的林子——對沉重的茶包子，土匪沒有興趣。
另一次是在門坎山遇到山洪。即將跌進山谷之際，山崖上的一株櫟樹擋住了他。「要不是那棵櫟樹，哪裡還有人哦，又哪裡還有我這滿堂兒孫哦。」幾十年過去了，李大爺對那株有救命之恩的櫟樹飽含感激。
經由天全作家李存剛指引，我們一行沿著簡陋的石板路穿過甘溪坡。村子裡靜悄悄的，年輕人大多外出打工了——如同幾十年前那些趁著農閑去做背夫的先輩們一樣。儘管退耕還林後，基本生活有了一定保障，但要想手頭有幾個錢，要想讓生活質量更高一些，還是得出外打工。
偶爾能看到三兩個老人和婦女，面容沉靜。當然，還有留守在家的兒童。他們清脆的笑鬧聲與村後樹林里傳出的畫眉聲交織在一起，讓這個沉寂的小山村多少有了一些人間煙火的溫暖和柔情。
走到村子最西邊，一棟廢棄了大半邊的木屋旁，有一塊小小的台地。台地上，雜草過人，草下橫卧著一株樹。樹早枯死，沒有樹葉，甚至也沒有枝椏，只餘下光禿禿的樹榦，叫人無法分辯它到底是一株什麼樹。走近細看，樹身上有許多用刀刻下的痕迹。
李存剛告訴我，背夫時代，背夫們從天全縣城或是始陽鎮領到茶包子後，家人一般都會送到甘溪坡。在這裡，家人依依惜別，看著背夫佝僂的身子，慢慢被遠處的林子和山峰吞沒。由於路途遙遠，沿途又殺機四伏，背夫的行程常有不測。為此，背夫與家人分別前，就在路旁的這株大樹上，用刀刻下一個記號，並約定返程日期。
到了約定日子，家人見背夫沒回來，就到樹前去察看。如果發現當初刻下的記號被削去，就表明背夫已經從康定安全回來，併到天全或始陽去排班，準備下一趟行程了。如果記號還在，那多半凶多吉少——背夫還沒有回來，他們要麼因種種無法預料的原因耽擱在路上，要麼作了異鄉的孤魂野鬼……
大約就是這種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刻畫與削平，原本生機勃勃的大樹終於乾枯並倒下，成為茶馬古道上一處令人扼腕的冷風景。當地流傳的一首民歌，真實地唱出了背夫家人對遠行者的期盼與擔憂：「陽雀叫喚口朝天，小妹望郎一天天。白天黑夜望郎歸，遲遲不見郎迴轉。」
古道背夫銘
天全多山，縣城卻幸運地據有一片兩山之間的壩子。所謂壩子，乃是川話里對小型平原的稱謂。壩子西緣，兩山越靠越近，湍急的天全河就從兩山縫隙里潺湲而過。這裡，古稱碉門，蓋因兩側山峰對峙如門，是進入藏區的咽喉要道。到了清朝，政府在這裡修築關樓，管理進出商賈，故又稱為禁門關。如今，不論碉門還是禁門關，都是天全縣城的代名詞。
距早就蕩然無存的禁門關不到一公里的地方，有一家開設在一棟極為簡陋的老房子里的小吃店。小吃店沒有店招，因旁邊是川藏公路上的一座大橋，人們便把它稱為橋頭堡。這是一家十多年來一直長盛不衰的網紅店，店裡出售的食物只有兩種：雞湯抄手和麻辣雞塊。
「出了禁門關，性命交給天」，這是幾十年前天全背夫們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作為進入藏區之前的最後一站，出了禁門關，意味著從盆地進入高原，意味著道路越來越窄、越來越險，意味著不動聲色的高原和林莽里充滿令人窒息的殺機。
只有當背夫們順利地把茶葉背到康定，再背著康定的羊毛順著古道一步步走下高原進入盆地，遙遙地望見對峙如門的碉門時，一種劫後餘生的喜悅才會油然而生。於是，哪怕最貧困最節儉的背夫，也忍不住要到路邊店裡買一碗酒喝。
這種潛移默化的風俗，慢慢演變為後來許多自駕或是騎行入藏者的儀式：進藏前，在天全作最後的休整與補給，其間一定要到橋頭堡吃一碗熱氣騰騰的雞湯抄手。如是，一種壯行的感覺油然而生。出藏後，同樣的雞湯抄手又有了凱旋接風的意思。
15年前，我和兩個朋友坐在橋頭堡吱吱呀呀的木樓上。樓下，幾十隻剛從鄉下收來的土雞不時在籠子里發出傲慢的長鳴。我們就著麻辣雞塊和雞湯抄手，痛飲當地出產的獼猴桃酒。酒後，我開始為漸行漸遠的天全背夫撰寫那篇後來勒石於甘溪坡的《古道背夫銘》。
如今，西康高速已經通車，天全就位於高速路旁；正在修築的川藏鐵路，也將在天全設站。曾經充滿喧嘩與騷動的甘溪坡，遠離了高速和鐵路，孤零零地掩埋在一片翠綠的林子里。只有對這段歷史感興趣的人，或許還會專程繞道而來。他們順著陡峭的山路盤旋而上，走進村莊，觀看一番，感慨一番，爾後離去。
高大的石碑下，一種古老的生存方式已然落幕。甚至，正在被遺忘。
然而，正如我在撰寫碑文時認定的那樣，那群面目模糊，沒有留下姓名的背夫，我們有理由銘記他們，縱然他們已經隨著那條古老的商道消失在歷史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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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製：易艷剛 | 責編：張慧 | 校對：趙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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