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每個人都可能成為潛在的「殺人者」？

文化 05-18

最好的文藝作品，一定可以看見「作者情緒」。不是無病呻吟，不是懸浮於現實，而是真正地對這個世界有話說。最近完結不久的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就展露著這種充沛的作者情緒。

無差別殺人事件，僅僅是故事的起點。施害者家屬與受害者及其家屬的創傷療愈、媒體暴力、對精神病患的偏見，這些才是真正要討論的。但結論很悲觀，所謂「我們與惡的距離」，其實是，我們與惡沒有距離。

身為受害者母親的宋喬安，同時也是「殺人者」。擔任著新聞台副總監的她，一次次任由罔顧真相、一味迎合受眾的新聞報道釋出。在無差別殺人事件的殺人犯妹妹看來，以宋喬安為代表的媒體，殺的人並不比她哥哥少：「你們拿被你們踐踏的媒體權任意斷定人……你們可以隨便貼別人標籤，你們有沒有想過，你在無形之中也殺了人！

而這部劇每集的開端，我們又會看見另一些「殺人者」。就是那些在熱門新聞事件底下，發表著激烈留言的部分網友，那些一個個擺出全知全能的審判姿態的衛道者們。但就像劇中的律師王赦質問的：「什麼是好人，什麼是壞人，你有標準答案嗎？誰有標準答案？」

有時候，衛道者也是「殺人者」。

《我們與惡的距離》

為什麼，每個人都可能成為潛在的「殺人者」？

半個多世紀前的《倒扣的王牌》，放在今天看，毫不過時。記者丘克有著敏銳的新聞嗅覺，但他要做的，並不僅僅是忠實描摹事實，而是製造真相。事情的起因是，利奧被困山洞，但丘克為了儘可能榨取這則新聞的利用價值，與當地警方結成利益集團，採取錯誤的施救方案延長援救時間，最終釀成慘劇。原本可以獲救的利奧，卻被硬生生拖過了最佳救援時機。

《倒扣的王牌》

影片里最荒謬的一幕，是利奧的出事地點——一個荒涼的山谷短短時間內變成了一個巨大的遊樂場，因為這則摻雜著巨量人工成分的新聞，各色人等匯聚於此。

到底是誰殺死了利奧？是丘克，是瀆職的警察與救援隊，還有無數被這則新聞吸引的看客們。儘管這其中的每個人都會聲稱，他們從頭到尾，無意殺人。但結果是，他們不自覺地成為殺人者，或殺人者的幫凶。

更可怕的是，有時候，「殺人者」還自視為正義者。

《狩獵》

電影《狩獵》的男主角盧卡斯受冤，背上了性侵女童的罪名。就這樣，他成了小鎮的「全民公敵」。而似乎正因他是罪人，每個人好像就變成了天然的審判者與執法者。他們殺死了盧卡斯的愛犬，他們毆打盧卡斯……整個小鎮成為一個獵場，而盧卡斯正是那頭被獵槍對準的無辜麋鹿。在觀眾看來，小鎮居民是惡的化身，是人性暗黑的極致展現。但對小鎮居民來說呢，他們不過是在替天行道，是良知與正義感的自然流露。

旁觀者看來乖謬無比的行為，在當事者眼中，從來是邏輯自洽、心安理得、光榮正確的。

還記得《盲山》里的那些村民么？被拐賣的女大學生白春梅，為什麼逃不出這個村落？因為太多的村民統統站在了白春梅「丈夫」這邊，而這個所謂的丈夫，準確地說，只是一個非法的「購買者」。所有有可能救助白春梅的村民，統統成為了囚禁白春梅的看守者。這才是真正的絕望。所謂「盲山」，其實是心盲無明。

《盲山》

為什麼叫「我們」與惡的距離，而不是「我」與惡的距離？因為，那些輕易滑向惡之深淵的情況，從來不是個例，而是從古至今的集體淪陷。

在社會心理學家勒龐的筆下，這種極易滑向邪惡的「群體」，無涉理性思考，行動起來倒是很麻利，「群體行為的結果看上去非常惡劣，但參與其中的個人的動機，卻很可能與卑鄙邪惡的私慾絲毫無涉。」這些描述，統統來自勒龐那部知名的著作，英文名為「the crowd」，而中文則譯作了帶有明顯貶義色彩的「烏合之眾」。中性的「群體」一詞，其實更叫人們警惕與惡的距離，但誰會認為，自己這一生與「烏合之眾」沾邊呢？

當年那些納粹成員，會認為自己在作惡么？而納粹的「浪潮」，有可能會在今時今日，捲土重來嗎？身為教師的賴納，給出的答案是肯定的，而教室里的多數學生當然持相反觀點。為此，一場實驗拉開序幕，要證明的就是，我們與惡的距離有多近。結果是，實驗成功了，賴納的預言成真了，新時代純良的少年們，重蹈舊世紀納粹的覆轍。個體的自由與尊嚴，霎時間覆滅，無條件順從「群體」才是正確。